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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晚年連職務都沒了，卻住進了六居室，北京戶口、醫保、服務員一應俱全，不是她爭來的，是有人替她頂著病還在幫她辦：

1969年，廣東山區，曾志一個人坐在硬木椅上，眼前是農田，背后是山坡，誰也沒想到，她是陶鑄的夫人。

陶鑄，那年春天剛走，沒留下一句話，連遺言都來不及說。

曾志也被一紙調令送到了這兒，沒工作，沒收入，連個像樣的聯系人都沒有。

她不哭不鬧，早上天不亮就跟當地老鄉下地，干得比誰都實在。

沒人知道她是誰，她也不說。

她干得手上起泡，晚上回屋自己拿熱水泡腳，不向組織提一句要求。

她沒寫信、也沒找人，連陶鑄的事都不提。

就在她快把這日子當成一輩子的安排時，周恩來開了個會，在會上點了她的名字，說：“像她這樣的人，不能不管。”就這一句話，改變了一切。

沒過多久，她就被調去了陜西臨潼，說是休養，其實就是組織在盡力照顧。

那地方條件比山區強多了，屋里有暖氣，熱水也有，能看病，吃得也干凈。

更讓她心里熱乎的是，組織還把她女兒陶斯亮和侄女曾敏調了過去，在她身邊工作。

她這才第一次在信里寫下“天倫之樂”這幾個字。

可她是不安分的人。

她覺得自己還能干事，還能出力，光吃飯睡覺不像話。

她給毛主席寫了封信，說她還想工作。

那封信寫得真誠，沒一句怨氣，只說自己還想繼續為黨干點實事。

毛主席回信很快，簡單明了，要么留陜西，要么調北京。

她看到“北京”兩個字，眼圈都紅了。

她知道，那是她一輩子的歸宿。

她選了北京，馬上收拾行李，帶著那點舊書和換洗衣服回到了首都。

到了北京之后，她沒被安排工作，但組織給了她一個六居室的房子，配齊了家具，還有專人照顧她起居。

汪東興親自把她的北京戶口、醫療卡都安排妥當，還交代人：“她的身體不能耽誤，生活上要讓她安心。”

這話不是說說的。

她剛搬到新家，就有老戰友來串門，帶著牛奶、水果，還坐下來聊往事。

她說話不多，但聽得認真，總是微笑著點頭。

她知道，這些人，是她曾經并肩作戰過的同路人。

可身體不爭氣，心絞痛一天比一天重，夜里疼得直冒冷汗。

她自己扛著，沒吭聲。

直到有一天疼得站不起來，才被送去檢查。

醫生說是膽囊出問題，得動刀。

這事一傳到汪東興那兒，他第一時間上報中央，安排北京最好的醫生給她做手術。

手術后，組織還特批她去北戴河療養。

她自己說：“我是拖了陶鑄的福，也拖了組織的福。”

她女兒陶斯亮也被調到了空軍醫院工作，這樣母女倆就在一起了。

陶斯亮很低調，干活踏實，從不拿自己母親的身份說事。

曾志看在眼里，覺得安慰。

她的生活慢慢穩定下來，身體也恢復得不錯。

她沒事就看書，寫字，把每個月的退休工資裝進信封，一封封疊好鎖進抽屜。

她從來不亂花錢，總說：“這些錢是國家給的，不能不當回事。”

1975年，她接到通知，說可以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她心里頭一下子就熱了。

這是她這么些年第一次重新走進人民大會堂。

她坐在最后一排，低著頭，不想讓人注意。

可臺上的周恩來看到她了，問：“曾志在不在？”

她站起來走過去，兩人九年沒見了。

周恩來瘦了，手也沒勁了，可笑容還是那么溫和。

他握著她的手，說：“你氣色不錯。”她眼圈紅了，什么都沒說。

那次見面，是他們倆最后一次見。

幾個月后，周恩來去世。

曾志知道消息那天，把自己關在屋里一天沒說話。

她說：“當年我最難時，他正生著病，卻還想著我。”她眼里沒有淚，但話說出來，心都碎了。

人大會議上，她不光是坐著聽，還提了建議，參與了討論。

她不再擔任領導職務，可她的聲音，沒人敢忽視。

她說：“我不圖什么，我就想把話說清楚。”

她晚年的日子過得規矩，每次工資一到，就裝進信封，封口寫上日期，鎖起來。

到她離世的時候，那些信封已經有八十多個了。

她沒動過一分。

她多次跟組織說：“死后別搞追悼會，不要花錢，不要送花圈。”她只要求把骨灰分三份，一份留家里，一份撒八寶山的樹下，還有一份撒井岡山。

1998年6月21日，她安靜地走了，沒有告別，沒有儀式。

她留下的，是那些一封封沒拆的工資信封，和她一生的清白。

她活得清楚，走得干凈，沒有聲響，卻讓人記得住。

《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共和國人物志》人民出版社

全國人大會議資料檔案

北京市檔案局口述歷史項目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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