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一樁謀殺案重新被揭開。

20年前的死，20年后的控訴。

一個人死了，一些人活著，誰在懼怕真相？

——《壹》——

時間過了，仇還在

案子已經過了20年，但徐道鄰不準備放過它。

1945年11月，他遞出了一張狀紙，控告馮玉祥及其部下張之江，罪名，謀殺他父親徐樹錚，案子發生在1925年冬天，北平西山碧云寺前，一槍爆頭。

兇手騎馬而去，沒有留下名字，但徐道鄰知道是誰，他等了整整二十年。

問題在于，法律說他“等太久了”，當時《中華民國刑法》規定，謀殺罪追訴時效為15年，他起訴的那年，已經是第20個年頭。

法院的答復很簡短：“不予受理，時效逾期。”沒有公審，沒有傳喚，沒有判決。

一張紙，擋住了一條命的真相，但徐道鄰不信這個，他是留美法學博士，是前行政院政務次長，是蔣經國的老師，他對法律熟得很。

他指出，1937年抗戰爆發，法律時效中斷，戰爭結束那年，是1945年。

追訴時效應當順延到12月30日，他的起訴在法律時效的邊緣線上，卡得剛剛好，可法院還是駁回了，不是判馮玉祥無罪，也不是宣告事實不清。

只是，沒人愿意接這個案子，所有人都繞開它，好像案子本身有毒。

他在北平、南京、重慶各地奔走。不是沒人認識他，但沒人幫他，律師說沒時間，法官說不熟案情，秘書長說再研究研究，最后連狀紙都沒人收了。

一個人的父親被槍殺，二十年后提告，沒人肯聽他說一句話。

為什么？不是法律的問題，是權力的問題。

——《貳》——

審判開始前，政治已經結束了它

馮玉祥不是普通人，他不是一個逃亡多年的兇手，他是北洋軍閥出身的將軍，是“基督將軍”，是抗戰名將，是國民政府的高級將領。

在徐道鄰起訴他的那一年，馮玉祥還在重慶，和蔣介石一起出席抗戰勝利大會。

如果審這個案子，就不是在審馮玉祥一個人，是在碰一根線，會拉出一張舊時代的網，那張網里有北洋的余黨，有西北軍的殘部。

蔣介石知道這點，他早和馮玉祥鬧翻了。

馮當年在華北抗戰失利，被蔣調回重慶，不再統兵，但蔣沒動他，不是因為怕馮，而是怕馮背后的那堆人，馮在軍中還有影響。

他的人分布在各地，西北、華北、四川，甚至教育系統也有人。

要是真有人抓他，不光是馮玉祥，要牽動的是民國整個軍政結構的神經，蔣介石不能讓這個案子公開。

他不需要徐樹錚，不需要徐道鄰，也不需要一個“復仇”的正義，他需要的是穩定。

所以，這案子不能立，不能查，不能提，哪怕他和馮玉祥私下互看不順眼，哪怕他也知道馮做過臟事。

他更知道：有些臟事，最好別洗，洗出來，不干凈的，不是一個人，是一群人。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徐道鄰是他的人，不是馮的人，也不是別人的人，他是蔣經國在廬山時的老師，是蔣家培養的青年官僚，是“黃埔系”外的新派文人。

這個人起訴馮玉祥，很容易被解讀成“受蔣介石指使”。

蔣介石不想被看作是“殺老戰友的人”，馮玉祥曾參加北伐，曾主持抗戰軍政，曾代表國民政府出訪蘇聯，他的“功勞簿”比他的“黑歷史”更容易寫進報紙。

抗戰剛勝利，政府急需英雄，不需要爭議。

一旦審這個案子，馮玉祥就成了被清算對象，蔣介石成了“背后主謀”，老部下們會想，他是不是下一個？所以蔣介石沒有表態。

他不說“不許審”，他只是讓法院“冷處理”。

法院不駁回，也不立案，文件傳來傳去，最后一紙“無人受理”，送走了這個案子，殺人有罪，但政治不能坐牢。

——《叁》——

法律是武器，還是祭品？

不是沒機會下手，1926年春，馮玉祥在北伐戰敗后，從鄭州退居太原，西北軍分崩離析，此時，一封私信送到徐道鄰手上，是韓復榘托人轉達的。

信里意思很簡單：“馮孤立無援。若要復仇，時機正好。”

