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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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雍廩”并非人名，而是地名“雍林”的音近通假。《左傳》《管子》等文獻的“雍廩殺無知”，其實是《史記·齊太公世家》“雍林人襲殺無知”的簡略表述。“雍廩殺無知”于《國語》等文獻中又作“渠丘實殺無知”，“雍廩”與“渠丘”是大地名與小地名、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于《春秋》中又作“齊人殺無知”，稱國名是由《春秋》地名書寫義例所致。

關鍵詞：雍廩；無知；雍林；渠丘；地名

在春秋時代齊國的歷史上，發生過齊襄公十二年(公元前686年)齊僖公之侄公孫無知聯合兩位大夫連稱和管至父發動叛亂，弒殺齊襄公而自立為君，但很快又被“雍廩”所殺的事件。這一事件因為與齊襄公之弟公子小白先出奔莒而又歸國、最終成為春秋首霸之齊桓公的歷史有直接的關聯，因而是齊國歷史上的大事件。但是就本段史事的記載來說，先秦時代的主要文獻《左傳》《國語》《管子》等都對公孫無知因何殺齊襄公，無知與連稱、管至父是如何作亂的記載甚詳，但卻又都對公孫無知被“雍廩”所殺一筆帶過，這就使得“雍廩殺無知”成為齊國歷史上的一個迷團，“雍廩”究竟是人名還是地名始終含混不清，令人不明所以。

一、“雍廩”謎團的形成

有關公孫無知被殺的基本史實，《左傳》分散在莊公八年、九年兩年的記載當中，但兩年的內容全部加起來，也不過兩句話：“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春，雍廩殺無知”。《管子·大匡》亦記載了此事，但也沒有提供更多的信息，只作“公孫無知虐于壅廩，壅廩殺無知也”。“壅廩”即“雍廩”，“雍”“壅”同音通假。

由于《左傳》莊公八年、九年與《管子·大匡》均未說明“雍廩”為地名還是人名，而《左傳》昭公十一年又將公孫無知被殺表述為“齊渠丘實殺無知”，《國語·楚語上》也作“齊渠丘實殺無知”；《國語·楚語上》又說“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將渠丘與鄭之京、櫟，宋之蕭、毫，晉之曲沃等城邑并列，明確顯示“渠丘”為地名，因而很多史家便把“雍廩”視為人名。

例如，班固就把“雍廩”列入《漢書·古今人表》的“下中”檔次，寫作“雍人稟”，“稟”同樣是“廩”的通假；應劭的《風俗通·姓氏》篇也把“雍廩”當作人名，以之為“雍氏”的人名例證之一，曰“周文王第十二子也，雍伯之后，以國為姓，今或音雍州之雍。鄭大夫有雍糾，楚有雍子，齊有雍廩，宋有雍鉏”。此后賈逵注《史記》，又將“雍廩”與“渠丘”建立聯系，謂“雍廩”為“渠丘大夫也”(《史記·齊太公世家》裴駟《集解》引)，之后三國吳韋昭的《國語·楚語上》注，晉杜預的《左傳》昭公十一年，南朝酈道元的《水經注·淄水》，都紛紛沿用賈逵之說，謂“渠丘，齊大夫雍廩之邑”。至唐朝，張守節為《史記·秦本紀》作《正義》，也以“雍廩”為人名。到清朝，高士奇作《春秋地名考略》，雖然注意到了《左傳》昭公十一年唐孔穎達《疏》引鄭眾謂渠丘為公孫無知之邑的說法，意識到如果雍廩也是渠丘大夫，那么兩者便相抵牾，但他仍然左右彌縫，以晉國封桓叔于曲沃而以欒賓傅之、鄭國使許叔居許而以公孫獲佐之、楚國使太子建居城父而以奮揚助之為之疏通，認為一個邑可以同時有兩位主腦，仍然將“雍廩”看作人名(《春秋地名考略》卷之三齊國葵丘條)。此后清人洪亮吉作《春秋左傳詁》(《春秋左傳詁》莊公八年)，也認同“雍廩”為人名。

文獻中也有把“雍廩”當作地名的，但此說僅見于司馬遷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中的記述，司馬遷將“雍廩”寫作“雍林”，謂“桓公元年春，······雍林人襲殺無知”，唐司馬貞《索隱》將此解釋為“蓋雍林為邑名，其地有人殺無知。”不過因為在《史記·秦本紀》中，司馬遷又將此事記述為“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而立公孫無知。······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而立齊桓公”，此記述又與《左傳》的記載相近，而與《齊太公世家》的說法有區別，因而又讓人生出困惑，張守節于是兼采兩說，謂“雍廩”“是雍林邑人姓名也”(《史記·秦本紀》張守節《正義》)。

