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少年時》與青少年社交媒體禁令

新西蘭議員近日提出一項法律草案，擬禁止16歲以下人群在新西蘭使用社交媒體。新西蘭總理表示，此舉是為了保護孩子們免受社交媒體的危害。據報道，這一法律草案要求社交媒體公司需核實用戶至少年滿16歲，否則將被處以高額罰款。目前該草案仍有待國會通過。

在此前的思想周報中，作者李斯揚聚焦社交媒體與兒童心理健康問題，列舉了去年澳大利亞頒布的禁令——2024年秋，澳大利亞通過了一項史無前例的全國性法律，要求社交媒體平臺（包括TikTok、Facebook、Snapchat、Reddit、X和Instagram）禁止16歲以下的用戶使用。這些公司有十二個月的時間來制定執行方案，否則將面臨可能超過三千萬美元的罰款。這一大膽的舉措在公眾中廣受歡迎。YouGov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77%的澳大利亞人支持這項法律。

可預見的是，此類禁令必然受到相關科技公司的反對。根據法國24新聞臺的報道，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澳大利亞政策主管凱蒂·馬斯基爾（Katie Maskiell）表示，“年輕人需要在網上受到保護，但也需要融入數字世界。這項禁令有可能將兒童推向更加隱秘且不受監管的網絡空間，也可能使孩子們無法享受到網絡世界的好處。”

盡管存在不同的聲音，但多數人認為，社交媒體確實影響了我們與家人及朋友的日常關系，而多數家長對此極為擔心。據《衛報》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四分之三的英國公眾支持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而目前在英國合法使用社交媒體平臺的最低年齡是13歲。許多父母在努力保護孩子在網上的安全時已經絞盡腦汁。一位三個孩子的母親說：“不應該讓16歲以下的孩子使用社交媒體。它讓孩子們接觸到了大量不可接受的內容，包括色情、裸露、欺凌和騷擾，而孩子們根本沒有能力應對這些。”

倫敦政經學院社會心理學教授、兒童與社交媒體領域專家索尼婭·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表示：“很明顯，存在一個不被關注的問題，那就是父母在家里與社交媒體作斗爭，卻感覺得不到支持。有少數父母的孩子受到了嚴重傷害，甚至失去了生命，這些父母已經行動起來。還有一些政客擔心他們選區民眾的抱怨，同時也想在灰暗時期找到一個正面的故事。此外，大型科技公司在各個方面都超出了監管范圍......世界上存在大量的沖突和不確定性，而社交媒體似乎成了那個看似可以解決的問題。”

《混沌少年時》劇照

無獨有偶，今年大熱的英劇《混沌少年時》聚焦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不良影響，該劇講述了一名 13 歲男孩因涉嫌殺害同校女生而被警方逮捕，而令人疑惑的是，這個他人眼中的“好”孩子，為什么會犯下如此極端的罪行？公眾號“聲動活潑”作了以下總結——隨著劇情的推進，觀眾們發現：孩子們在社交媒體上看似熱絡的留言、可愛的表情包背后，往往隱藏著羞辱、霸凌甚至煽動性的內容。許多孩子每天手機不離身，而他們在手機上經歷的這一切，父母和老師卻全然不知。

美國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教授、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長期關注社交媒體與青少年心理健康，在其新書《焦慮的一代：童年的大重塑如何引發精神疾病的流行》中提出，智能手機的普及和過度保護的育兒方式的興起，導致了當代兒童大腦的“重塑”，以及隨后年輕人心理健康問題的增加。公眾號“利維坦”翻譯了他與《大西洋月刊》撰稿人奧爾加·卡贊（Olga Khazan）針對《混沌少年時》，以及社交媒體如何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對談，海特在對談中說道：我們曾以為，只要孩子在臥室里上網就是安全的。智能手機的出現讓我們幾乎一半的孩子可以一直在線。劑量決定毒性——在1990年代，坐在父母的電腦前適度上網沒問題；但現在孩子的整個人生都被困在一個以最大化“黏性”為目標的高度活躍商業平臺上，這就有問題了。這是劇中關鍵的一點：那個男孩總是在自己房間的電腦前，父母對此感到不安，但并不覺得這是需要干預的事情......我們在現實世界中過度保護孩子，在網絡世界中卻保護不足，這兩者并不矛盾。這是對現實的真實陳述。

