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巫英蛟 劉虎

近期爆火的公安局長楊紹文。網易新聞截圖

2018年7月至2025年4月擔任四川省內江市政府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的楊紹文，近期因“抓捕因拒拿7500萬給其拍宣傳劇的退休功勛警察”事件爆火。而正在四川高院申訴的一起問題“涉黑”案，亦被指由其親自擔綱。

01

掃黑風暴下的“獵物”

問：你所謂的李中全是黑社會大哥是什么意思?

答：李中全就是一個黑社會的組織者、領導者。

問：你是否有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事實?

答：我有，我是參與了李中全組織、領導的黑社會性質組織。

問：你是否愿意認罪認罰?

答：我愿意認罪認罰。

問：你在李中全組織、領導的黑社會性質組織中是一個什么級別的地位?

答：我認為我只是李中全黑社會組織的一般參與者。

從部分案卷筆錄來看，這些被定性為“黑社會成員”的人似乎個個都是“法律通”，對“黑社會性質組織”“一般參與者”等專業法律概念張口就來，且態度“端正”，紛紛表示認罪認罰。這樣的“標準化”供述不免令人心生疑問。

2021年7月，四川內江市資中縣民營企業家李中全突然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隨后，檢方公訴指控他系“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主犯，并疊加故意傷害、強迫交易、尋釁滋事、敲詐勒索等十余項罪名。2024年6月，案件終審落定，李中全被判處無期徒刑，個人全部財產遭沒收。

圍繞本案的諸多核心事實、關鍵證據及辦案程序，社會上一直存在嚴重爭議。大量村民、公司員工、出庭證人及辯護人紛紛提出質疑：這場高調推進的審判，究竟是在懲治真實存在的黑惡犯罪，還是在為政法系統“掃黑除惡”KPI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績單？

李中全，1973年生，出身資中縣普通農家，上世紀90年代靠小本生意起家。2000年以后，他逐步將產業擴展至貿易、建筑、工程承包等領域，名下資中縣廣匯食品肉類有限公司（下稱“廣匯公司”）、資中縣逸騰貿易有限公司（下稱“逸騰公司”）等企業曾為當地提供上百個就業崗位，依法納稅數千萬，并參與多項地方工程建設。

案發前的李中全。受訪者提供

根據多份村民聯名信記載，自2008年至2019年間，李中全曾多次出資支持家鄉公益事業：個人捐資修繕村路，出資幫助村小學建校舍，設立困難戶救助基金，幫助不少低保家庭渡過難關。然而，2021年“掃黑除惡常態化”督導在四川展開后，李中全突然成為地方政法系統重點“獵捕”對象。

同年7月，時任內江市公安局局長楊紹文親自掛帥，成立專案組開始大規模抓捕行動，李中全及張彬、張軍等26人被迅速控制。

內江市檢察院指控稱：自上世紀90年代起，李中全糾集并帶領張彬、張軍、姜海軍（已死亡）、饒峻福（已死亡）等人多次實施暴力及其他違法犯罪活動，在資中縣逐步形成“惡名”，并借此網羅社會閑散人員，通過非法手段牟取經濟利益，最終發展為一個“以李中全為組織者、領導者、以雄厚經濟實力支撐的黑社會性質組織”。

檢方著重指控了一起發生在1997年的命案，認為這樁舊案奠定了李中全在資中縣的“社會大哥”地位。《起訴書》稱：1997年11月30日下午，李中全與姜海軍受人之托前往資中縣公民鎮調解糾紛，盡管當天糾紛并未升級，但當晚的一場飯局卻演變成致命悲劇。

據一審《刑事判決書》認定，當晚李中全等人在楠木寺聚餐時，易貴兵、王勇等人乘出租車趕來找他。飯后，李中全駕車載著易貴兵、姜海軍及出租車司機劉吉明返回資中。行至楠木寺“周在和餐館”時，餐館內人聲嘈雜，他們便臨時停車查看。李中全率先進入餐館，姜海軍和易貴兵緊隨其后。

內江市檢察院。巫英蛟 攝

根據控方的指控，餐館內，張軍（被害人，與另一起被指控案件被告人張軍同名）正在酒后失態。李中全上前質問，雙方發生爭執。張軍突然出手，扇了李中全一耳光。李中全隨即怒喊：“給我弄！”話音剛落，姜海軍便掏出隨身攜帶的火藥槍，朝張軍頭部開槍，張軍當場倒地。

