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出訪中東，新一代股神遇到了沙漠的石油土豪，一路也碰撞出了金燦燦的土豪味。

王爺們給足了面子，各種隆重的紅毯，游行的駱駝，獲贈的飛機，還有寫成備忘錄（意味著還要談很多年）的“6000億”軍事大單。

而在這個關頭，心里滋味最復雜的，是伊朗。

特朗普中東之行，還有一個目的——聯合這些遜尼派國家，向什葉派的伊朗施加壓力，迫使其放棄核計劃。

為此，特朗普做了警告：如果伊朗拒絕，將采取軍事行動。

而這段時間，伊朗也做了很多自相矛盾的表態，比如在之前，伊朗最高領袖高級顧問Ali Shamkhani就做了個表態：

——伊朗準備在特定條件下與特朗普簽署核協議，以換取解除經濟制裁。

這份所謂的核協議是什么樣子的呢？按Shamkhani的說法：

伊朗將承諾永遠不制造核武器，銷毀可用于武器化的高濃縮鈾庫存，同意僅將鈾濃縮至民用所需的較低水平。伊朗將允許國際核查人員監督這一過程，以換取立即解除對伊朗的所有經濟制裁。

發布會現場還有個小花絮，有記者問如果這些條件得到滿足，伊朗是不是愿意立即簽署協議？Shamkhani當場回答：“是的”。

這是伊朗核心圈子做出的最鴿派的表態，于是美媒開始炒作：伊朗打算屈服了。

要知道，上一個通過協議自愿放棄核武器的國家，是烏克蘭。

1994年12月5日，烏克蘭跟美、俄、英、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5國聯合簽署《布達佩斯安全保證備忘錄》，允諾將銷毀境內全部核武器。而烏克蘭后來是什么結果，大家也都看到了。

然而，伊朗表態這一天是5月15日。

當天，中美公布了貿易協議，雙方大幅度撤銷了之前的關稅。這件事在社交媒體的爭吵中成了“一贏各表”，但在美國主流媒體乃至商界，幾乎一致認為是特朗普做出的巨大退縮。

美國有個商界領袖在競選時給特朗普捐過款，此事后他在《華爾街日報》寫了一篇垂頭喪氣的文章，大意是：特朗普是個軟弱的人，很容易因為壓力屈服，但是他的優點也在于他的軟弱，真出了事會第一時間退縮，所以他在股票和債券市場上不會惹出大麻煩，然后進一步做出了奇妙的“贏學”推論——美國經濟仍然有韌性，不會陷入衰退。

所以接下來的三天，伊朗的態度也微妙的變強硬了。

5月17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就出來說，特朗普的威脅言論“根本不值得回應”，又說他“令發言者本人和美國人民蒙羞”。

5月18日，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又表示，伊朗準備和美國認真談判。但無論是否達成協議，伊朗的鈾濃縮活動都將繼續。

說實話，伊朗現在的環境確實很不妙。隨著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敘利亞巴沙爾政權遭重創，伊朗辛苦經營多年的抵抗之弧，有土崩瓦解之虞。

新一輪的巴以沖突中，伊朗表現不說非常令人失望，至少相當不給力，以色列特工在其保衛最為森嚴的首都誅殺盟友首領，猶入無人之境，而它每次所謂的針對以色列的反擊，也總是雷聲大雨點小。

這也就罷了，關鍵，它總是一會兒強硬一會兒軟弱，每隔一段時間就表現出首鼠兩端的畏縮之意，頻頻向對手示好示弱。

這就像創業者和投資人的關系，投資人不擔心創業者畫餅、犯錯，最怕創業者自己喪失信心，一旦創業者表現出退縮之意，投資人就算已經下了注，也只好及時止損、擇時退出。這也是中國人說的“自助者天助”，你自己不爭氣，外人再怎么樣也沒用。

