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翰明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詐騙犯罪案件律師

當事人、家屬、辯護人，在面臨一起具體的刑事案件時，到底應該選擇做無罪辯護，還是做罪輕辯護，很多時候會成為一個糾結的問題。

尤其是當事人、家屬，由于對刑事訴訟、刑事辯護等法律規定、實務情況不熟悉，加之周圍一些親朋好友或懂、或不懂的吹風，有人說“認了罪，就是十年以上，沒法改了”；也有人說“無罪辯護，就是與司法機關打擂臺，會判的很重”。

很多時候，我們還會聽到一些更為具體、生動的案例。例如哪個案子做的無罪辯護，判的很重，哪個案子認罪認罰，一點用也沒有，還是很重。

司法實務中，各種奇葩的判例都有，但歸根到底，還是辯方判斷與溝通的問題。換言之，相對精準的案件研判、辯護策略的選擇，以及與辦案機關有效溝通，能最大限度避免這種辯護預期與判罰結果天南海北的情況。

回歸問題，一個具體的刑事案件，再具體到詐騙犯罪案件，到底應當選擇無罪辯護還是罪輕辯護，取決于我們對案件可以爭取到的有利結果的預判，以及預判何種途徑實現的可能性最大。

一個可能重判，尤其是可能判處十年以上的案件，如果認罪認罰，量刑區別只在一年、半年之間，案件定性上又有一定的爭議，那么我們應當避免這種沒有實際量刑價值的罪輕辯護所對應的輕判。個人更加建議通過強有力的無罪辯護爭取無罪，或是通過無罪辯護爭取折中處理等輕判結果。

如果一個案件有較為清晰的跡象，罪輕辯護或者認罪認罰，能夠在特定情形下，實現明顯的輕判結果，例如從8-9年的量刑，能夠往緩刑等輕判結果上靠。此時，不排除在有效溝通的基礎上，選擇此類認罪認罰的辯護。

這里有人會問，罪輕辯護、認罪認罰怎么可能在量刑上產生這么大區別。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不做深入探討，實務中并不少見。

歸根到底，這也是一個概率學的問題。即一個刑事案件，在辯護律師與當事人、家屬充分溝通利弊、風險的情況下，通過哪種方式，爭取哪種結果的概率大、風險小，更易接受。

以親辦案件舉例探討：

一、我們辦理的黃某涉嫌騙取政府補貼類詐騙罪不起訴一案。

本案涉案金額300萬元，黃某為涉案公司負責人，在《起訴意見書》中位列第一被告人。

本案的定性爭議巨大，當事人雖主動投案，但自始至終堅持無罪辯解，偵查機關并不認可其成立自首，案件到檢察院后，經過兩次退偵，并經區檢報市檢請示。

我們與當事人、家屬再三溝通并確認訴訟策略，本案雖然在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一直面臨重刑指控的被動局面，但由于事實、證據、定性爭議巨大，案件存在無罪空間。如果選擇認罪認罰，其區別僅在于十年以上適當輕判，因此認罪認罰并無實質意義，必須堅持做徹底的無罪辯護。

本案自偵查階段至審查起訴階段，我們始終堅持徹底的無罪辯護策略，通過多份書面無罪辯護意見，以及與司法機關多次溝通，頂住一年多時間的無罪辯護壓力，最終案件獲檢察院不起訴。

二、柯某某涉嫌（套路貸）詐騙罪、敲詐勒索罪案件一案。

套路貸案件、兩個重罪名指控的辯護難度不用多說，檢察機關一審開庭時，對當事人的建議量刑在十年以上。

本案涉案人員眾多，針對套路貸定性、詐騙罪、敲詐勒索罪三個定性而言，認罪認罰的效果，在量刑時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當事人被指控為首要分子，想要從共同犯罪、犯罪集團中單獨抽離出來并不現實。因此本案的整體辯護方向必須堅持無罪辯護，力爭打掉上述套路貸、詐騙罪的定性，才可能實現有效辯護的結果。

辯護歷程不再詳述，本案我們在一審階段打掉套路貸、詐騙罪、敲詐勒索罪三個定性。

三、孫某涉嫌（社保代理）詐騙罪一案。

本案《起訴意見書》指控當事人的涉案金額700多萬，當事人系公司老板，在共同犯罪中被指控為第一被告人。

本案的核心爭議問題，是公司性質社保代理行為的定性。此部分指控金額達到680萬元。換言之，能改變公司整體經營層面社保代理行為的定性，當事人才有無罪或輕判的可能性。

本案在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我們堅持全案無罪辯護的策略，堅持打掉680萬元社保代理行為的詐騙罪定性。

最終檢察機關在兩次退偵后，與當事人、辯護人進行溝通，探討改變定性、認罪認罰，爭取緩刑的可能性。

本案最終通過強有力的無罪辯護，在審查起訴階段，打掉全案680萬元社保代理行為的詐騙罪指控。

一審階段，我們被指控個人詐騙金額30萬元，但在定性爭議的前提下，辦案機關給了無法拒絕的選項，認罪認罰緩刑，無罪辯護7年。

權衡利弊，最終選擇了認罪認罰，當事人獲緩刑判決。沒有完全抗爭，爭取一線的無罪可能性，稍有遺憾。但本案如果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前期主動認罪認罰，個人認為，必然十年以上。

四、陳某涉嫌詐騙罪一案

本案《起訴意見書》指控的涉案金額80萬元，非共同犯罪的案件，當事人不存在從犯可能性，公安機關移交檢察機關時，我們面臨十年以上重刑指控。

偵查機關、檢察機關溝通的第一件事，都是是否認罪認罰的問題，在當前指控情形下，又由于案件本身的爭議，當事人、辯護人沒有選擇，無罪辯護已是必然。

審查起訴階段，通過無罪辯護等方式，我們成功將涉案金額從80萬元降到30萬元，爭取輕判前提，通過與檢察機關幾輪溝通，亦確認本案存在“模糊的”自首情節可以爭取。

幾輪溝通之下，確認檢察官的正向反饋，因此選擇走諒解、自首、降低涉案金額等方向，成功為當事人取保，并最終爭取到緩刑判決。

此案我們最初接手時，當事人面臨十年以上。檢察院階段前期，局勢不明朗的情況下，檢察機關亦有可能按照公安機關的指控、照單全收，在無罪辯護的同時，特定情形下，亦要審時度勢，為當事人爭取實際效果，才是刑事辯護的核心問題。

本案通過有效辯護、溝通，將案件從十年以上降為十年以下。法院階段，面臨的是一個認罪認罰判緩，不認罪認罰就不給自首，判4-5年實刑的辯護局面。

從律師的角度而言，我們更愿抗爭到底，為爭取徹底的“無罪結果”，但從當事人的角度，此時無罪辯護反而是高風險、低概率產出，我們與當事人充分溝通，最終確認罪輕辯護的方案。

刑事案件，尤其是詐騙犯罪案件，很多時候爭議巨大，但眾所周知，無罪判決的難度和概率。因而無罪辯護也好，罪輕辯護、認罪認罰也罷，都應是特定案件、特定場合下，我們不得不面臨的選擇。

精準研判、坦誠溝通，維護當事人可爭取的合法權益，才是正確的解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