隨后幾人倉促離開，途中李中全還責備姜海軍不該朝頭部開槍。張軍因顱腦重傷，經搶救無效于次日身亡。法醫鑒定認定其系火藥槍擊中頭部致死。案發當晚，警方立即展開調查并對李中全、姜海軍發出《通緝令》。李中全逃往上海等地藏匿多年，姜海軍則輾轉逃至新疆，最終于1999年3月2日被發現死于米泉市（原昌吉回族自治州下轄縣級市，2007年與烏魯木齊市東山區合并為烏魯木齊市米東區）一間出租屋內。

案發后，李中全曾定期向姜海軍家屬支付生活費，每月400至600元不等，直至其兒子成年。檢方認為，這一行為系“安撫和維系組織成員”的手段。

2023年3月，內江中院一審以“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及故意傷害、敲詐勒索、強迫交易等13項罪名數罪并罰，判處李中全無期徒刑，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02

自相矛盾的“重啟槍案”核心證據

李中全的無期之判，完全建立在二十多年前的那起命案之上。故意傷害張軍致死一事，是李中全被判處無期徒刑的依據。

這起跨越二十余年的槍擊案，法院的裁判是否真正“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從多份證據材料來看，法院在證據采信和事實認定上存在一系列嚴重問題。

“矛盾之處未獲合理解釋，有利證據未被重視，關鍵事實以推斷代替查證。”律師吳丹紅的辯護意見認為，整個案件定罪的根基，正是一個高度存疑的核心情節：李中全是否曾口頭指使姜海軍開槍？

法院認定，李中全在案發現場喊出“給我弄”，并以此作為他構成故意傷害罪的關鍵證據。但多份現場證據卻指向相反方向：1998年3月16日的訊問筆錄中，李中全明確表示，自己“尚未反應過來槍就響了，根本沒有說話的機會”；與事發現場僅兩米之隔的證人牛斌在詢問筆錄中同樣證實，李中全在被張軍掌摑后“沒有還手、沒有罵人、也沒有任何喊話”；另一名證人龍華仙也表示，案發當晚未曾聽見任何喊話。

吳丹紅律師指出，這些證言與李中全本人供述相互印證，足以證明其并無任何口頭指令或動作。一審、二審庭審過程中，這些證據均被重點出示，但判決書對此卻只字未提。

內江市中院。巫英蛟 攝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出庭作證的王建明確表示，其庭前筆錄中“聽到給我弄”的內容并非本人陳述，而是由辦案人員寫入，其原話是“不曉得他喊了沒有哦，因為大家都在擺，我記不清楚啥了。”然而法院卻以“王建未作合理解釋”為由，認定庭前筆錄更具可信度，將王建的當庭陳述完全否定。

吳丹紅律師認為：“無論庭前還是庭審現場，王建都沒有承認過聽到‘給我弄’，這是客觀事實。但法院卻故意無視、曲解這一點。”

至于唯一聲稱“聽見喊話”的宋永祥，其證言更顯脆弱：他并不在案發現場，且案發當年司法機關并未采信其證言作為定案依據。被告人一方質疑：“當年搜集的所有證據都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何以用二十多年后早已模糊的記憶證詞來推翻彼時結論？”

除了“喊話”爭議，法院還認定李中全與姜海軍存在“共同故意”。吳丹紅律師反駁稱：李中全與張軍之間并無過節，甚至素未謀面；與姜海軍也只是普通朋友關系。李中全多次供述自己完全不知姜海軍攜帶槍支，無論1998年的訊問筆錄還是2022年的再審筆錄，口徑始終一致。但法院卻以“應當知道”為依據認定其共謀，卻無法提供任何直接證據。

更令人困惑的是，判決書一方面認定李中全“事后責罵姜海軍”，另一方面又無視這一行為本身否定共謀的含義，徑直將他定性為“共犯”。李中全表示，案發后自己與姜海軍再無任何聯絡，也沒有任何串謀證據。