得不到大投資人支持，創業項目又一個又一個崩塌，加上國內經濟狀況日益惡化，所以難怪有人說，現在伊朗就像一堆干柴，一點就著。確實很危險。

其實，很多人對伊朗并不熟悉，它長期以來復雜的內部派系斗爭，注定了它在國際舞臺上會成為一個“兩面人”。

這要從伊朗的歷史傳統說起。

認慫和強硬

在很多人的印象當中，伊朗是一個“鐵板一塊”神權獨裁國家，因此它的政府的公開表態或作為，應該高度一致才對，普通民眾也會跟政府保持一致，類似朝鮮。至少，不會像美國那樣——政黨之間公開吵架、拆臺，國民、媒體也經常罵政府、總統和國家。

尤其是在戰爭時期，伊朗更應該保持“高度一致”，因為，即使在美國這種平時吵成一鍋粥的國家，一旦到了戰時，也是不容許媒體胡說八道的，比如二戰時期，美國就對媒體實施過管制。

但最近，伊朗卻給人一種很不一樣的印象。

尤其2024年9月24日，剛當選的伊朗總統馬蘇德·佩澤希齊揚，跑去位于美國紐約的聯合國公開表態說，“無意與以色列開戰，如果以色列愿意收起武器，我們也愿意這樣做”，還說“愿意恢復伊核協議對話”。

以至于，很多人以為，伊朗慫了。還有人說，伊朗出“反賊”了。

不過令人迷惑的是，伊朗剛被認為“慫了”之后不久，又向以色列發射了將近180枚超高音速導彈。這似乎又說明，伊朗對以色列和西方的態度，依然強硬。

那這就有個問題，為什么我們印象中應該“鐵板一塊”的伊朗，會同時出現認慫和強硬兩種態度？

其實，伊朗給人“鐵板一塊”的印象，多是西媒宣傳的結果。

伊朗政體，是非常復雜多元的，政壇一直存在教俗兩派，或保守、溫和和改革等相互競爭的派系。

而且，2024年7月份剛剛選上來的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屬于改革派——在強敵環伺、與以色列對戰之際跑上來一位改革派，本身也說明，即使外部壓力非常大的時候，伊朗也不會被保守或強硬派完全控制。

伊朗今天的政體，是宗教權威專家團體領導和監督下的世俗化民主政體。

你沒看錯，伊朗是個民主國家——實際上，還有可能是中東最民主的國家，只不過，是個有很濃厚的伊斯蘭什葉派味道的民主國家，一個世俗與宗教相互妥協的民主國家。

伊朗的政體一般叫神權政體，也叫伊斯蘭“法基赫監護體制”，所謂“法基赫”，就是非常了解伊斯蘭教義的教法學家，也叫法學家、神學家。

那么，怎么理解這套體制，它到底算民主還是專制？以及，它是怎么形成的？我們一步一步來拆解。

革命

1979年以前，伊朗還是一個君主制立憲制國家，統治伊朗的王朝，叫巴列維王朝。

巴列維王朝的創始人禮薩·汗，是個文盲，原是愷加王朝的下級軍官，打仗勇猛，擅長使用馬克沁機槍，所以人送外號“禮薩·馬克沁”。1921年，他領著一幫失意軍人發動政變，推翻了腐朽不堪的愷加王朝，并于1925年稱帝，自詡“波斯帝國的統治者”。

巴列維王朝，只歷任了兩個皇帝，禮薩·汗，和他的兒子禮薩·巴列維，存續了54年。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還中斷了一小段時間——禮薩·汗因支持德國，遭蘇聯和英國逮捕、流放，最終客死異國，禮薩·巴列維是經英美蘇三國協商而繼任王位的。

兩父子統治期間，伊朗也不太平，一方面，頻繁受到英美德乃至蘇聯等外部列強的欺負，另一方面，國內保守的伊斯蘭宗教勢力，還有強勢的左派、右派官員，以及邊疆的割裂勢力，不服他們的管制，經常爆發沖突、暗殺乃至政變。

比如，1951年，一個叫摩薩臺的強勢首相，主張將伊朗石油國有化，收回西方的石油開采特權，一度逼得禮薩·巴列維流亡海外。要不是美國中情局發動政變，推翻了摩薩臺的政權，巴列維王朝恐怕早就變天了。

