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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5月12日，中美就關稅戰達成為期90天的“休戰”協議，雙方摩擦暫時降溫。然而，貿易沖突的緩和并不意味著兩國結構性矛盾的消解，也并不意味著特朗普推動制造業回流、對華戰略脫鉤的方針有所改變，中美圍繞金融、地緣政治、科技領域的綜合性、制度性競爭仍在持續。在中美日內瓦聯合聲明發布的次日，美國就宣布禁止使用華為昇騰AI芯片。

近期，鄭永年教授接受《解放日報》《中國經濟周刊》等多家主流媒體采訪，就中國如何利用國內市場和完整的產業體系抵御外部沖擊、應對全球供應鏈震蕩等話題分享看法。他指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要堅定不移辦好自己的事。短期內，要減少市場震動，多措并舉穩就業、穩企業、穩市場、穩預期，有效穩住經濟基本盤，包括穩定股市等；中長期，要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斷釋放內部潛力，把區域大市場、統一大市場建設好。

鄭永年：政府應對企業“抓小放大”

2025年5月16日《解放日報》

近日，鄭永年教授接受《解放日報》采訪，圍繞怎樣以“新三駕馬車”為中國積蓄內生動能、中國經濟如何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等話題分享看法。

鄭永年教授指出，如中國這樣大的體量，要成為發達經濟體，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實現基于科技創新、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避免被“中等收入陷阱”長期鎖定，就必須基于“新三駕馬車”來探求突破之道，即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和金融服務。

當今世界，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從“新三駕馬車”的框架來看，建立大科研體系、實現產學研一體化是需要著重強調的目標，需要有機整合。

首先是人才層面。第一，不能只看到有“帽子”的學術人才，還要挖掘杭州“六小龍”創立者這一類的人才。第二，需要系統性的體制改革，將原來互不連通的眾多實驗室從“多而不強”轉型為“又多又強”。第三，不能要求研究人員都是“全才”（既做基礎科研、應用轉化，又能籌措資金），這不利于打好科研基礎。

他表示，今天的中國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領域仍出現大量的原創性技術流失，這導致新的經濟活動不足，引發“內卷”。破解之策就在于，以創新變量催生發展增量。這里有兩個重點：一是確立大科研體系；二是進行試驗區式的改革，即設立“科研特區”。

鄭教授認為，下一步，可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具有良好創新生態的區域，根據不同技術領域的需要，設立各類科創特區，繼而向周邊地區輻射和擴散。在條塊管理體制上注重“塊”，在這些改革的“塊”上，國家可以賦予其基于“新三駕馬車”之上的、有利于深入實現產學研一體化的各項政策，在引領未來產業的同時，還能夠賦能現有產業。

他表示，杭州“六小龍”就可以看作是“塊”改革的成功案例。他進一步分析指出，杭州的模式是一種“導師制”，踐行了“抓小放大”政策。目前，中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和金融系統往往傾向于支持大企業而忽視中小企業。同時，一些大企業壓榨上下游供應鏈，使中小型企業難以生存。因此，政府目前應該著手于“抓小放大”。

在杭州的獨角獸、準獨角獸企業中，“專精特新”企業共241家，占54.6%。圖源：新華社

他表示，近年來，在杭州、深圳、上海等地，大量新興產業領軍企業不斷涌現，引領中國走進“技術引領發展”的新階段。這里面，創新人才的涌現至關重要。對各級政府而言，著力點應當放在構建有利于人才成長和發展的生態環境上，結合自身發展稟賦優勢，因地制宜地優化人才培養和引進政策。城市人口越年輕，創新程度越高。年輕人往哪里走，哪里的科技發展就會更好，這是年輕人用腳投票的現實選擇。

進一步看，中美之間在新一輪產業革命上的競爭，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一個核心問題。中國要堅定不移辦好自己的事。短期內減少市場震動，如多措并舉穩就業、穩企業、穩市場、穩預期，有效穩住經濟基本盤，包括穩定股市等；中長期，還是要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斷釋放內部潛力，把區域大市場、統一大市場建設好。

鄭永年：既不能向特朗普投降，也不能放棄他帶來的機遇

2025年5月16日大灣區評論

近日，鄭永年教授在公眾號“大灣區評論”上發表文章，圍繞特朗普對中美關系和世界秩序的影響，探討了美國自由主義危機、特朗普政策的現實主義傾向以及中國應如何在復雜國際局勢中兼顧國家和國際利益。

鄭永年教授指出，中美經貿高層日內瓦會談取得了實質性進展，但西方媒體卻充斥著批評之聲。對于西方自由主義而言，特朗普實際上給搖搖欲墜的“自由國際秩序”帶來了一記重擊。

中美經貿高層會談在瑞士日內瓦舉行。圖源：路透社

鄭教授認為，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它們共同的敵人正是自己一直信仰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西方經濟理論將經濟視為“自治”和“獨立”的領域，導致國家內部經濟與社會之間高度失衡。一旦遇到內部困難，西方便傾向于團結一致，對外打壓挑戰者，這種做法實際上宣告了自由國際秩序的終結。這進一步反映了西方思想的墮落及其相關國際格局的衰落，揭示了西方文化中彌漫的衰敗心態。

他指出，相較于西方傳統政治人物，特朗普的所有行動都赤裸裸地以利益為導向。正是由于其對利益追求的“異類”性質，他的思維和行動撬動了美國內外政策的變化。

首先是在意識形態層面。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事務，特朗普幾乎毫無意識形態色彩。在幾乎所有問題上，他的外交語言核心始終是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

