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芝奧之爭，奧派內部的爭論要激烈得多。 今天，我就來介紹一下這場爭論吧。 爭論的關鍵在于，倫理學，是不是奧派行動學的一部分，或者說，私有產權，這四個字，是否能進入奧派行動學的領域。 很多對奧派內部爭論不了解的人一看都傻了，奧派不是天天說要保護私有產權嗎？怎么還有這個爭論。 這個爭論很大，也很重要。 因為芝奧內部都有一種觀點，那就是科學應該是價值中立的。 而私有產權中的產權二字，是一種價值判斷，是一種擁有財產的正當性的判斷，比如，一個強盜搶走了你的財產，這個財產現在歸他支配，這是私有制，還是私有產權？這就是一種價值判斷了。 經濟學本身的確是不能進行價值判斷的，他只能說，搶劫的后果是什么？而不能說搶劫對不對。只說后果，這就是一種不存在價值判斷的功利主義判斷，但說這不正當，這就是一種包含有價值判斷的觀點。 這場爭論的雙方，是米塞斯和他的弟子羅斯巴德，以及羅斯巴德的弟子霍普。 所有的學生們，也就是不同的奧派，他們的爭論，本質上繼承于雙方不同的觀點。 我先要介紹一下，米塞斯當然也是自由主義者，也有倫理觀，也寫過《自由與繁榮的國度》一書，也有價值判斷，與羅斯巴德的區別其實是有的，他的倫理觀建立在 功利主義的基礎上， 強調的是行為的社會效果。

米塞斯自由主義倫理觀的核心思想是：

1、社會合作的必要性：米塞斯認為，人類理性認識到，通過勞動分工和和平合作，比通過暴力和沖突更能增進個人福祉和整個社會的繁榮。

2、理性選擇 ：個體通過理性思考，認識到尊重他人權利、遵守契約、不侵犯他人等行為，長遠來看最符合自身的利益，因為這能維護一個和平、穩定、可預期的社會秩序，從而使得經濟計算和長期投資成為可能。

3、“自律”的倫理觀 ：這里的“自律”指的是個體基于對行為后果的理性認知， 自愿選擇 遵守那些能夠促進社會合作和共同福祉的行為規范。這不是來自外在的強制命令（如神或國家），而是來自個體對自身長遠利益的考量和對社會運行規律的理解。

4、功利主義基礎 ：判斷一種行為或制度是否“好”，主要看它能否帶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或促進社會整體的繁榮和發展。私有財產、自由市場之所以是好的，是因為它們被證明是實現這一目標最有效的手段。

5、倫理的工具性 ：在米塞斯看來，倫理規則（如不偷盜、不欺詐）在某種程度上是實現社會繁榮這一最終目標的工具。如果人們普遍不遵守這些規則，社會就會陷入混亂，生產力會下降，最終損害所有人的利益。

總結一下，米塞斯的倫理是內生的、基于理性和經驗的、自律的，是個體通過理性認識到某些行為規范（如尊重私產）的社會效用，從而自愿約束自己。其驅動力是理性認知到的的自利，好壞的判斷標準是 行為的社會后果 。

倫理學部分，米塞斯部分繼承了兩種思想， 第一種是邊沁的 功利主義的最高標準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最大幸福在米塞斯看來，不可評估，但最大多數人，米塞斯是同意的。第二種是霍布斯的”叢林理論“，米塞斯在政府職能的理解上，與霍布斯接近，認為，如果沒有一個強迫收稅的強制壟斷政府來維護秩序，社會的合作將會崩解。

因此，米塞斯在對政府行為的倫理判斷上，依然堅持這一觀點，即認為，為了大多數人的物質利益（區別于邊沁的最大幸福），政府強制征收稅收是符合自由主義倫理的。

進一步，米塞斯也同意，在面臨強敵時，為了本國和平發展的社會總價值，為了大多數人的生產合作的持續，采取征兵（奴隸制）的方式抵御外敵，并不違背自由主義自律的倫理觀。

接下來談一下羅斯巴德的“客觀的他律原則”