巴列維王朝，雖然號稱是波斯帝國，以復興“波斯榮光”為己任，但整體而言是個親西方的半傀儡政權。二戰前，跟希特勒治下的德國打得火熱，二戰后，又受制于英美。

兩父子都非常推崇西方的現代化成就，還相信伊朗跟西方人一樣，同屬于雅利安人后裔。

——正是基于這點，1935年，禮薩·汗把原來的國名“波斯”，改成了“伊朗”（Iran，雅利安人Aryans一詞的波斯音譯）。

這還不算，兩父子還認為，過去伊朗長期的落后，是受了“低等”或“野蠻”外族的入侵——主要指阿拉伯人，以及他們帶來的伊斯蘭教的負面影響。因此，他們實施了一系列去伊斯蘭化的西化改革。

其中最激烈最著名的改革，叫白色革命，由禮薩·巴列維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實施。其中一項改革，是將伊斯蘭教會控制的全國30%的耕地收歸國有，導致全國1.5萬教士，失去自主謀生的能力，不得不靠政府補貼過日子。

正是類似激進的改革，逼得伊斯蘭教眾們奮起反抗。終于，1979年，一個叫霍梅尼的伊斯蘭教領袖，領導教眾，聯合不滿國王的世俗派組織，共同推翻了巴列維王朝，建立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這就是著名的伊斯蘭革命。

霍梅尼，出身低微，是個手無寸鐵的神學家，雖然因為與兩代巴列維王朝的國王斗過嘴，展現過不屈的姿態，因此在伊朗的教士階層威望很高，但革命爆發之際，他還在巴黎流亡呢，對國內革命的影響，僅止于他從巴黎寄回來的具有煽動性的講話錄音帶。

所以革命成功之際，他只是一名精神領袖，沒政黨，也沒軍隊。

而當時巴列維國王，可是掌握著軍權、擁有荷槍實彈的軍隊的，而且還有“薩瓦克”這樣的秘密警察機構。

當然，當時伊朗也有大量的教會組織，以及人口占比90%以上的什葉派信眾，但他們畢竟沒有武器，總不可能用肉身去對抗坦克和機槍。

其實1970年代末，巴列維王朝的軍事力量，非常強大，海陸空三軍總兵力38.3萬人，坦克2000輛、火炮3800門、直升機700多架、戰斗機 450 架，各類艦艇70多艘，而且都是最先進的美式武器，號稱世界第五大軍事強國。

既然如此，那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是如何成功的呢？

其中原因很多，但記住其中最核心的一條：是他跟其他反對國王的世俗派合作了。否則，他推翻不了巴列維王朝。因為當時世俗派手里，還有部分武裝且有自己的政黨。

既然是合作，那就意味著他必須向世俗派做出妥協，才能換來合作。

那他做出了什么樣的妥協呢？很簡單，就是雙方約定好了，鑒于霍梅尼在教眾之中的巨大聲望，因此不宜參與具體的政治活動，將來革命成功了，也僅作為超然于政治體制之上的宗教領袖而存在。

所以霍梅尼當時跟世俗派的合作，本質是“他出聲望，世俗派出力氣”。

這是君子協定，沒有訴諸文字的。但也正是雙方最初的妥協合作，形成了今天伊朗宗教與世俗混合民主政體的根源。當然，也有一些變故，我們接著往下聊。

確立“法基赫”體制

禮薩·巴列維，是1979年1月16日乘飛機離開伊朗的，2月1日，霍梅尼就從巴黎回到德黑蘭。他剛一回國，就指定了一個叫巴扎爾甘的人擔任臨時政府總理。巴扎爾甘，是一個叫“自由運動”組織的領導者，屬于偏右的世俗派。