一些聲音認為，人們或許夸大了社交媒體的負面影響，并提出“即使沒有社交媒體，孩子們也會欺負彼此” 的觀點。對此，海特強調：“這是一個‘數量’的問題。霸凌者還是會欺負人。但如果他們能有某種工具，大大提高了霸凌的便捷性與頻率，那就真的會改變童年的面貌。過去，孩子在周末不能被欺負，夜里也不會被欺負。但現在是24/7全天候的霸凌，這也是為什么網絡霸凌與自殺之間有緊密聯系的原因。冷酷與惡意仍然會存在，但當這種情況只是偶爾出現，和變成每天每個人都能看到的日常，它們造成的童年體驗是完全不同的。”

面對“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會讓他們無法享受網絡的好處”的質疑，海特區分了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不同。海特表示：“那些社交媒體所謂的好處幾乎總是互聯網的好處，而不是社交媒體的好處。互聯網讓人們可以認識其他人并且免費聊天。但當我們的社交生活被三四個巨頭平臺所主宰，而這些平臺使用算法向人們推送內容，并以廣告驅動的模式來優先考慮‘黏性’時，這就不再是‘連接’，而是操控與成癮。”海特表示家長應該允許孩子在家里使用FaceTIme或其他方式，建立一對一的直接交流。海特強調：區分“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非常重要。一對一的同步交流非常好。而不健康的是各種“一對多”的表演，因為那正是女孩們陷入完美主義、精心編輯、反復斟酌每個詞語的地方。發布內容這件事，尤其對少女產生了不良影響。

海特提到在他撰寫《焦慮的一代》的過程中，他接觸到許多例如Instagram等社交平臺對于女孩造成影響的研究數據，但關于男孩的故事是完全不同的。那更多是關于上癮、暴力、毒品使用和極端主義的問題。對此，英國已積極開展相關教育。“聲動活潑”在文章中寫道：英國在中小學開設了一門法定課程"關系、性和健康教育"（下稱RSE）。許多網絡中出現的問題都會被納入這門課程，幫助學生學會正確看待這些問題。例如，《混沌少年時》播出后，劇中提到的厭女言論——即對女性帶有惡意偏見的言論——引起了人們的關注。RSE課程計劃增設“反厭女”教學內容。然而，要形成一門系統的課程需要很長時間。RSE課程從提出到試點再到正式實施，歷時整整 3 年。在此期間，技術發展日新月異，成年人提供的教育似乎總是略顯滯后。

盡管圍繞青少年心理健康與社交媒體的討論日益升溫，但上述禁令在實際執行方面仍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首先，質疑者認為，針對社交媒體的禁令只會讓不良信息從平臺轉移到游戲或通訊服務，并不能從根源上杜絕此類問題。其次，目前尚未明確對社交媒體的定義。巴斯泉大學心理學教授皮特·埃切爾斯（Pete Etchells）說：“目前，我們對于立法者所說的社交媒體并沒有明確的定義。”“兩個朋友在軟件上聊天，算使用社交媒體嗎？當加入第三個人時呢？使用軟件上的狀態更新功能，能算社交媒體行為嗎？最后，過于嚴苛的禁令往往難以保證效果。2011年，韓國頒布了一項禁令，禁止16歲以下兒童在午夜到早上6點之間玩電子游戲，試圖解決人們對電子游戲成癮的擔憂。十年后，該國意識到這項法律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因為孩子們找到了繞過禁令的方法，而且身份盜竊案件有所增加，于是廢除了這項法律。盡管可以通過年齡驗證來落實禁令，但該做法也帶來了新的問題——使用何種年齡驗證方式，這些信息如何收集以及由誰來收集。社交媒體公司仍堅持認為年齡驗證應該是應用商店的工作，但政府認為科技平臺應承擔起這一責任。而在一些學校，YouTube、WhatsApp等軟件已經是學生觀看視頻、教師布置作業的常用工具，如果允許青少年使用這些軟件，在理論上同樣可能使他們接觸到潛在的不良信息。