羅斯巴德的倫理學基礎是 自然權利 ，主要繼承于約翰·洛克等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

其核心思想如下：：

1、自然權利的先驗性 ：羅斯巴德認為，某些權利是客觀存在的、先于政府和社會的，是人與生俱來的，可以通過理性發現。最重要的自然權利是 自我所有權 ，即每個人擁有對自己身體的絕對權利。

2、財產權的起源 ：從自我所有權出發，羅斯巴德推導出財產權。個體通過將其勞動與無主的自然資源相結合，從而獲得對這些資源的合法所有權。先到先得、自愿交易饋贈，以及自我所有成為了產權三原則

3、“客觀的”權利 ：這些權利和原則是客觀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偏好或社會習俗為轉移。它們是普遍適用的倫理規則。

4、“他律”的產權觀 ：這里的“他律”指的是這些道德法則是 外在于個體主觀意愿的客觀標準 。它們不是由個人或群體“決定”或“選擇”的，而是需要被“發現”和“遵守”的。這個“他”可以理解為客觀的自然法、理性本身所揭示的道德秩序。它不同于國家制定的法律（那是人為的“他律”），而是指一種不證自明或可通過邏輯推演得出的道德法則。

5、倫理觀基礎 ：行為的對錯取決于其本身是否符合這些客觀的道德原則（尤其是非侵犯原則），而不是僅僅看其后果。侵犯他人的自我所有權或正當財產，本身就是錯誤的，無論其可能帶來什么“好”的后果。

6、倫理的根本性 ：財產權和非侵犯原則是倫理學的基石，是判斷一切人類互動是否正義的根本標準。

總結 ：羅斯巴德的倫理是外在的、基于自然法和先驗理性的，個體必須遵守這些客觀存在的道德法則，否則就是違背了倫理規則，其驅動力是對客觀倫理真理的認知和尊重，其判斷標準是行為本身是否符合自然權利和非侵犯原則。

接下來，用一個表格總結一下主要區別總結
特點 米塞斯的“自律原則” 羅斯巴德的“客觀的他律原則” 倫理基礎 功利主義/結果主義 自然權利/道義論 規則來源 個體理性對社會合作效用的認知，是 內生的 “自我約束” 客觀存在的自然法，是 外在的 需要被遵守的“客觀法則” 判斷標準 行為的 社會后果 ，是否促進整體福祉和繁榮 行為本身是否符合 客觀的道德原則 （如非侵犯原則、財產權） 驅動力 開明的自利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對道德真理的認知和義務感 財產權證成 作為實現經濟計算、社會合作和繁榮的 有效手段 而被證成 作為 天賦人權 （自我所有權和家園法則的延伸）而被證成 “律”的性質 自律 (Autonomy) ：個體基于理性選擇的內部規范 他律 (Heteronomy) ：來源于個體之外的客觀道德法則 (Natural Law)

簡單來說：米塞斯會說：“我們應該尊重私有財產，因為這樣做能帶來最好的社會結果，使大家生活得更好。”這是一種基于后果的理性自律。

羅斯巴德 會說：“我們必須尊重私有財產，因為侵犯私有財產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它違背了人的自然權利。”這是一種基于原則的客觀他律。

盡管他們的倫理學基礎不同，但兩人都強烈支持私有財產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認為這是唯一能夠保障個人自由和促進社會繁榮的制度。

米塞斯更側重于其經濟效率和功用，而羅斯巴德更側重于其道德正當性。

兩派其實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米塞斯主義者指責羅斯巴德主義者是偽奧，因為將千人千面的價值判斷引入了奧派這一門價值中立的科學，破壞了奧派的科學性，變成了煽動價值對抗的價值主張者。

而羅斯巴德主義者認為，整個行動學大廈，就建立在產權之基礎上，自愿與強制、搶劫與交易，都是必須明確區分的，所有的分工合作理論，失去了對自愿與強制的判斷、搶劫與交易的區分，是無法構建這門學科的。