到了1979年8月3日，新政府召開第一屆制憲委員會時，實際成立的是由八個黨派參與的聯合執政政府，其中包括世俗派、神權派。

這其中，絕對效忠和擁護霍梅尼的，是伊斯蘭共和黨——一個經霍梅尼指示，由拉夫桑賈尼、哈梅內伊和阿爾德比利等什葉派神學家創建的偏右神權政黨。

這八個政黨，一起競爭全國選票，誰選票多，誰就上臺執政。但是，直到這會，也沒有任何人提出要建立神權政體，當時比較普遍的預想，是世俗政黨和神權政黨共同參與治國，體現“共和”二字的本意。

注意，就在這個時候，變故出現了。

1979年8月的選舉開始后，霍梅尼公然違背各派最初“他只做超然的宗教精神領袖”的約定，站出來為伊斯蘭共和黨站臺，發動遍布全國的寺院網絡，讓教士們號召信眾為伊斯蘭共和黨候選人拉票。

當時伊朗全國識字率不足50%，大量偏遠地區的不識字的農民，只認識宗教領袖霍梅尼或居住地的毛拉等神職人員。

結果是，伊斯蘭共和黨贏取了90%以上的選票，部分地方甚至達到了100%，制憲委員會席位一共73席，伊斯蘭共和黨占55席。

霍梅尼違約，其他政黨當然不滿，一些左派政黨發動了抗議游行。

不過木已成舟，抗議也來不及了。1979年11月15日，一部100%以伊斯蘭教義為基礎的新憲法公布了，其中規定：

伊斯蘭教法學家是國家統治的基礎，即教法學家如果覺得政府違背伊斯蘭教義，有權介入或接管。

至于霍梅尼本人，則被授予伊瑪姆名號——這是伊朗國教十二伊瑪姆派最高榮譽了，成為終身教士領袖，集政治和宗教權力于一身，不僅可以干預三權，甚至還能凌駕憲法。

這就是“法基赫監護體制”。

霍梅尼的兩個口號，成了該體制的基本原則，即“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戰斗，戰斗，直到最后勝利”，前者奠定了伊朗的宗教基礎，后者確定了“不斷革命”的方針。

至于總統和議會，則由公民選舉產生，任期制，關鍵，受宗教領袖限制和領導。

到這一步，伊朗才算真正有了神權政體的框架。

但世俗派會輕易妥協嗎？當然不可能。

新憲法于12月3日全民投票生效之前，世俗派發動了新一輪抗議運動。甚至，伊斯蘭共和黨內的部分高級神職人員，也不同意神權體制，紛紛上街游行，以至于爆發了嚴重的騷亂。

比如，巴扎爾甘，就公開反對建立神權體制。而且，他也不同意當年11月爆發的扣押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下場是，他被霍梅尼趕出了政府。

為了新憲法能獲得全民支持，投票前夕，霍梅尼再次利用自身影響力，向公眾發表全國講話，他強硬地表示：“明天凡是不投贊成票的，都是美國大撒旦的幫兇，是褻瀆烈士。”

有了最高領袖的背書，新憲法以絕對的投票優勢獲得通過。

但即使這部憲法已經生效，可彌散在精英階層的爭論，并沒有終止。而且，很快從口舌之爭蔓延到了線下的拳頭之爭。

1979年12月11日，即新憲法全民生效當日，伊朗第三大城市大不里士，一群激進分子，襲擊了一個不認同霍梅尼的大阿亞圖拉，爆發了反霍梅尼游行。大學校園也頻頻爆發暴力集會。

也正是在這期間，霍梅尼為了保證伊斯蘭革命成功，給自己添置了一些鎮壓反對派的暴力機器，其中最重要的有兩個：一個是巴斯基，一支民兵預備役組織，另一個就是伊斯蘭革命衛隊。