澳大利亞總理曾表示，設置社交媒體最低年齡，和設置飲酒最低年齡是一個道理——先給孩子們一個干凈的環境，讓他們健康成長，等到他們具備更強的自制力和判斷力后，再去面對這個復雜的數字生活空間。然而，或許與設置飲酒最低年齡不同，針對青少年的社交媒體禁令將會需要更為細致的考量。

引用文章：

澎湃思想周報｜社交媒體與兒童心理健康；尼爾·蓋曼性侵丑聞：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036856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41129-social-media-companies-slam-australia-s-under-16-b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25/feb/22/social-media-bans-for-teens-australia-has-passed-one-should-other-countries-follow-suit

長大就懂了？不讓中小學生用手機，大人們究竟在擔心什么？｜Knock Knock 世界：https://mp.weixin.qq.com/s/vIGL1k4sOSGHHaVcMnAaaQ

焦慮的一代：與喬納森·海特就《混沌少年時》的對談：https://mp.weixin.qq.com/s/uwKkwuH_piYyGUgUzIcfGw

自雇陷阱：企業家工作倫理讓美國疲憊不堪

近年來，“斜杠青年”、“自由職業者”、“副業達人”等概念頻繁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一人公司”的工作方式成為無數人追逐的理想。在疫情推動下的全球化數字經濟時代，網約車司機、外賣員、網約工等平臺從業者更是呈爆發式增長。看似多元自由的職業選擇背后，卻隱藏著深刻的社會經濟結構變化與矛盾。

哈佛大學科學史講師埃里克·貝克（Erik Baker）的新書《創造你自己的工作：企業家工作倫理如何讓美國疲憊不堪》（Make Your Own Job: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Work Ethic Exhausted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5）試圖解構這場看似解放實則充滿控制的“一人公司”熱潮。本書不僅剖析了數字平臺經濟與傳統的多層次營銷公司的驚人相似之處，更深入探討了“企業家工作倫理”（Entrepreneurial work ethic）作為一種社會治理工具的歷史淵源，以及這種思想如何從一個激勵性口號演變為將社會風險轉嫁給個體的意識形態工具。與此同時，貝克指出，這種自我雇傭的工作模式正在引發全球性的“大疲憊”（Great Exhaustion），人們在追逐所謂自由與靈活的同時，實際上承受著前所未有的精神壓力與身體耗竭。

《創造你自己的工作：企業家工作倫理如何讓美國疲憊不堪》書封

貝克在書中追溯了“企業家工作倫理”的歷史脈絡。這一概念并非近代產物，其核心理念可追溯至美國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當時美國民眾被主流媒體鼓勵“創造自己的工作”。拿破侖·希爾（Napoleon Hill）、戴爾·卡內基（Dale Carnegie）和諾曼·文森特·皮爾（Norman Vincent Peale）等自助成功學大師當時提出的理念，與今天硅谷科技公司的宣傳口號如出一轍：做你自己的老板、賺取與你價值相符的收入、創造自己的安全感、實現真正的潛力。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諾曼·文森特·皮爾，這位1952年出版《積極思考的力量》一書的牧師，不僅是特朗普家族的好友，還從教堂講壇上公開抨擊新政、工會和世俗主義。據貝克所述，皮爾將神學和心理學模糊混合，宣稱幾乎所有人類困境都可通過“信仰態度和對神圣能量的接受性”得到改善。這種將結構性問題個人化的思路，成為后來企業家精神話語的重要基礎。

隨后，哈佛商學院等學術機構為這種思想提供了理論支持，研究休息時間、薪酬體系等因素，并推崇領導力作為核心美德。貝克在書中指出，彼得·德魯克和湯姆·彼得斯等管理學大師進一步發展了這一傳統，最終導致創業教育在美國大學校園遍地開花，并成功輸出海外。企業也開始借用這一理念，稱呼員工為“伙伴”或“團隊成員”，暗示即使是普通工人也應當超越“齒輪”身份，將自己打造為“超級個體”。

