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l《書屋》2021第5期

作者 | 鐘書林

李叔同（弘一大師）是一位很注重親情的人。無論是在家，還是出家，都能一以貫之。這對于出家人來說，是難能可貴的。李叔同青年時代，雖然因為母親的喪葬一事與仲兄李桐岡有過一點矛盾，但此后兄弟間的書信往來還是不少的。從這些書信中，完全可以映照出他們的手足之情。他們的后輩李孟娟說過：“雖然大家庭老一輩的嫡、庶間會有些矛盾，他們兄弟間一直是同多異少。”李孟娟以一封書信為例，見證了他們兄弟之間的深情。1927年8月間，李叔同擬回天津老家，仲兄李桐岡接到信后，非常高興，隨即給李叔同回信說：

三弟如晤：獲晤手書，得悉弟有意返津，欣慰之至，茲特由郵（局）匯去大洋一百元，望查收后趁此天氣平和，交通無阻，即刻起身回家，不必游移，是為至要。至居住日期及衣服、謝絕親友等項事，悉聽弟便。（李孟娟《弘一法師的俗家》）

從“悉聽弟便”中，即飽含著仲兄李桐岡的一片愷悌與慈愛。緊接著，李桐岡又敘說全家人得知弘一大師即將返津的消息而興奮不已。

這次的返津計劃，初衷是為仲兄李桐岡的七十壽誕誦經。姜丹書《追憶大師》對此事也略有記載說：“上人本為多情之藝術家，佛教又以慈愛為宗旨，故于民十四五間計及兄七十歲時，猶發宏愿赴天津為之誦經。惜津浦路以時局關系中斷，不果行。”終成遺憾。

01

李叔同仲兄李桐岡共有三子三女，長子李圣章（名麟玉），次子李相章（名麟符），三子李晉章（名麟璽）。在侄兒輩中，李叔同與李圣章、李晉章默契較深，關系較密。

李孟娟說，李晉章是和弘一大師晚年聯系最多的一個晚輩，替弘一大師辦事和向各方面介紹弘一大師的近況，代為購物、尋物、轉信和代刻圖章等。李晉章與弘一大師有著頗多相同的興趣。換言之，弘一大師的藝術造詣與人格魅力對李晉章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弘一法師為侄子李晉章所刻印章

據李叔同兒子李端《家事瑣記》記載，李叔同離家后，他原在天津老宅的“洋書房”，主要由大侄兒李晉章使用。李叔同從日本回國后，經常在這間“洋書房”里工作和接待賓客。“洋書房”早年掛過李叔同留學日本時畫的日姬裸體油畫，到李端長大以后，“洋書房”的書櫥中還擺有李叔同貼來信的冊子、用過的碑帖等，李叔同出家后，“洋書房”仍保持舊狀，沒有改建。居住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李晉章的成長不免受到叔父的熏陶。他們叔侄的共同興趣表現在多個方面。

其一是話劇。李叔同是現代話劇的奠基人，他組建中國第一個話劇團體“春柳社”，上演第一部話劇《茶花女》。李晉章在南開中學讀書時參加南開新劇團活動，曾和周恩來等一同演過話劇，在《恩怨緣》一劇中，李晉章扮演算命先生，并做了大量后臺劇務工作，可見他對此事的熱衷。

其二是篆刻。李叔同篆刻獨樹一幟，技藝精湛，他親自發起成立繼“西泠印社”之后的又一印學團體——樂石社，定期雅集，并編印印社作品集和史料匯編，開近代篆刻風氣之先。李晉章一生都在天津銀行界服務，業余之暇，在故居“意園”和“洋書房”內書畫刻石、養鴿養花。李叔同出家后所用印章，多出自李晉章之手。現存的有限書信中，可以看到他們有關印石切磋和交往的片段。如1934年冬，弘一大師給李晉章寫信，信中請李晉章為他刻印二三方；1935年2月，收到印石，弘一大師給李晉章回信，稱贊“篆刻甚佳”。