依靠這些暴力機器，霍梅尼對反對派實施了殘酷的鎮壓，最終保住了“法基赫監護體制”。

教俗之爭

有必要說明的是，盡管霍梅尼實施了鎮壓，可世俗派與神權派之間的爭議，實際一直到今天也沒結束。多年來，雙方你來我往、誰也滅不掉誰。

當然，總的來說，神權派多數時候占上風。但世俗派也絕不是吃素的。

尤其1989年最高領袖霍梅尼去世，其學生哈梅內伊繼任后，最高領袖的卡里斯馬魅力大減。

為了適應新時代，哈梅內伊修改了憲法，神權派的力量弱化了不少。

比如，過去最高領袖必須是“效仿淵源”，但現在變成了必須具備“宗教哲學方面的才能和美德”，這等于否定了“最高領袖說什么都是對的”的傳統。

另外1988年2月，一個叫國家利益委員會的組織成立了。

按憲法，伊斯蘭法學家組成的憲監會，有權審查否決議會的提案決議乃至議員候選資格，所以兩者就經常吵架。而國家利益委員會，就是為調和兩者矛盾而成立的。

這說明，教俗兩邊的矛盾，還是很嚴重的，也說明誰也沒把誰徹底摁死。

——實際上，當年哈梅內伊也正是在教俗兩派關系極度緊張之際上任的。他一直試圖在兩派之間找到平衡點。所以此后，他治下的總統，一直是改革派、保守派和溫和派交替出現的。

像他治下的第一任總統拉夫桑賈尼（1989年-1997年）、第二任哈塔米（1997年-2005年）、第四任魯哈尼（2013年-2021年）、正在任上的第六任佩澤希齊揚（2024年-）都是相對開放的改革派，期間保守派只有第三任內賈德（2005年-2013年）、第五任萊西（2021年-2024年）。

改革派最強勢的時候，是在哈塔米時代，2000年的議會選舉，290個席位，改革派居然占了222席。

美國爆發911、推翻薩達姆后，給伊朗更大壓力。這時，伊朗憲監會出手，否了2000多名改革派候選人資格，伊朗國內的保守勢力才又重新崛起，爾后，公認的強硬保守派總統內賈德登臺。

實際上，如果完全交給公民選舉，沒有外部壓力，也沒有內部教士集團干預，保守派根本就當選不了總統——伊朗的公眾還是比較喜歡改革派的，保守派內賈德和萊西，都是在外部環境極度惡化后才登臺的。

2021年萊西登臺的背景，是特朗普上臺后，否決了伊核協議談判，加大了對伊朗的制裁，伊朗人反西反美達到了新高潮。

最近，內賈德多年閑散后，又再次被任命為伊朗情報局局長，有說，這也是伊朗外部壓力加大的結果。

再有，保守派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實際也是有矛盾的。

內賈德當年下臺，是他太極端了，引起了溫和保守派的不滿。在人事任命問題上，他公然違抗哈梅內伊的意志，這是溫和保守派無法容忍的，所以2017年，他再度登記競選總統，被憲監會取消了資格。

另外，很有意思的是，除了上面這些文官政府內部存在教俗之爭，伊朗的軍事力量，也有相對應的爭斗——爭斗的雙方，分別是保護教士利益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和世俗化的前巴列維王朝留下的武裝部隊。

下面，我們就分別聊聊他們怎么回事。

革命衛隊的誕生

霍梅尼成立伊斯蘭革命衛隊前，伊朗已經有不少世俗化的武裝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前巴列維王朝留下的國防軍和警察機構。

我們前面說過，這些武裝力量后來倒戈，轉而支持霍梅尼了。所以按常理而言，只要取得這些武裝力量的領導權，或者讓他們保持中立，不要介入政治，也就夠了。

但霍梅尼精明就精明在這，他認為這些倒戈的武裝力量，能背叛國王，將來也能背叛他，關鍵他們都是些世俗化的武裝力量，其中許多人接受的是美式和西化的思想灌輸，所以如果要保衛伊斯蘭革命成果，那就必須重新建立忠于自己、忠于伊斯蘭教的武裝力量。

畢竟，任何真理，包括教義的真理，都必須在大炮射程之內。

那會，霍梅尼剛回國三個月，一支曾奔赴黎巴嫩支援當地什葉派起義的武裝力量，率先引起他的興趣——能自愿奔赴國外輸出什葉派革命，信仰忠誠度自然毋庸置疑。

這群人原是左派組織人民圣戰的成員，因為有比較強的宗教屬性，單獨分立出來，規模一開始只有700人。

——這就是最早的伊斯蘭革命衛隊，1979年5月5日正式宣布成立。截至1980年中期，已經快速膨脹至2.5萬人。

伊斯蘭革命衛隊，首要的屬性，是具備忠誠的宗教信仰，因為霍梅尼建該隊伍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伊斯蘭革命的“宗教純潔性”。