其次是對戰爭的厭惡。對特朗普而言，凡是能夠通過經濟手段解決的問題，都沒有理由訴諸戰爭。

法國總統馬克龍3月2日采訪時表示，由于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立場，歐洲國家變得孤單，無法再像以前一樣依賴北約。圖源：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特朗普的“異類”性質也表明了他本人及其政策的脆弱性。對中國而言，我們需要注意特朗普道德正當性的缺失以及其政策多變性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同時，我們也不可輕視特朗普基于“實事求是”而非意識形態制定政策的影響。最后，我們既不能向特朗普屈服，也不能放棄他所帶來的任何機遇。

在當今的國際局勢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單獨構建一個新的國際秩序。新國際秩序的理性并非源于任何一個人或國家，而是各國互動與參與的結果。對于中國來說，無論是否喜歡特朗普，可以確定的是，特朗普是一個我們必須打交道的對象。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應當跳出簡單的“誰贏誰輸”或“誰贏得多誰輸得多”的思維。我們不僅要追求國家利益，也需要兼顧國際利益。只有將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相結合，中國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大國。

鄭永年：單邊開放的范圍應不斷擴展到更多領域

2025年5月16日《中國經濟周刊》

近日，鄭永年教授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就中國如何利用龐大的國內市場和完整的產業體系抵御外部沖擊、應對全球供應鏈震蕩等話題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鄭永年教授指出，在貿易戰背景下，中國主要面臨的是生產過剩的問題，需要通過促進經濟內循環實現有效暢通。以浙商為例，浙商企業遍布全球，因此，當貿易戰來臨時，它們對美國市場的依存度已經不再那么高。美國不再是唯一的市場。目前，國內也有許多平臺企業組團采購，這不僅是平臺企業自身的調整，也是各地政府配合下的新改革動向。

數據顯示，浙江外貿企業積極開拓新興市場，成效明顯。1-4月，全省對歐盟、東盟、拉美等主要市場分別進出口2627.8億元、2594.8億元、1814.7億元，分別增長10.3%、10.9%、4.8%。圖源：央視網

他表示，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總數有4億多人，要解決的正是流通問題?，F在中國的新技術、新產品越來越多，一方面可以搶占市場、突破制裁，另一方面還能引領消費。這說明外部環境的變化，有望真正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鄭教授指出，在出口美國市場受阻的背景下，中國正更大力度把握住廣交會等對外開放合作平臺，推動中國商品、中國品牌走出去。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從中低端到中高端的技術都有基礎。

最后，他認為中國單邊開放的范圍應該不斷拓展到其他領域中。中國企業可以超越采購制成品的視角，在鞏固上游中游優勢環節的基礎上，更多地考慮將產業鏈供應鏈向東盟國家延伸，在給當地經濟體帶來就業、產業發展、稅收的同時，也更進一步提升中國企業、中國制造在當地市場的認可度。

鄭永年教授通過考察浙江出海東南亞的公司發現，一些企業一味搞價格戰，因而不受當地歡迎。他建議，企業“出海”應當往高端競爭，這樣發展的空間才是無限的。

鄭永年：將灣區打造為國家戰略與國際規則銜接的核心樞紐

2025年5月16日大灣區評論

近日，鄭永年教授受邀參加由中共深圳市寶安區委組織部主辦、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級公共管理研修項目中心承辦的“協同發展帶動能力與灣區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并在會上以“百年變局下的大灣區發展前景”為題開展了講座。

鄭永年教授作專題講座

鄭永年教授在演講中基于中美經濟失衡與全球再平衡趨勢，分析了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機遇：深圳憑借人工智能與生物醫藥的融合優勢占據第四次產業革命先機，需以全球視野布局創新；大灣區應突破區域競爭局限，通過優化要素配置、提升消費能力推動經濟均衡發展。

他提出，面對地緣政治變局，需跳出中美零和博弈邏輯，通過制度創新、產業升級和協同機制構建可持續范式，將灣區打造為國家戰略與國際規則銜接的核心樞紐。

鄭永年：中國反對關稅霸凌的做法得到了很多國家的支持

2025年5月13日《經濟學人》

近日，《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報道引述了鄭永年教授關于 中美貿易談判階段性成果的看法。

隨著中美貿易談判取得階段性成果， 中國的GDP增長預期也隨之回升。鄭永年教授指出，（面對美國關稅霸凌）總得有人站出來對霸權說“不”。中國的做法贏得了許許多多國家的支持。

鄭永年：應對地緣政治變化的策略在于分散

2025年5月6日鳳凰網視頻

近日， 鄭永年接受鳳凰網深圳的采訪，探討新形勢下中國企業出海的機遇與挑戰。

鳳凰網深圳專訪鄭永年教授（視頻）

鄭永年教授指出，應對地緣政治變化的策略在于分散，不能“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在開展業務時，必須了解當地的地緣政治、經濟、家族勢力以及NGO等各種因素，風險點認識清楚后，才能穩妥地“走出去”。他表示，對于中小型民營企業而言，地方政府的支持可以大大降低這些企業的出海成本并減少風險。

目前，中國與東盟自貿易區3.0的實質性談判已經結束，未來中國企業可以在“10+1”基礎上布局產業。全球服務中心（Go Global）應整合分散在各部門的服務，為企業提供一站式服務，形成可復制、可擴散的模式。

鄭教授指出，粵港澳大灣區的深港融合具備全球領先的三大核心競爭力：一是內地九個城市和香港的基礎科研能力，二是深圳、東莞和惠州的應用技術轉化能力，三是香港的國際金融服務。如果大灣區能夠實現深港融合，將具備強大的技術創新和產業轉化能力，完全有條件比肩美國硅谷至德克薩斯的科技走廊。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鍇

審校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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