值得注意的是，李中全早在2002年就已進入司法處理程序。當年他主動自首并配合偵查，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后，資中縣檢察院因“證據不足”，建議警方撤回移送起訴，案件至此終結。按照《刑事賠償司法解釋》和《刑法》第88條第一款相關規定，這類已撤回起訴且超過追訴時效的案件原則上不得再次追訴，除非存在故意逃避偵查等情形。但李中全在此期間既未潛逃，也無干擾司法之舉。重啟追訴程序，顯然背離了司法終結原則。

2002年，李中全故意傷害案因“證據不足”被資中縣公安局撤案。受訪者提供

然而，二審法院卻據稱援引“2000年公安機關曾以故意殺人罪批捕，李中全再度潛逃”為理由，認定其不受追訴時效限制。問題在于，這一“關鍵事實”在庭審中既未公開出示證據，也未經過當庭質證，卻憑空寫入判決書，程序嚴重違法令人瞠目。

認定被告人有罪必須“排除一切合理懷疑”。辯護人認為，本案恰恰處處充滿合理懷疑——從“喊話”真偽，到“共謀”邏輯，再到“追訴”程序，無一被排除。

03

時任副縣長出庭作證的屠宰場故事

“縱觀本案，公訴邏輯是以一樁二十幾年前的陳年舊案為引線，通過一連串模糊不清的證言及企業行為的重新定性，將李中全等人整體歸入‘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范疇，最后再羅織一系列罪名，使其配得上黑社會身份。”辯護律師吳丹紅指出，在所有被指控的罪證中，水南鎮生豬屠宰市場“強迫交易”案，堪稱事實認定錯誤最嚴重的一部分。

法院認定：1995年，李中全與張彬在四川資中縣水南鎮李五溝村合伙開設生豬屠宰場。為爭奪豬源，兩人指使手下毆打、恐嚇豬販，強行攔截前往其他屠宰點的貨源，并將生豬押往自家屠宰場宰殺，由此逐步積累起“惡名”和地頭勢力。

2004年8月，李中全通過“打招呼”、逼退競爭者的方式，以120萬元價格取得水南鎮生豬定點屠宰經營權。隨后，他被指控要求張彬向鎮內豬肉攤販“統一打招呼”，強制要求只能在其控制的屠宰場宰豬，不得引入外地白條肉。

為立規矩，張彬先后處罰兩名拒絕服從的攤販邱遠國、李永川：沒收其全部外地豬肉貨品，并禁止其采購屠宰場出品的豬肉，致使兩人無肉可賣被迫停業。據指控，鎮內40余名豬肉攤販被迫繳納每人1萬元以上屠宰費，合計金額高達380余萬元。

公訴方還稱，2007年至2018年，李中全通過對屠宰市場的控制累計非法獲利1630余萬元。其間，福元肉類食品有限公司（下稱“福元公司”）因無法突破李中全的“市場壁壘”，一直無法在水南鎮正常開展屠宰業務。

然而，李中全、張彬、張軍等多名被告人在庭審中均明確表示，他們從未攔截豬販或爭搶豬源，豬販完全有權自由選擇屠宰場，經營活動并未受到限制。

涉案屠宰場早已關閉多年。巫英蛟 攝

辯護律師指出，法院所依據的證據主要是劉玲、劉偉、甘代友等幾份內容高度雷同的筆錄。“這種表述整齊劃一，不合生活經驗邏輯，明顯存在模板化問題。”他認為，李中全并未壟斷資中縣生豬屠宰和銷售市場，所謂“強迫交易”的事實根本不成立。

根據多名證人回憶，公安機關要求攤販到公安局“配合調查”，如果不按辦案人員要求作筆錄，就不許離開。“這些內幕是證人們在我們調查取證時親口告訴的。”吳丹紅稱，“后來內江公安又去威脅這些證人，說如果不聽話，就會把他們從被害人變成被告人。”

事實上，早在2004年，生豬屠宰權就由資中縣政府組織公開競拍，以規范市場、推動定點屠宰場建設。李中全中標后，按政府要求投入六七百萬元建設屠宰設施。包括張義國、余常君等原屠宰戶在內的業內人士均認可，中標者需向原屠宰戶支付合理補償，李中全也確實多年持續補償相關人員，且過程中無人提出異議，更無人稱受到“強迫退出”。