1979年新定的憲法，從制度上賦予了伊斯蘭革命衛隊合法性，其中明確規定，它是一支“意識形態軍隊”，主要任務是“以真主的旨意執行意識形態的圣戰使命”。

憲法中，還有一條關于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規定也很關鍵：“與其他武裝力量協同合作，建立如兄弟般的友誼”。

所謂“其他武裝力量”，主要指巴列維王朝原來的國防軍——這是當時伊朗最大的一支武裝力量，對霍梅尼來說，他無法完全把握掌控，但又得罪不起，只能靠“兄弟”二字加以捆綁利用。“兄弟”二字很微妙，說明革命衛隊與世俗化武裝力量并行不悖，互不從屬。

事實也證明，這是非常有智慧的兩個字。

1980年，伊朗西北部庫爾德人、阿塞拜疆人分離主義，以及土庫曼人、俾路支斯坦少數民族，趁新政權還未站穩腳跟，紛紛發動叛亂。霍梅尼派出革命衛隊鎮壓，但怎奈實力不濟，第一次亮相即以失敗告終，如果不是國防軍相助，局面是無法掌控的。

所以霍梅尼盡管不信任世俗化武裝部隊，但還是離不開它，至少早期是這樣。直到后來革命衛隊成長、壯大，他才有點“兔死狗烹、鳥盡弓藏”。

兔死狗烹

巴尼薩德爾，是一名世俗派左翼，1960年代因加入霍梅尼的反國王斗爭，曾兩次被捕入獄，后來流亡到巴黎，順便念了個社會學博士，期間還辦了份不斷抨擊巴列維王朝的雜志。

霍梅尼流亡至巴黎期間，沒有住處，也不會說法語，是巴尼薩德爾將公寓空出來，容留了霍梅尼和他的家人。霍梅尼后來定居于巴黎郊外，也是巴尼薩德爾和其他助手，將他的講話，剪輯成錄音帶，然后傳回伊朗國內。所以算起來，他是霍梅尼最忠實的追隨者了。

1980年，巴尼薩德爾當選伊朗第一任總統兼任武裝部隊總司令——包括對伊斯蘭革命衛隊的統領。

不過習慣穿西裝、在巴黎生活了多年的他，并不認同霍梅尼將伊朗伊斯蘭化，也不喜歡太伊斯蘭化的革命衛隊，他安插了一個世俗派的親信去管理，試圖將其并入世俗化的正規軍。

兩伊戰爭期間，他指揮失當，導致了一場嚴重的軍事失敗，整得很沒面子。但他緊接著就抱怨：責任不在我，而是政府中無能的神職人員太尸位素餐。他還說曾兩次親眼看見，革命衛隊操作失誤導致直升機墜毀。

巴尼薩德爾的抱怨，引發神職人員的不滿，也讓霍梅尼不爽。所以1981年7月，他遭議會彈劾，下臺滾蛋。同月，預感生命有危險，他和一名人民圣戰的領導人，悄悄登上了一架伊朗國防軍的空軍飛機，再次逃亡至巴黎。

自此，革命衛隊，也不再對總統負責了，只對最高領袖一人負責。

巴尼薩德爾后來一直生活在巴黎，活了88歲，2021年去世。期間，他從霍梅尼最忠實的追隨者，變成了最激烈的反霍梅尼分子。多年后，他談起霍梅尼時說道：“我就像個孩子一樣，看著我父親慢慢變成一個酒鬼。”

其實，1980年前后，許多過去支持過霍梅尼、與其共同推翻巴列維王朝的世俗派，命運都跟巴尼薩德爾差不多。包括民族民主陣線、人民圣戰和自由運動組織，甚至，一些相對溫和的什葉派宗教領袖，都被一一收拾了。

