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為適應即將到來的“徐蚌會戰”形勢，老蔣將華中“剿總”所屬的第18軍、第10軍、第14軍和第85軍整編為第12兵團，依照慣例，兵團司令人選毫無疑問應屬“土木系”的18軍軍長胡璉。

不過，老蔣的這一決定卻遭到了白崇禧和何應欽二人的極力反對。

前者是因此前“圍剿”大別山區時，對指揮國軍五大主力之一18軍的軍長胡璉驕橫跋扈、陽奉陰違的表現記恨在心；后者則是借此打壓此前風頭正盛的對手陳誠，故而選擇與白崇禧站在一起。

總之，胡璉與這個看似板上釘釘的位置失之交臂，最終以副職身份協助已離開一線指揮崗位近5年的兵團司令官黃維指揮戰事。

只是，戰場上的黃維又顯然沒有胡璉的特殊運氣附身，沉寂五年后的他出山第一戰，便完美貢獻出駕駛坦克突圍被俘的名場面……

現下的主旋律題材影視作品中，對淮海戰役之后的黃維與胡璉關系刻畫，往往都側重人情寡淡的一面來大加渲染。

究其原因，不外乎“土木系”呼聲最高的胡璉在12兵團司令官的競爭中惜敗于“書呆子”黃維。這一點，又似乎在之后一段時期內胡璉告病還鄉、遠離兵團指揮崗的經歷中得到印證。

因此，我們在影視劇中往往不乏看到胡璉在雙堆集戰役后，對前來登門討要“撫恤金”的黃維妻子蔡若曙冷嘲熱諷，言語間充斥著一種“12兵團毀于黃維之手，還有何臉面來領取撫恤金”的不屑意味……

其實，在蔡若曙本人的回憶中，胡璉的態度并沒有這么冷酷無情。僥幸從雙堆集逃脫并輾轉到達上海手術的胡璉，在順利取出體內殘存的32塊彈片后，曾熱情接待了前來醫院探望的蔡若曙。

在二人的短暫交流中，胡璉緩緩道出了他與黃維最后分別時的場景，言語間似乎又充滿了對黃維婦人之仁的一絲嘲諷：

盡管這一版本的流傳度并不廣，但能肯定的一點是，無論黃維本人還是其妻女的回憶文字中，都沒有就“撫恤金”一事對胡璉作出負面評價，這似乎也從側面印證了二人之間的關系并沒有像坊間傳聞的那般尖銳對立，至少不存在什么互相傷害。

同年年底，蔡若曙帶四個子女前往寶島，在從國軍87軍軍長劉云翰口中得知黃維被俘并一切安好的消息后，蔡若曙一家于1950年前往香港暫住，一年后順利返回大陸。

據說，晚年熱衷于拆字解字玄學的胡璉，曾經反復對著“雙堆集”的地名進行解析。其中“堆”字和“集”字里面各有一個“隹”字，兩個就是“雙”，再加上雙堆集的“雙”字，最終寓意似乎指向他和黃維都能逃過這一劫。

正因如此，現實中的事與愿違又成了長期困擾著胡璉思緒的一個心結。

解放戰爭后期的黃維，雖然在18軍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不比胡璉，但他早年在“土木系”中摸爬滾打的資歷卻比胡璉要豐富得多。

1928年底，完成二次北伐目標的老蔣開始對所屬的各集團軍進行重新編遣，此前擔任第21師61團團長的黃維被劃歸第11師戰斗序列，而此時的副師長正是日后國軍“土木系”的當家人陳誠。

至于胡璉進入11師，更多的還是仰仗自己的老鄉、時任11師31旅61團團長的關麟征引薦。尷尬的是，陳誠雖然到處網羅人才，但與關麟征的關系卻比較微妙，因此，被對方拉到11師擔任連長的胡璉，最初并沒有受到陳誠的重視。