所謂“禁止外地豬肉流入市場”以及“強迫攤販只能在其屠宰場宰殺生豬”的指控，與當時行業慣例嚴重背離。律師在法庭上稱，李中全取得水南鎮唯一合法屠宰權后，屠戶選擇其屠宰，本就是延續了長期存在的區域劃分習慣。部分屠戶反映屠宰費略高，但這是政府拍賣屠宰權、統一市場管理的直接結果，與個人行為無關。李中全和張彬均明確供述，外地合法來源的豬肉并未被禁止流入市場。

關于2012年福元公司需向廣匯公司支付每頭生豬60元補償款的指控，辯方強調這并不存在強迫行為。2011年國家對屠宰行業啟動升級改造政策，福元公司主動提出與廣匯、常宏兩家B級資質公司合作，由資中縣政府牽頭協調。由于廣匯公司等的屠宰權尚未到期，補償機制系三方協商結果。時任副縣長李勇亦出庭證實：這是福元公司主動提議，政府認可后召集三方形成合作方案，并明確要求不得因此抬高豬肉價格。

二審期間，多名證人重新出具證明材料，卜勛祿、賀賢城、汪林、卜興文等人均明確表示，李中全、張彬在生豬屠宰期間從未強迫收取任何費用，也不認識所謂“同伙”周綠金、易貴兵等人。

更嚴重的是，多名出庭證人當庭揭露，自己在公安機關的筆錄內容根本不是本人陳述，而是偵查人員代寫。王建、魏忠成均稱，辦案人員存在誘導、威脅行為，甚至部分證人不識字，卻在筆錄中稱“具備閱讀能力”。

內江市公安局。巫英蛟 攝

例如，證人李萬明在2023年11月15日的訊問筆錄中明確表示自己“識字不多、眼力不好”，只能依賴偵查人員宣讀后簽字。然而，在2022年2月17日的另一份筆錄中，卻寫著“我有閱讀筆錄的能力”，“以上筆錄我看過，與我所述相符”。字跡歪斜，內容完整，顯然與其文化水平不符。

“這類疑點并非孤例，而是廣泛存在于一審采信的關鍵證據中。”吳丹紅律師指出，“即便如此多的證人出庭推翻庭前筆錄、揭露偵查機關違法取證，二審法院仍然選擇采信庭前筆錄，完全忽視當庭作證的澄清，導致案件事實被嚴重扭曲。”

吳丹紅強調，這種證據采信的重大偏差直接導致案件事實被錯誤認定，從而錯誤地將李中全定性為構成“強迫交易罪”。

04

遭“背刺”的認罪認罰者

李中全的親屬認為，本案的指控邏輯，是將原本毫無關聯的不同時期案件、不同被告人及個別偶發事件強行拼湊到一起，統一認定為“組織犯罪”。甚至連二三十年前已經定罪量刑、處理完畢的舊案也被重新翻出“湊數”，制造出所謂同時具備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四大特征”的假象，最終讓李中全及所有被告人都背上“黑社會成員”的罪名，導致二十六個家庭遭受重創，妻離子散。

“從庭審調查來看，偵查人員在訊問過程中，對李中全存在刑訊逼供、指供、誘供。”李中全親屬稱，辯護人已多次向公訴人和法院提供刑訊逼供的線索，但公訴機關從未履行舉證責任去證明訊問合法性，“公安機關甚至連同步錄音錄像都無法出示，借口說設備壞了。”

更為嚴重的是，對其他被告人的庭審發問中也發現，許多筆錄中指認李中全的有罪供述并非本人陳述，而是偵查人員自行寫入。

“雖然不少被告人簽了認罪認罰協議，但他們真的理解自己是‘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嗎？顯然不是。”辯護律師吳丹紅稱，許多被告人當庭表示，因長期羈押、只希望盡快結束，才被迫簽字。例如——

王東林:我不認可加入黑社會，公安的人說認罪認罰就不追究涉黑刑罰。

法庭:為什么認可參加黑社會?

呂川:不知道有黑社會組織存在，我就是該坐牢就坐牢，坐完了就可以早點回家。

曾全安:“無論朋友還是員工安排的事情都必須照辦”這句話我也不知道怎么出現在筆錄上的。我沒說過。

法庭:為何認罪認罰?