雙方的主要的辯論觀點如下：

先談羅斯巴德的觀點：

羅斯巴德在其著作，尤其是《自由的倫理》 和對米塞斯思想的評論中，闡述了這一批評。其核心邏輯如下：

第一，時間偏好是個體主觀且普遍存在的 ：
米塞斯本人在其巨著《人的行動》中深刻闡述了“時間偏好”這一人類行動的普遍公理。

即人總是偏好當下的滿足（或較早的滿足）甚于未來的滿足（或較晚的滿足），其他條件相同時，未來的商品相對于現在的商品會有一定的價值貼水。時間偏好的程度因人而異，有些人可能具有較低的時間偏好（更看重長遠利益），而另一些人則具有很高的時間偏好（極度看重眼前利益）。

第二、功利主義依賴于對長遠利益的認知 ：
米塞斯的“自律原則”實際上是一種開明的功利主義。它主張，個體通過理性認識到，遵守社會合作規范（如尊重他人財產、不侵犯）能夠帶來長遠的、更大的共同福祉，這反過來也符合個體自身的長遠利益。因此，個體“自愿”選擇遵守這些規范。

第三、高時間偏好者的“理性”選擇可能不同 ：

羅斯巴德指出，對于那些時間偏好極高的人來說，他們對未來收益的貼現率非常高。在他們看來，通過侵犯他人（如搶劫）獲得的即時滿足，可能遠大于遵守社會規范所能帶來的、遙遠且不確定的未來收益。

第四、理性計算的差異 ：

如果一個人只關心未來幾天甚至幾小時的生存和滿足，那么“和平合作帶來長遠繁榮”對他來說可能沒有吸引力。他的“理性”計算可能會得出結論：短期內的掠奪比長期的和平生產更有利可圖。

第五、無法保證普遍自律 ：

因此，僅僅依靠個體對長遠功利的認知來實現“自律”，無法保證所有人都做出“正確”的選擇。總會存在一些人，他們的時間偏好和處境使得他們認為侵犯行為在短期內是“理性”的。

第六、功利主義無法提供堅實的權利基礎 ：

羅斯巴德認為，如果權利（如財產權）的證成僅僅依賴于其社會效用，那么當某種侵權行為被認為能帶來“更大的社會效用”時（哪怕是錯誤的判斷），這種權利就可能被犧牲。例如，為了“社會穩定”或“多數人利益”而剝奪少數人的財產。

功利主義的“自律”是脆弱的，因為它最終取決于個體主觀的效用計算和對未來的預期，而這些都是易變的。它缺乏一個客觀的、不容侵犯的道德底線。

第七，需要客觀的、先驗的倫理原則 ：

因此，羅斯巴德主張，必須建立在客觀的、先驗的自然權利（尤其是自我所有權和非侵犯原則）之上。

這些權利不是因為它們“有用”才存在，而是因為它們是人作為人的本質所固有的，是可以通過理性發現的道德真理。無論個人的時間偏好如何，侵犯這些權利本身就是錯誤的。

接下來介紹米塞斯主義者的反駁。

第一、引入價值判斷就是偽科學

米塞斯嚴格區分作為科學的經濟學（尤其是他創立的人類行動學 ）和價值判斷。人類行動學描述人類行動的邏輯結構和規律，它是價值中立的。

例如，人類行動學可以說明價格管制會導致短缺，但它本身不說價格管制是“好”還是“壞”。

第二、自由主義的功利辯護是“假設性”的 ：

當米塞斯為自由主義辯護時，他通常會說： 如果 人們追求和平、繁榮和文明（他認為這是絕大多數人共享的目標）， 那么 自由市場和私有財產制度是實現這些目標的唯一有效手段。

在米塞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一書中的論證方式就是如此。它首先闡明自由主義的目標是促進物質福利和外部福祉，然后論證只有自由主義的政策（私產、自由市場、和平）才能達成這些目標。

