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核心爭議：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在張某搏合同詐騙案中（入庫編號：2023-03-1-167-004），法院最終宣告無罪的核心在于“非法占有目的”證據(jù)不足。根據(jù)《刑法》第224條，合同詐騙罪成立需同時滿足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非法占有目的、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失三個要件。其中，“非法占有目的”是區(qū)分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的關鍵。

本案中，張某搏作為山西某公司法定代表人，雖與天津某公司簽訂煤炭采購合同后未完全履約，但法院認為：山西某公司此前確有煤炭采購和供應能力，與晉中某公司的合作歷史可證明其經(jīng)營資質。天津某公司多次單方變更合同質量標準，導致雙方協(xié)商未果，最終合同解除，屬于商業(yè)風險而非蓄意欺騙。收取的1000萬元主要用于公司經(jīng)營和償還債務，未轉移至個人賬戶或揮霍。

辯護策略：被告人在簽訂合同時具備真實履約意圖，后續(xù)未履行系客觀障礙導致，資金用途與合同目的相符。

二、證據(jù)裁判原則：矛盾證據(jù)的排除

法院指出“在案證據(jù)存在明顯矛盾”，例如，天津某公司主張張某搏“明知無履約能力”，但未提供其資不抵債的財務證據(jù)；山西某公司雖未完全退款，但多次協(xié)商還款并嘗試通過并購解決債務，表明無逃避意圖。

辯護策略：質疑控方證據(jù)鏈完整性：若控方僅以“未履約結果”反推非法占有目的，需通過審計報告、銀行流水等證據(jù)，證明公司資金用于正常經(jīng)營。引入第三方評估：如行業(yè)專家對煤炭質量標準變更的合理性分析，說明合同解除系商業(yè)談判破裂，而非單方欺詐。

三、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的界限：交易真實性與資金用途

交易型詐騙中若基礎交易真實存在，即使存在部分欺詐，仍可能屬于民事糾紛。例如，若A公司謊稱有10年廠房租賃權（實際僅5年）轉租獲利，但確實提供了廠房使用，則屬于民事欺詐；若根本無廠房而虛構租賃，則構成刑事詐騙。

本案中，山西某公司確有煤炭供應能力和部分履約行為（如退款10萬元），雖因質量標準爭議未能完成交易，但不符合“空手套白狼”的詐騙特征。

辯護策略：強調基礎交易真實：提供煤炭采購憑證、運輸記錄等，證明合同具備履行基礎。資金流向正當性：舉證款項用于公司經(jīng)營（如支付供應商、員工工資），而非個人消費或隱匿資產。

四、客觀履約行為與主觀惡意的排除

合同詐騙的無罪辯護需證明“當事人積極履行合同”，例如，協(xié)商記錄：張某搏發(fā)函協(xié)商解除合同，證明其主動處理糾紛而非逃避；部分履約：即便未供應主焦煤，但山西某公司曾按約完成其他合作項目，證明一貫履約誠意。

辯護策略：收集正向證據(jù)：如雙方郵件、會議紀要，展示被告人為履約做出的努力，如環(huán)保改造、尋找替代貨源。反駁“逃匿”指控：張某搏未更換聯(lián)系方式或轉移資產，反而推進公司并購償債，符合誠信抗辯。

五、行業(yè)風險與刑民界限

煤炭、房地產等大宗交易領域，價格波動、政策調整可能導致合同履行受阻。若將此一概認定為詐騙，將混淆市場風險與刑事犯罪。因經(jīng)營風險導致的資金鏈斷裂，不構成貸款詐騙罪。張某搏案中，環(huán)保政策變化直接影響洗煤廠經(jīng)營，屬于外部不可控因素，而非其主觀制造履約障礙。

合同詐騙罪的無罪辯護需圍繞“非法占有目的”展開，通過交易真實性、資金用途、履約誠意等證據(jù)，將案件定性為民事糾紛。律師應善用證據(jù)規(guī)則排除矛盾指控，并結合行業(yè)特性闡明商業(yè)風險，避免刑事手段不當干預經(jīng)濟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