其三是佛教。李叔同皈依佛門，成為著名高僧。李晉章受其影響，也曾自取禪號“雄河居士”，弘一大師1935年以后的書信，不再稱其“晉章居士”，而是稱“雄河居士”。李晉章還經常遵弘一大師的吩咐，為一些居士轉贈物件，往來穿梭于大師與居士之間。如1931年5月8日，弘一大師給李晉章書信說：“晉章居士，寄上寫經一包，乞收入。其中《梵網經》多二冊，乞轉贈幼樵、品侯二居士為禱。”1932年11月10日，弘一大師給李晉章書信說：“前屬為姚仲矩居士哲嗣書佛號，乞示其名字。附一紙乞交徐居士。”

終其一生，李晉章對叔父懷有深厚的感情，他很注重搜集和珍藏叔父的很多文物，如在小攤上購得李叔同早年畫的扇面，李叔同早年送他的在南方定燒并寫有“叔同”兩字的一對白瓷茶杯，他視為珍藏永久保存。他將搜集到的李叔同文物全都單放在一個樟木箱中，足見李晉章對這些文物的珍視（李孟娟《弘一法師的俗家》）。

1927年8月間，李叔同擬回天津老家一趟，家中因一時經濟緊張，難以籌措，但李晉章得知這一消息后，異常興奮，并主動請纓，很快籌集了錢款。仲兄李桐岡在給李叔同的回信中描述當時的情景說：

彼時收弟信時，適麟璽兒、叔謙女在座，余云汝叔有意回家事極可快，惜需款甚巨，余一時手拮據，奈何奈何。家中經準侄喜事，已借貸千余元尚未彌補，一時無款。麟璽聞而雀躍曰：“兒愿籌此款。”……此等小事，本不必令弟知之，但兒女輩體親之心，盼叔返津相見之切，聊表孝心，亦可愛也。錄之以博一粲。

后因爆發戰爭，交通中斷，李叔同返津之愿未能成行，但透過書信，他們叔侄間的濃濃深情卻躍然紙上，動人心弦。

殊為可惜的是，李晉章與弘一大師的來往書信，今多散佚不存。《弘一大師全集》僅收錄有1931年5月到1935年3月大約共四年的信件七通。其中1932年11月28日，弘一大師寫信給李晉章說：

數年前上海報已載余圓寂之事，今為第二次。記載失實，報中常常有之，無足異也。廈門天氣甚暖，余唯著一件布小衫，一件夏布大衫，出門須執傘，與津地八月底天氣相似。榴花、桂花、白蘭花、菊花、山茶花、水仙花，同時盛開。星命家言，余之壽命與尊公相似，亦在六十歲或六十一歲之數。壽命修短，本不足道，姑妄言之可耳。“洗心人讀經室”額紙后方，擬留空白尺余，由仁者自跋一段，說明此事之因緣。

面對一再的傳聞，弘一大師讓李晉章代之出面澄清，可見弘一大師對他的倚重。

弘一大師圓寂后，李晉章收到妙蓮法師寄送的訃告和弘一大師圓寂時的相片，李晉章將這一噩耗轉告親友，并寄贈挽聯悼念，其文曰：

香火有因緣，劫來教誨親承，居諸不過年余耳;

音書久遲滯，聞道悲欣交集，想象真堪痛絕乎。

所有這些，都能夠看出李晉章、李叔同叔侄之間的密切交往深厚感情。

02

至于二侄兒李圣章，李叔同與他關系更是顯得特殊。一是叔侄兩人從小一起玩大，素有佛教的情緣，他們亦師亦友，感情非同尋常。李叔同比李圣章只大九歲，他們叔侄幼時是同玩的小伙伴。李圣章回憶說，他們幼時一起常學和尚念經玩，李叔同扮作“大帽”和尚在那里念念有詞，李圣章當小和尚聽從調遣。兩人用夾被或床單當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李圣章上家塾時，李叔同還教過他英語。1927年，李圣章在赴法視察的回國途中，繞道上海、杭州，去看望弘一大師，曾試圖勸他還俗回家，叔侄倆在廟內共住了一個多星期。在這一個多星期里，他們如同幼時大和尚與小和尚的關系那樣，李圣章不但沒有勸服弘一大師，反而受到他的熏陶和影響。李圣章回天津時，還帶回了一些弘一大師手寫的經書、對聯，以及弘一大師穿過的舊僧袍。