甚至米塞斯說，如果強制管制他人的命令式計劃經濟能夠帶來社會繁榮，他會毫不猶豫地支持計劃經濟。

米塞斯主義者認為，自由主義不是絕對命令，而是工具理性 ，這種自由主義“自律”是工具理性的結果：為了達到A目標（繁榮），你最好采取B行為（尊重私產）。

米塞斯主義者認為，應該相信人類的理性能力。他認為，通過教育和經驗，人們可以逐漸認識到社會合作的巨大好處。那些無法認識到這一點或者因短期沖動而破壞合作的人，在長遠來看會損害包括自身在內的所有人的利益。

米塞斯主義者認為社會演化會達成繁榮的目標， 遵循合作規則的社會會比不遵循的社會更繁榮、更強大，這本身就是一種演化壓力，促使人們采納更“理性”的行為模式。

米塞斯主義者認為，他們并非完全忽視高時間偏好者可能帶來的問題。

在米塞斯的自由主義框架中，政府（守夜人國家）的一個核心職能就是保護生命、自由和財產，防止暴力和欺詐。這意味著，對于那些不愿“自律”而選擇侵犯他人的人，會存在一個外部的強制力量來制止他們。這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單純依靠“自律”的不足。

米塞斯的功利主義更接近“規則功利主義”，即我們應該遵守那些被證明能帶來最佳總體結果的規則（如財產權規則），而不是對每個具體行為進行功利計算。

所以，即使某個高時間偏好者認為單次搶劫對他有利，但普遍的搶劫規則顯然對社會整體不利，因此搶劫這個行為本身是被禁止的。

這時，羅派與米派的分歧的實質如下：

第一，是倫理基礎的差異 ：

米塞斯 ：側重于 后果論/功利主義 。行為的道德性最終由其促進社會福祉的后果來判斷。他的“自律”是基于對長遠后果的理性認知。

羅斯巴德 ：堅持 道義論/自然權利 。行為的道德性由其是否符合先驗的、客觀的道德原則（如非侵犯原則）來判斷，與后果無關或關系不大。

第二，對“理性”的理解 ：

米塞斯 ：理性更多地體現在對因果關系的理解和對長遠利益的規劃能力上。

羅斯巴德 ：理性除了工具性之外，還能發現客觀的道德真理。

第三、對“秩序”來源的看法 ：

米塞斯 ：和平秩序主要源于人們認識到合作的巨大利益而形成的“自律”，并輔以一個有限政府來強制執行基本規則。

羅斯巴德 ：和平秩序必須建立在對客觀自然權利的普遍尊重和強制執行（即使在無政府狀態下，也需要私法體系來執行非侵犯原則）。

他認為米塞斯的功利主義基礎不夠穩固，無法絕對地捍衛個人權利免遭侵犯，尤其是在面對高時間偏好者或多數人暴政的誘惑時。

總結一下羅斯巴德的批評 ：米塞斯試圖通過“自律”和“長遠功利”來證成自由秩序，但由于人的時間偏好不同，一部分人可能“理性地”選擇短期侵犯行為，這將破壞和平秩序。因此，需要一個不依賴于個體主觀效用計算和時間偏好的、客觀的倫理基礎——即自然權利——來作為和平秩序的磐石。

米塞斯主義者的回應是，雖然個體時間偏好不同，但社會整體的演化和理性教育會使大多數人認識到合作的益處，而對于少數破壞者，則需要法律體系來約束。

但這依然回避不了羅斯巴德的核心觀點：如果權利的根基是功利，那么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功利計算就可能壓倒權利。這正是自然權利論者所極力避免的。

準確地說，現有的羅斯巴德主義者也基本承認，羅斯巴德自由的倫理中對倫理的論證是粗糙的，是與行動學理論大廈沒有進行關聯的。

但米塞斯的自由主義倫理也一樣，是建立在一個大多數人總是偏好富裕這一經驗論斷上的，也沒有人的行動學理論的支撐。

這時，霍普出現了，羅霍支持者認為，霍普的論證公理解決了自然權利理論與奧派人的行動學理論的邏輯關聯問題。

于是又引發一輪爭論。

米塞斯主義者 的論點是：

人類行動學是一門關于人類行動邏輯的先驗科學。它描述的是“是然”（is）的問題，即人類行動的必然結構和規律，例如“手段-目的”結構、時間偏好、邊際效用遞減等。它不涉及“應然”的價值判斷，即什么是“好”的、“壞”的、“應該做的”。