相比之下，黃維倒是挺被陳誠看好的。陳誠升任11師師長后，黃維就被保送到陸軍大學特別班進修，畢業后緊接著又被陳誠保薦出任第31旅旅長。

另一邊的胡璉，雖然不是陳誠“欽點”進入11師的將領，但在蔣桂戰爭和中原大戰期間表現的格外賣力，也由此進入了陳誠的視線。

再加上陳誠外調胡璉出任14師營長時，對方一句“寧肯在11師當兵，也不愿外調當官”的慷慨陳詞著實打動了陳誠，讓積極羅織建立自己核心班底的他，篤定了將胡璉收入麾下的決心。

淞滬會戰結束后，黃維升任第18軍67師師長，胡璉也因功升任67師第199旅旅長。兩年后，黃維正式接任18軍軍長一職，胡璉則出任18軍11師副師長。

可以說，在抗戰全面爆發后相當一段時期內，黃維都是胡璉的頂頭上司。如果不是因為1943年的那場“貪墨風波”，黃維或許在土木系的地位和威望會更高，但也正因如此，胡璉才有機會大顯身手。

1944年8月，胡璉出任第18軍軍長，正式躋身“土木系”核心圈層。之后，從湘西會戰到芷江受降，再到內戰爆發后率部赴華東戰場參戰，胡璉已成為18軍的象征性人物。

及至1948年8月國軍新組建12兵團時，老蔣和陳誠首先想到的還是“能征善戰”的胡璉，只不過為了平衡桂系一邊的壓力，最終取折中方案，改由18軍出身的黃維出任兵團司令。

應該說黃維還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在答應老蔣任命的同時，黃維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之后，黃維率12兵團馳援黃百韜，但未及靠攏，對方就已經折戟沙場了，12兵團也在11月25日被中野圍困于雙堆集地區。

胡璉則是在12月1日乘飛機抵達雙堆集。他的到來確實令被圍的12兵團士氣大震，但對接下來的戰局而言，似乎并沒有起到什么實質性作用。

幾天后，胡璉在黃維的托付下動身返回南京向老蔣求援，臨行前，黃維勸說對方留駐南京督促救援力量早日出動，同時也表達出對胡璉的忠言勸告：

或許是出于對戰場形勢的樂觀估計，亦或是出于對18軍的深厚感情，胡璉堅持從南京飛回雙堆集，與黃維一同指揮部隊突圍行動。

12月15日夜，在眼見大勢已去、整軍突圍無望后，黃維與兵團副司令胡璉、吳紹周三人分乘三輛坦克開始突圍，胡璉和吳紹周的坦克一前一后，將黃維乘坐的坦克護在中間。

不過，因為黃維的坦克是全新未磨合的，因此在逃亡途中出了故障，直接讓黃維原地打轉，最后成了我軍的俘虜。

而胡璉的坦克雖舊，但經過多次磨合后已然行動順暢自如，最終僥幸從戰場上逃脫，但也因此身負重傷，體內被嵌入32塊彈片，幾乎危及性命……

多年以后，當黃維得知自己兵敗被俘的地點名曰“黃溝”時，仍不禁連連發出感慨：

雙堆集戰役過后，成為階下囚的黃維很快進入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教育。與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昔日黃埔同窗們不同，黃維的態度顯得尤為頑固且執著。

正因如此，黃維成了與文強、劉鎮湘等人一起最后特赦的戰犯，雖然后半生大半時間在功德林中度過，但這也讓三人對“戰犯靈魂改造”的意義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并積極站在了維護和平統一大業的立場上來。

另一邊的對胡璉，對12兵團的覆滅，尤其是18軍的折戟沉沙而深感遺憾，自己冒風險跑到雙堆集戰場，最終還是沒能將這支隊伍帶出戰爭的泥潭。以至于時隔多年后，面對采訪鏡頭的胡璉，依舊能夠清晰的將雙堆集戰役的草圖復刻在紙面上。

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胡璉在得知黃維特赦的消息后，曾一度在家人面前透露出他對對方的羨慕之情，在胡璉后人的回憶中曾就此給出了這樣一段描述：

正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經歷一場殘酷戰爭的人，比任何人都懂得生命的可貴。

隨著時間的流逝，雙堆集地區早已呈現出與時代發展相契合的繁華景象，但對親身參與那場戰爭的當事人而言，這片傷心之地又成了他們無法磨滅的沉痛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