貝克在書中認為，現代平臺經濟與傳統多層次營銷公司之間存在相似之處。優步、Lyft、DoorDash和Taskrabbit等平臺公司采用的話術與雅芳、安利等公司幾乎一模一樣：擺脫朝九晚五、逃離壞老板、避免被裁員風險、獲得更大自由。然而，“所有平臺最終所做的，就是利用互聯網進一步降低準入門檻，加劇勞動力的原子化，并利用算法反饋增強公司在沒有直接管理監督的情況下約束工人的能力。”（260頁）

書中揭示的核心洞見是，企業家工作倫理已從一種商業實踐轉變為一種意識形態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將原本應由企業和社會共同承擔的風險轉嫁給個體工作者。

在傳統就業模式下，雇主需要提供穩定薪資、醫療保險、退休金、失業保障等福利，同時承擔市場波動風險。而在平臺經濟模式中，這些風險悉數轉移給所謂的“自雇者”。貝克指出，平臺公司巧妙地將工作者定義為“獨立承包商”而非“員工”，從而規避了雇主責任。

更微妙的是，這種風險轉移還被包裝為“自由”和“機會”。平臺工作者被告知他們獲得了自主安排時間的權利，可以“想做就做，想停就停”。但實際上，許多人根本不能停，需要在多個平臺之間疲于奔命，拼湊足夠收入以維持生計。這種將三份零工拼湊在一起以獲得曾經單一工作提供收入的狀態，與其說是自由，不如說是一種新形式的桎梏。

“企業家工作倫理”的修辭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它將經濟失敗的責任歸咎于個人，而非系統性問題。當一名優步司機收入不足或得不到醫療保障時，問題被框定為個人缺乏足夠的“企業家精神”或“創新意識”，而非平臺經濟本身的結構性不公。正如貝克所寫：“企業家精神是資本主義社會夢想無階級的方式”（18頁）——這句話揭示了這種意識形態如何掩蓋真實的階級分化。

這種企業家工作倫理與平臺經濟的結合給美國社會帶來了深遠影響。首先是工作與生活的界限徹底模糊。貝克認為，在企業家精神的驅使下，工作不再是謀生手段，而成為個人實現自我價值的核心。“熱愛你的工作”不只是鼓勵，而成為一種壓在每個人身上的道德要求。

其次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崩解。美國的醫療保險、退休金等福利歷來與全職雇傭綁定，而隨著平臺經濟的擴張，越來越多人掉出了這一保障網。貝克隱含的批評是，這并非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特定政策選擇和權力分配的產物。

第三是新型不平等的出現。貝克指出，生產力與薪酬的鏈接早已斷裂，財富主要流向CEO和平臺所有者，而非創造價值的工作者。平臺經濟不僅沒有打破這種不平等，反而通過“算法黑箱”等機制強化了它。那些已經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的群體，如少數族裔、移民和低收入人群，往往更容易被迫接受平臺工作的不平等條件。

企業家工作倫理在不同時代以不同面貌出現，但其核心功能始終如一：在資本主義制造的工作稀缺和不平等中，為個體提供一種看似可行的出路，同時巧妙地將結構性問題轉化為個人責任。

貝克的反思在“大辭職”浪潮和“反工作”運動的時代背景下顯得尤為及時。2021年，約4700萬美國人辭職（270頁），許多人轉向所謂的“自主創業”模式。然而，這看似是對傳統工作的反叛，實際上可能是“企業家工作倫理”的另一種體現。貝克寫道，它的巧妙之處在于它既是一種工作倫理，也是一種反工作倫理——它批判現有的工作方式，同時推崇一種新的、同樣要求全身心投入的工作模式。

在尋求改變現狀的同時，人們或許應當認真思考：真正的解決之道不是簡單地從一種工作形式逃向另一種，而是重構整個勞動體系，使之真正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與幸福，而非將工作——無論是受雇還是自雇——變成永無止境的自我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