倫理學屬于價值判斷領域：任何倫理規則，包括自然權利，本質上都是一種價值判斷，表達了人們認為什么是可取的、什么是不可取的。這些判斷無法從純粹的邏輯推演或事實描述中直接得出。

羅斯巴德的自然權利論，例如自我所有權或非侵犯原則，雖然聲稱是“客觀的”，但其起點（如“人擁有自己”）本身就包含了一個規范性的、價值性的斷言。這超出了人類行動學的范圍。

米塞斯的自由主義倫理是基于經驗的。米塞斯為自由主義辯護時，其前提是“大多數人總是偏好富裕、和平與合作”。這是一個經驗性的觀察，或者說是一個被廣泛接受的假設。基于這個前提，人類行動學可以揭示自由市場和私有財產是實現這些目標的最佳手段。這不是先驗的倫理推導，而是工具理性的應用：“如果你想要A（富裕），那么你應該做B（采納自由主義政策）。”

而羅霍主義者認為：

人類行動學揭示了行動的規范性前提，霍普的“論證倫理學” 試圖彌合“是”與“應該”的鴻溝。

他認為，任何參與論證的人，其行動本身就預設了某些規范性原則。例如，進行論證就意味著承認對方擁有自我所有權（否則無法自由思考和表達），并且承認非侵犯原則（否則無法進行和平對話）。

自我所有權是行動的先決條件。霍普認為，自我所有權不是一個隨意的價值選擇，而是人類行動能夠發生的邏輯前提。如果一個人不擁有自己的身體和意志，他就無法成為一個“行動者”。因此，承認行動的存在，就必須承認自我所有權。

霍普認為，非侵犯原則是社會合作的邏輯基礎。

任何可持續的社會互動，尤其是復雜的勞動分工，都隱含地依賴于對他人身體和財產的非侵犯。否則，社會將退化為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

羅霍主義者認為，“大多數人偏好富裕”的經驗觀察不夠穩固。

這種依賴的經驗前提（大多數人偏好富裕）雖然普遍，但并非邏輯必然。

如果存在一些人或文化不那么看重物質富裕，或者為了其他價值（如權力、征服、某種宗教理想）而愿意犧牲富裕，那么米塞斯的功利主義論證就會失去基礎。

而客觀的權利論則提供了一個不受這些主觀偏好影響的堅實基礎。

米賽斯主義者認為：

倫理規則是社會演化的產物或明智的約定，適用于自由社會的倫理規則（如尊重私產）是人類在長期社會互動中，通過經驗和理性認識到其社會功能而逐漸形成和接受的。它們是促進社會合作和繁榮的工具。

不存在一個先驗的、獨立于人類經驗和目標的“倫理法典”等待我們去發現。我們選擇遵守某些規則，是因為它們被證明是有效的。

個體遵守規則，是因為他們理性地認識到這符合他們（以及社會整體）的長遠利益。這是基于后果的考量。

羅霍主義者則認為：

倫理規則是可被理性發現的客觀真理；財產權、非侵犯原則等不是因為“有用”才成為倫理規則，而是因為它們是符合人類本性和理性邏輯的客觀道德要求。它們的有效性（即“有用性”）是其符合客觀道德真理的結果，而非原因。

行動公理本身就蘊含規范性。

霍普認為，行動公理（人行動是為了用手段達成目的）本身就具有規范性意涵。例如，為了行動的成功，必須尊重手段的所有權。而自我所有權是最初和最基本的“手段”的所有權。

“他律”源于對客觀原則的認知：遵守倫理規則不是（或不僅僅是）出于對后果的計算，而是出于對這些原則本身正確性的認知和道德義務感。即使在某些短期情況下侵犯權利“似乎”更有利，自然權利論者也會堅持不侵犯。

米塞斯主義認為，

功利主義倫理，是具備有靈活性與現實性的，基于經驗和結果的倫理更具靈活性，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它不需要訴諸難以證明的“天賦權利”。

