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德國漢學家培高德接受采訪，講述了自己研究中國文化30多年得出的感悟，他認為中國快速崛起的原因在于“沒有覆蓋全民族的宗教”。
縱觀國際社會，改革開放歷程中，7億多民眾擺脫貧困，這是諸多國家想也無法想象的成就，可確實是出現在眼前的現實，自然而然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
美西方為此不斷研究探索，德國專家給出的總結可以說是成果之一，以印度作為對比，其實較為明顯，我們很容易就能發現，宗教在印度和中國的職能完全不同。
至于美西方的教廷乃至中東的宗教爭端，差異就更大了，從這些宗教引出的問題上也能夠證實中國理念的獨特，跟大多數宗教影響較深的國家完全不同，管理跟宗教沒什么牽扯。
這種狀況在部分地區看來難以理解，就如同印度內部宗教被視為鞏固統治的關鍵所在，甚至說中東地區爭端也有宗教分歧的影響，反觀中國，則是基本不牽扯宗教事務。
而再度探究一番，中國其實也不是沒有宗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接連傳入中國，各自擁有不少信眾，但卻沒有對國家事務有多少影響，頗有各自安好的意味。
在很多人看來這是不可思議的，畢竟美西方幾百年的發展歷程都跟宗教分不開關系，結果中國封建時期就有了宗教模式的雛形，也就是尊重律法和秩序。
不得不說，這樣的治理思維，奠定了一個安穩的局面，至少就矛盾點來說，這些被宗教影響較深的國家會承擔更多風險，比如信仰和發展產生沖突的“日心說”等等。
回顧過往，清朝時期鴉片戰爭后，大量西方傳教士涌入中國，一方面是美西方強行打開了關口，很多宗教希望加強自身影響力，另一方面是以宗教形式潛移默化，間接完成侵略目標。
但是在數千年的中國歷史當中，宗教勢力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可卻一直維持著宗教跟國家事務之間的屏障，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總結來說，宗教在中國屬于私人性質，不會上升高度。
這就大大降低了宗教作亂的可能性，以印度來說，種姓制度配合宗教，大大降低了民眾抗爭的意愿，美西方的宗教權威也曾極力阻止科學發展，完全成了國家崛起的障礙。
而當中國給宗教畫出一個限制圈，例如1982年憲法當中包含的宗教條例、1994出臺的《宗教事務條例》都是相應的規定，保證宗教無法干涉國家事務的運轉跟科學的正常發展。
所以說，德國專家能夠做出這樣的推論，屬實是對中國發展歷程有了相當程度的解析，不過，中國能夠崛起的原因遠遠不止于此，而是數不清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繼做出貢獻。
不管是民生還是軍事，又或是科技等等領域都是如此，走出的道路具備明顯的特色，因此，如果光想著模仿借鑒，大概率是走不出這樣一條發展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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