由上述梳理可見，所謂“雍廩殺無知”，究竟是名為“雍廩”的人殺了公孫無知，還是“雍廩”這個地方的人殺了公孫無知？兩說皆有，莫詳誰是，但人名說在其中占上風。

二、“雍廩”應為地名

然而筆者以為，雖然“雍廩”為人名的說法一直占上風，但“雍廩”為地名說更不容忽視，司馬遷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中的記述更值得我們關注，原因有這樣兩個方面：

首先，在所有對公孫無知被殺這一史事有過記載的先秦秦漢原始文獻當中，都沒有言及“雍廩”為人名者，這些文獻除了上文已經列舉的《左傳》《國語》《管子》《史記》之外，還有《春秋》莊公九年、《谷梁傳》莊公九年、《公羊傳》隱公元年和莊公九年、《呂氏春秋·貴卒》篇以及《春秋繁露·王道》篇四部。這四部文獻對于公孫無知被殺的記述都只作“齊人殺無知”，或“國殺無知”，均不曾言及殺公孫無知的人名叫“雍廩”。上述文獻在記載這個事件時所表現出的如此高度的一致性，顯示出從先秦直到西漢時期，都沒有“雍廩”為人名的說法。而本文前述梳理的“雍廩”為人名之說法的形成過程也顯示，以“雍廩”為人名，其實起源于東漢以后的注家對于上述原始文獻的注釋。

其次，雖然東漢以后的注家將“雍廩”解釋為人名者頗多，然而各家對于“雍廩”因何而為人名，卻又都是出于對《左傳》《國語》等原始文獻所語焉不詳的內容的推測，各家都沒有就“雍廩”為何是人名給出過積極的證明。而與之相反的是，雖然以“雍廩(林)”為地名者僅有《史記·齊太公世家》一家，但是《齊太公世家》對于這一事件卻有比較清晰的記載，謂：“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于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日：‘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并且在接下來關于公子小白被立為君的記述中，又重申了“雍林人殺無知”的說法，謂：“小白母，衛女也，有寵于僖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侯。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

“廩”和“林”，上古音皆為來母侵部字，中古音都屬于開口三等，兩者只有聲調的差別，《管子·戒篇》：“桓公明日弋在廩”，郭沫若《管子集校》引張佩綸《管子學》便說“廩，林之借字”；《文選》卷九晉潘岳《射雉賦》有“越壑凌岑，飛鳴薄廩”句，其中的“廩”亦當讀作“林”，“飛鳴薄廩”就是指雉鳥飛集鳴叫于叢林。因而“雍廩”、“雍林”互相通假，《左傳》等文獻中的“雍廩殺無知”，就是《史記·齊太公世家》中“雍林人襲殺無知”的簡化說法。

所謂“雍林”，或即齊國都城臨淄城門之一雍門周圍的樹林。《左傳》哀公十四年記載齊國的陳逆“以公命取車于道，及形。眾知而東之，出雍門”，《韓非子·難三》記載齊景公“筑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都顯示臨淄的城門中有一個叫雍門；而《左傳》襄公十八年記載晉人伐齊，“伐雍門之萩”，“萩”即“楸”，《說文·木部》：“楸，梓也”；《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記載齊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橚者，公令吏拘之”，以上材料都反映了雍門附近樹木很多，即雍門有林。

三、“雍廩”與“渠丘”“齊”的關系

以“雍廩(林)”為地名，還有一個“雍廩(林)”與“渠丘”及“齊”之間的關系問題需要解決。前文已述，《左傳》昭公十一年和《國語·楚語上》都把“雍廩殺無知”表述為“渠丘實殺無知”，“渠丘”為地名無疑。而如果“雍廩(林)”也是地名，那么它與“渠丘”的關系該如何解釋？筆者以為，兩者可能是大地名與小地名、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

春秋時代有兩個渠丘，其一屬于齊國，另一屬于莒國，《左傳》文公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以及文公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這個就是屬于莒國的渠丘，與公孫無知被殺無涉。