這些舉動，引起了李圣章父親的警覺，他讓兒子在北京安心教書，少操心家里的事。對于祖父這樣的安排，李孟娟解釋說：“事實上，我祖父是深怕我父親受弘一法師的影響，再出第二個和尚。”從幼時學和尚念經的游戲，到杭州廟內共住一個多星期的佛教體驗，可見李圣章父親的警覺也并不是多余的。不過，通過這件事情，也從側面再次印證了李叔同與李圣章的關系之近，以及李叔同對李圣章的多方面熏陶與影響。

二是叔侄倆都有極高的愛國熱忱。李叔同早年積極投身思想啟蒙運動，加入同盟會文學團體“南社”，出家后也一直秉持“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的理念，并且提出名論：“我們身為佛子，不能共紓國難，為釋迦如來張些體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為主子守門，吾人一無所能，而猶靦顏受食，能無愧于心乎？”李圣章也頗富愛國熱忱，他在1919年留學法國期間，當時作為中國留學生“國際和平促進會”的秘書之一，積極參與愛國運動，與國內學生運動互通聲氣，成功阻止了中國政府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簽字。當時，他被推選為同學代表，面見陸徵祥和顧維鈞，他甚至預先向同學借得手槍一支，以備一拼，可見他的豪俠之氣。1921年李圣章回國任教后，又參與“三·一八”反段祺瑞的學生運動，創辦《猛進》周刊，遭到通緝，魯迅文章都曾記載其事。這樣共同的愛國豪情，加上幼時之誼，使他們叔侄倆的關系走得更近。

即使李叔同出家以后，也難以隔斷他們叔侄的俗世之情。1922年4月6日，出家已有四年的弘一大師與李圣章盡敘俗懷，情真意摯：

二十年來，音問疏絕。昨獲長簡，環誦數四，歡慰何如。任杭教職六年，兼任南京高師顧問者二年，及門數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紹家業者，指不勝屈，私心大慰。弘揚文藝之事，至此已可作一結束，戊午二月，發愿入山剃染，修習佛法，普利含識。以四閱月力料理公私諸事：凡油畫、美術、圖籍，寄贈北京美術學校（爾欲閱者可往探詢之），音樂書贈劉質平，一切雜書零物贈豐子愷（二子皆在上海專科師范，是校為吾門人輩創立）。布置既畢，乃于五月下旬入大慈山（學校夏季考試，提前為之），七月十三日剃發出家，九月在靈隱受戒，始終安順，未值障緣，誠佛菩薩之慈力加被也。出家既竟，學行未充，不能利物;因發愿掩關辦道，暫謝俗緣。（由戊午十二月至庚申六月，住玉泉清漣寺時較多。）庚申七月，至新城貝山（距富陽六十里）居月余，值障緣，乃決意他適。于是流浪于衢、嚴二州者半載。辛酉正月，返杭居清漣。三月如溫州，忽忽年余，諸事安適;倘無意外之阻障，將不它往。當來道業有成，或來北地與家人相聚也。音拙于辯才，說法之事，非其所長，行將以著述之業終其身耳。比年以來，此土佛法昌盛，有一日千里之勢。各省相較，當以浙江為第一。附寫初學閱覽之佛書數種，可向臥佛寺佛經流通處請來，以備閱覽。拉雜寫復，不盡欲言。

這封書信，是李叔同出家后少見的長札。他向李圣章回顧了自己十多年來的人生經歷。所謂“二十年來，音問疏絕”是指自1898年李叔同離開天津南下后，叔侄兩人從此就聚少散多，各自或求學，或留學，難得相聚。李叔同雖然分別于1905年（護柩回津）、1910年（留日回津）返津小住，但李圣章多半求學在外，直到1921年從法國學成歸國，故才有1922年叔侄之間的長札往來。弘一大師信中說自己在杭州任教六年，門人數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紹家業者，指不勝屈，私心大慰”，“弘揚文藝之事，至此已可作一結束”，又說自己“拙于辯才，說法之事，非其所長，行將以著述之業終其身耳”，這些肺腑之言的傾訴，足見他和李圣章之間雖然“二十年來，音問疏絕”，但一如既往飽蘸著難以割舍的深情。