并承諾提供武裝支援，只求“為陸公正名”，陸公，陸建章，馮玉祥的姑父。死在徐樹錚手里，馮殺徐，是“以命還命”。

韓復榘要殺馮，是“替命復命”，殺來殺去，全是舊賬。

但徐道鄰不肯，他回信：“此冤當由法理雪之，非以刀筆血報也。”他選擇了法律，不是因為軟弱，而是因為他認定，冤有頭，債有主。

馮該殺父，就得在法庭上認，他也不是不懂人情。

他知道，槍可以解決仇，但槍解決不了歷史，他不想在另一個黑夜里殺一個騎馬路過的男人，然后再等別人來殺自己。

他等了十年，又等了十年，第二次機會出現在1940年。

那年，馮玉祥因卷入“蕭振瀛案”被蔣介石“開除軍籍”，徐道鄰當時任國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專員，正掌管司法建議大權。

旁人說，現在可以告了，馮玉祥剛被撤職，正是“沒靠山”的時候。

徐道鄰還是沒有動，這次，他說得更直白：“今日之大局，不容私仇橫流。”他說的是抗戰，日本人打到武漢，國共合作，國軍四面皆危。

馮玉祥雖被撤，但他在西北依舊有號召力。

這個時候，若追舊案，軍心動蕩，他怕因為自己一個人，壞了國家的局，他又一次讓出機會，等到1945年，抗戰勝利，他終于再提此案。

但那時，已經沒人聽他了。

他以為，戰爭結束后，正義會回來，可沒想到，戰爭只是換了一張面孔，權力沒有死，法院的冷漠比子彈更重，他不是沒準備。

他調出徐樹錚案卷，整理出行兇細節，列出張之江、胡景翼、宋哲元等證人。

還寫信給蔣介石，附上訴狀副本，請求“依法準審”，他不是要馮玉祥死，他要一句話：承認你殺了我父親，但法院、政府、媒體，都沉默了。

連蔣經國也回避了他，那年，經國剛回國，在三青團任職。

他是徐道鄰的學生，以前尊他如父，可這回，信也不回，話也不說，徐道鄰明白了：他不是輸了案子，他是輸了一個時代。

他堅持法律，他敬仰理性，他以為制度可以伸冤。

可現實告訴他，法律是講給強者聽的，弱者只能選擇相信。

——《肆》——

死人背后的真相：誰殺了徐樹錚？

1925年12月30日，北平西山碧云寺外，雪剛化，土還凍，徐樹錚從寺中走出，上了馬車，他剛剛祭拜完康有為的靈位，準備回京過年。

半路，一隊騎兵從后方疾馳而來，領頭一人戴皮帽，背大槍，未曾通報，直沖車前。

一聲槍響，馬驚人散，徐樹錚頭部中彈，當場身亡，尸體被運回京城，停在西單家宅，三日內無人問責，政府沒有發訃告，警察沒有立案。

只是，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馮玉祥到了北平。

當時的馮，是“國民軍總司令”，剛剛奪下北京，挾民意以令政府，他駐扎香山，號令各路舊軍，徐樹錚，是段祺瑞舊部，是北洋實權者，曾任國務總理、東三省巡閱使、西北籌邊使。

兩人早有仇。

當年陸建章任陜西督軍，得罪中央，被免職，傳為徐樹錚幕后授意，陸憤恨離京，后死于非命，馮玉祥自稱是陸之義侄，一直恨徐。

更重要的是，馮不容許徐東山再起。

徐在西北有深厚根基，若回政壇，將是另一種軍政勢力，馮玉祥不怕對手多，怕對手舊，他要殺徐，不是復仇，是清除隱患。

張之江是執行者，馮的親信。

當時擔任衛隊旅長，行刺后立功受獎，三年后，任軍政部長，殺人無名，升官有名，這個案子沒審，但真相在官職上。

沒有哪一級政府問過案情，沒有哪一張軍令被審過源頭。

后來馮玉祥辯解：“我未下令行刺，乃部下擅作主張。”又說：“彼時亂局，事不由己。”可沒人信，張之江是他的心腹，不可能擅自行動。

行刺后未被懲處，還受嘉獎，整個過程，沒有反問，只有默許。

這是軍閥的規矩：你干得漂亮，就不是犯法，是立功，而徐樹錚的死，不只是個人的終結，他的死，是北洋遺產被“新勢力”吞并的標志。

馮玉祥借這場“殺”，宣布西北歸他，沒有法律，沒有政令，只有一顆子彈。

后來馮出使蘇聯、抗戰東線、指揮西北，他從未被問責，就連1945年徐道鄰的起訴，也被輕描淡寫地蓋過，這個案子，根本不是一個謀殺案。

它是一次清算，是一次政變，是一次權力接棒，只是死的人，不該死得這么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