屬于齊國的渠丘又作“葵丘”，即齊襄公派連稱與管至父戍守、駐扎期滿卻不派人替代而引起二人叛亂的地方。《左傳》孔穎達《疏》引鄭眾說謂渠丘為公孫無知之邑，或為有據，因為無知所封與連稱、管至父所戍同在一地，幾者更有機緣互相勾連作亂。渠丘為齊國的大邑，前引《國語·楚語上》和《左傳》昭公十一年都記載楚靈王問申無宇日：“國有大城何如？”申無宇回答“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將渠丘列為“害于國”的大城之一。渠丘與臨淄相鄰，酈道元《水經注·淄水》：“時水又西北逕西安縣故城南，本渠丘也”，“西安”為西漢所置縣名，屬齊郡，位于臨淄西三十里處，郭守敬注：“《續漢志》西安有蘧丘里，古渠丘”。

而“雍門”恰為臨淄的西門，《左傳》襄公十八年記載晉伐齊，“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列子·湯問》有“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均說明雍門在臨淄之西；而《戰國策·齊策一》孫臏謂田忌“使輕車銳騎沖雍門”，高誘注更是直接說：“雍門，齊西門名”。雍門既然位于臨淄的最西面，作為雍門附近之林的“雍林”亦自然在西，正合于渠丘的地理方位，因此雍林極可能是隸屬于渠丘的某個小地名。雍林屬于渠丘，兩者為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雍林人”同時也是“渠丘人”，因而文獻上無論是寫作“雍林(廩)殺無知”，還是作“渠丘殺無知”，于地理關系上都不成問題，邏輯上均能說得通。

而“雍林(廩)殺無知”在《春秋》莊公九年又寫作“齊人殺無知”，這要從《春秋》的“筆法”即地名書寫義例上找原因。俞樾在《古書疑義舉例》中曾總結過：“《春秋》之例，通都大邑得以名通，則不系以國······若小邑不得以名通，則但書其國而不書其地，如‘盟于宋’，‘會于曹’，必有所在之地；而其地小，名亦不著，書之史策，后世將不知其所在，故以國書之”(《古書疑義舉例》卷三“以大名代小名例”)。雍林正符合“小邑”的情形，雖然在該地發生了弒殺國君的大事件，但因其地小，聲名不為人所知，所以《春秋》僅列國名，作“齊人殺無知”。其后《谷梁傳》《公羊傳》《呂氏春秋》《春秋繁露》等也作類似的記述，當屬于對《春秋》的沿襲。

綜上，“雍廩”并非人名，而是地名“雍林”的同音假借。《左傳》《管子》等文獻的“雍廩殺無知”，其實是《史記·齊太公世家》“雍林人襲殺無知”的簡化表述。“雍廩”與“渠丘”是大地名與小地名、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于《春秋》等文獻中又作“齊人殺無知”，則是由《春秋》的地名書寫義例所致。

需要說明的是，先秦文獻的作者對于將“雍廩”“渠丘”“齊”三個概念交互使用，可能并不覺得有何不妥，因為作為當時人，他們熟知其中的內在聯系，以之為無需贅言的常識。就如我們同現今記述某個人，可以說其是“臨淄人”，也可以說其是“淄博人”或者“山東人”一樣，因為臨淄區屬于淄博市、淄博市屬于山東省是當今地理上的常識，所以人們并不會特別地對三者間的關系加以解釋。只是隨著時代久遠、記憶模糊之后，常識不復為常識，當時無意間的混用，卻給千載之下的讀史者造成了困惑。

順便提及，齊國確實有“雍氏”，但不過與“雍廩(林)”并無瓜葛，也與應劭所謂的“周文王第十二子也，雍伯之后，以國為姓”沒什么聯系。《左傳》僖公十七年記載齊國有“雍巫”，也就是齊桓公的寵臣易牙，根據當年《左傳》的記載：“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饈于(齊桓)公”，以及《戰國策·魏策二》的記載：“齊桓公夜半不賺，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則“雍巫”本為掌管飲食料理的庖廚之人。而《周禮·天官·冢宰》有“饔人”之官，謂：“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供之”；“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饈之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外饔掌外祭祀之割烹，供其脯脩，刑腮，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臘”，《左傳》襄公二十八年也記載：“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騖”，則雍巫的職守正與饔人之官相同，“饔”“雍”字通，齊“雍氏”屬以官為氏。

作者：張淑一

來源：《管子學刊》2018年第3期

選稿：耿 曈

編輯：王玉鳳

校對：鄭雨晴

審訂：歐陽莉艷

責編：楊 琪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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