訴諸“共同福祉”和“繁榮”比訴諸抽象的“自然權利”更容易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大多數人都希望過上更好的生活。

而自然權利論容易陷入教條主義，成為不可說服的價值判斷者，難以解決權利沖突或復雜情境下的倫理困境。

而羅霍主義者認為：

功利主義有明顯的脆弱性，如前所述，功利主義在面對高時間偏好者、多數人暴政或“緊急情況”時，很容易為侵犯權利辯護。它缺乏一個絕對的道德底線。

自然權利才具備有普遍性與穩定性。

自然權利基于人類的普遍本性，因此具有跨文化、跨時代的普遍性。它為個人自由提供了最堅固的保障，因為它宣布某些行為（如侵犯）本身就是錯誤的，無論其聲稱的“后果”如何。

而論證倫理學提供了先驗的起點。

霍普認為，論證倫理學通過分析“論證”這一普遍的人類行動，為自由主義倫理（特別是私有財產權和非侵犯原則）提供了一個無可辯駁的先驗基礎。任何試圖通過論證來否定這些原則的人，其行動本身就與他的言論相矛盾。

總結雙方的核心分歧點：

方法論上，人類行動學是否能推導出規范性倫理規則？

米塞斯主義者：不能。人類行動學是價值中立的。倫理是另外的領域，基于經驗、約定或假設性目標，行動學不應該介入倫理學領域。

羅斯巴德/霍普主義者：可以，或者至少人類行動的邏輯前提中蘊含了規范性原則。霍普的論證倫理學是這種嘗試的結果。

倫理基礎的性質是經驗的還是先驗的？

米塞斯主義者：自由主義倫理的基礎是經驗性的（大多數人追求富裕），其辯護是功利主義的（自由市場最能實現此目標）。

羅斯巴德/霍普主義者：自由主義倫理的基礎是先驗的、客觀的自然權利或通過論證倫理學得出的公理。

權利的來源和證成方式：

米塞斯主義者：權利（如財產權）的證成在于其社會功用，它是促進社會合作和繁榮的有效工具。

羅斯巴德/霍普主義者：權利源于人的自然本性（自我所有權）和正當的獲取方式（產權三原則），其本身就是正當的，無需訴諸功利。

這場辯論不僅僅是學術上的細枝末節，它關系到自由主義哲學的根基。一個堅實的、無可辯駁的倫理基礎對于捍衛個人自由至關重要。

米塞斯主義者的路徑更為謹慎，嚴格區分科學與價值，其自由主義論證更依賴于說服人們相信自由帶來的好處。

羅斯巴德和霍普則試圖為自由主義找到一個更“硬核”、更具哲學普遍性的基礎，使其能夠抵御各種反自由思潮的侵蝕，并為徹底的自由（如無政府資本主義）提供辯護。

霍普的論證倫理學可以說是對米塞斯“價值中立”挑戰的一個強有力的回應，試圖在人類行動學的框架內建立一個先驗的自由主義倫理。

但這是否完全成功，以及是否完全符合米塞斯本人對人類行動學的界定，仍然是奧地利學派內部持續討論的話題。

最后說說我的觀點：

我是羅霍主義者，同時也認定，產權三原則肯定是可以通過功利主義論證的方式，進入行動學理論大廈，我也認為產權三原則可以在功利主義的論證下成為繁榮的前提，二者最后必然要走向統一。

其核心論證，就是在對自愿與強制的事實定義、搶劫與交易的事實定義下進行功利主義的理論推導，以個人主義方法論，以及個人主義倫理觀而非社會總效用的倫理觀，必然會將二者的分歧彌合，最終會回到價值中立的科學理論下，形成理論與歷史的統一。

這個爭論會持續，但雙方的確吵得不可開交，甚至互相看不起，相互指責對方智商不夠，不配讀奧。

吵架嘛 ，總是這樣。

但分歧實際沒有這么大，比如米塞斯的座右銘“不要向邪惡低頭，而是要更勇敢地繼續與之對抗”，這不是價值判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