1924年6月21日，弘一大師給李圣章書信說患病，“謝客養疴”，但在信末卻格外提及說：“掩室已后，仁者及其他至友數處，仍可通信，惟希仁者勿向他人道及。以此次返溫，知之者希，欲免其酬應之勞也。”這份叮囑，叔侄濃濃的舊情悄然流淌其間。

弘一大師與李圣章往來書信，迄今發現的僅有十七通，主要是身在菲律賓的傳貫法師向陳慧劍先生提供的材料，時間集中于1924—1927年間。從現存這些書信來看，李圣章在這段時期主動承擔起弘一大師的物質供養。如1924年3月11日弘一大師給李圣章書信說：“今猶有余資，他日須者，當以奉聞。”1924年4月17日書信：“圣章居士慧覽：居衢已來，忽忽半載。溫州諸人士屢來函，敦促朽人返彼繼續掩室，情誼殷摯，未可固辭。不久即擬啟程，行旅之費，已向蓮花寺住持借用三十元。尊處如便，希為代償，由郵局匯兌此數，以匯券裝入函內，雙掛號寄交衢州蓮花村蓮花寺德淵大和尚手收為禱。”請李圣章代償他赴溫州時向蓮花寺住持借用的行旅之費三十元。1924年6月21日：“荷施資致返蓮華，感謝無盡。”回信表示感謝。1925年1月28日，擬離開溫州時，他再次致書李圣章說：“近以遷徙事，預計頗有所須，希仁者斟酌資助為感。來書乞寄溫州南門內謝池里周孟由居士收下，轉交朽人手收。匯款由郵局為善。”1925年2月15日收到資助，回信說：“圣章居士：頃誦惠書，并承施金三十元，感謝無盡。是中擬以八元為添換衣被等費，以二十二元為行旅之資及旅中所需也。此數已可敷用，他日萬一尚有他種需要，再當奉聞。”

弘一大師持律甚嚴，不隨意接受布施。譬如他離開青島湛山時，向住持倓虛法師辭行時，弘一大師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字條，上面開出了五個條件：第一，不許預備盤川錢;第二，不許備齋餞行;第三，不許派人去送;第四，不許規定或詢問何時再來;第五，不許走后彼此再通信。福建高僧釋廣義稱贊弘一大師：“除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了無余物。精持律行，邁于常倫，皎若冰雪，舉世所知。此次滬上劉傳聲居士，探悉閩南叢林，糧荒異常，深恐一公道糧不足，未能完成南山律叢書，特奉千元供養。信由廣義轉呈，而一公慨然辭之。謂：‘吾自民國七年出家，一向不受人施;即摯友及信心弟子供養凈資，亦悉付印書，分毫不取。素不管錢，亦不收錢，汝當璧還。廣義謂：‘上海交通斷絕，未能寄去。師乃謂：‘開元寺因太平洋戰事，經濟來源告絕，僧多粥少，道糧奇荒，可由此款撥充，經柯司令證明，余不復信，并不寫信與彼，由開元寺函復鳴謝可耳。又謂民二十年間，摯友夏丏尊居士贈余美國真白金水晶眼鏡一架，因太漂亮，余不戴，今亦送開元寺常住為齋糧，約計價值五百余元。該寺遵命后，聞已議決公開拍賣購充齋糧云。”確如其言，弘一大師出家后，一向不受人施，所以他每次辭行時，都是向摯友及親近弟子自行設法籌備盤纏。從上述書信來看，1924—1927年間，弘一大師往返盤纏主要是由李圣章設法籌供的，可見兩人的親近之情。1927年以后，因史料闕如，無從得知他們的往來詳情。

據李孟娟回憶，李圣章晚年仍然還珍藏著一方青洋緅繡白花、四邊縫有小狗牙的小手絹。這是李圣章生母盧氏親手縫制、送給李叔同的，而李叔同后來又交還給李圣章（李孟娟推測轉交這方手絹的時間大約在1910年1月4日，即李圣章留學法國之前，李叔同從日本回國后不久，因叔侄又將離別，故有此贈，留作紀念），并告訴李圣章說：“這是你母親當年繡給我的，她生你后就歿了，現在還給你，留著當個念想吧！”李孟娟說，他的父親（李圣章）將一方小手絹一直珍藏了多年，一方面是紀念他的生母，同時也是憶念李叔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