曾全安:辦案單位說強迫交易沒關系，你總要認一個，關久了不認怎么行呢?法院判有黑社會組織罪你的罪名才會成立，不判就就不會。所以我認罪認罰了。

官正祥:李中全從未指使過我做違法犯罪的事情，有事也從未向李中全匯報。

法庭:為何認罪認罰?

官正祥:我孩子還小，法院怎么判我就怎么認。

張選彬:我和李中全根本就不認識，也從未見過。我不知道為什么成了黑社會組織成員。不認罪也沒辦法，家里也有老有小。因為是國家的法律，我辯解也沒用，只能認最認罰。

認罪認罰的張彬和邱茂則在整個庭審過程避重就輕，拒絕回答律師的提問。

“更荒誕的是，幾名‘排名靠前’的被告人在被起訴前，檢察院承諾：只要認罪認罰，就不會被作為黑社會骨干成員起訴，因為相關事件已經過去二十多年，已過追訴時效。”吳丹紅說，這些人因此配合檢方作出不利于李中全的“證言”。“結果案件到法院后，檢察機關出爾反爾，又把他們起訴為黑社會組織骨干成員。”

吳丹紅律師認為，這些被告人其實并不清楚、也不認為自己加入過什么黑社會組織，更不知道所謂“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對他們及家庭將帶來怎樣的災難性后果。

“這個案子和《以法之名》里萬海被迫認罪認罰很像。”李中全的親屬認為：從所有指控內容來看，李中全既沒有與社會、政府對立的行為，也未曾意圖非法控制行業。《起訴書》中的其他被告人大多也只是普通打工人，如何能構成“嚴重危害社會”的黑社會組織？

“恰恰相反，李中全長期扎根家鄉，為地方經濟和民生作出了大量實實在在的貢獻，根本不是指控所稱‘欺壓、殘害百姓’的黑社會頭目。”

眾多曾經的屠宰場商戶、村民紛紛出具請愿書。受訪者提供

自上世紀90年代創業以來，李中全通過廣匯公司、逸騰公司等企業為資中本地提供了上百個就業崗位，創造了數千萬稅收，承接了多項基礎建設工程。更重要的是，他長期熱心公益，出資修繕村路、支持鄉村小學建設、設立困難戶救助基金，十余年從未間斷，這些善行在當地廣為流傳。

案發后，四百余名村民、公司員工及低保戶簽署聯名信并錄制視頻，力證李中全“為人和氣、樂于助人，做事誠實、真心待人”，從未有欺壓百姓或稱霸一方的行為。村民們尤其提到，他多次捐款捐物、資助貧困學生、修路修房，是鄉里公認的善人。大量聯名信中，百姓一致呼吁法院慎重裁判，勿錯判一位多年行善的企業家。

“李中全早年即使有犯罪記錄，但難道這就意味著他終身不能重新做人？”吳丹紅律師反問，“本案的定性，恰恰是將李中全創業前后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生階段生硬拼接，把早已處理完畢的舊案翻炒成罪名，不僅缺乏事實連貫性，也違反刑法‘罪責自負’的基本原則。”

更令人痛心的是，李中全企業里的普通員工也一并被打上“黑社會成員”的標簽。這種牽連式、整齊劃一的指控，不僅違背司法理性，也讓大量無辜者遭受沉重打擊。

2024年6月，四川高院作出終審判決：李中全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敲詐勒索罪、強迫交易罪、尋釁滋事罪、開設賭場罪、串通投標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虛開發票罪、賭博罪、催收非法債務罪、故意銷毀會計憑證罪、偽造印章罪、非法持有槍支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全部財產。

四川高院二審維持李中全無期徒刑，認為其嚴重危害社會。劉虎 攝

“總共沒收了大概一個多億，包括李中全妻兒的唯一住房也被沒收，孤兒寡母目前只能在外租房，實在太可憐。”李中全親屬悲憤地說，“就連他妻子8年的工資60多萬都被法院沒收，連孩子的壓歲錢也不放過！”

2025年5月，李中全的姐姐向四川高院提起申訴，請求該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對李中全等26人黑社會案立案再審，查明事實后進行改判。

“案件處理公正與否，不僅關乎原審被告人的前途命運，關乎這些家庭的存亡，更關乎人民群眾對司法審判公正的理解和感受！”《申訴狀》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