其中，人民圣戰有少量的武裝力量，一怒之下，炸了支持霍梅尼的伊斯蘭共和黨辦公室，導致大約70名高級官員、內閣成員及議員喪生，包括繼任巴尼薩德爾的第二任總統拉賈伊。

但已經擁有暴力機構的霍梅尼，也沒在怕了，迅速出動革命衛隊，逮捕了數千人、處決了上百人，予以堅決回擊。

以上這些反對派，都好對付，因為他們手里沒槍，即使有，也很少。

更難對付的，是那支前巴列維王朝留下的強大的國防軍。盡管新政府成立后，他們宣稱臣服于他，但誰又能保證他們不二次變節呢？

事實證明，霍梅尼很有先見之明。1980年5月，一批前巴列維空軍準將、原首都防空司令、上校為首的空軍，果然就反了。他們整了一個大計劃：

準備先奪取哈馬丹空軍基地，再利用剛剛購買的18架美制F-4“鬼怪”戰機，轟炸德黑蘭霍梅尼官邸和伊斯蘭革命衛隊總部。等全城大亂后，安插在帝國禁衛軍、德黑蘭憲兵隊、警察部隊中3000名內應，再群起而攻，占領廣播電臺、干掉所有高級神職人員。

等聽到廣播信息，第1、21、92裝甲師和81巴赫塔蘭師、77步兵師和第一海軍陸戰旅，再蕩平設立于全國15個大城市的伊斯蘭革命衛隊。

該計劃，堪稱大手筆，是霍梅尼建立神權政府以來遇到的最危險的武裝叛亂。如果不是這群軍官的合作政黨——一支左派政黨，將該計劃泄密給了霍梅尼，伊朗就不是現在的伊朗了。

霍梅尼知道這事后，驚出一身冷汗，立即派出革命衛隊鎮壓。在叛軍顛覆計劃實施前兩天，他將所有叛亂軍官一網打盡，其中數百人即刻處死，另有600多人被捕、判了終身監禁，并通過電視直播進行公開審判。

其中一個叫艾亞特的被捕軍官，當著全國的電視觀眾，將霍梅尼和神權教士們痛罵了一頓。他說：“我不為名利，就為拯救伊朗現代文明。霍梅尼是你們這些××的伊瑪姆，不是我的。”

他的講話，弄得神權政治的擁護者很尷尬，立即叫停了電視直播。

這些前巴列維王朝的軍官們，過去受的都是西式或美式形態教育，甚至日常用語都是英語，開的也是美式飛機，所以本能就反感政教合一體制。

不斷肅清對手，伊朗神權色彩越來越濃，民主、共和色彩漸漸暗淡。與此同時，作為伊斯蘭意識形態的捍衛工具——伊斯蘭革命衛隊，則迅速壯大起來。

二元軍政體制

霍梅尼雖然不信任世俗武裝，但他也深知，對付世俗武裝最好的手段，不是靠硬碰硬的武力鎮壓，而是靠攻心戰。這也是新憲法中以“兄弟”二字待他們的要義。

其實早在1978年推翻巴列維王朝之際，他就一再鼓勵國內的游行示威者：“不要攻擊軍人胸部，而要擊中軍人靈魂。即使軍人向你開槍，你也要手持玫瑰迎上去，容忍他們殺五千、1萬、2萬。”

當年最美式的巴列維王朝空軍，以及其他武裝力量，也就是這樣投靠霍梅尼的。

革命成功后，有人一度建議將前巴列維的軍隊解散，但霍梅尼不同意，他認為，蠻力下達解散令，只會導致他們再度反叛，所以確定了通過清洗方式“純潔”他們，為新政權所用。

這期間，除了1980年5月反叛的空軍軍官被悉數清洗掉外，還有大量憲兵隊、警察以及前薩瓦克軍官被處決。軍隊中還成立了“清洗委員會”，心懷鬼胎的人各種舉報、誣告，整得雞飛狗跳。

截至1980年中，大概有1.2萬名世俗化軍官遭清洗，其中有些陸軍部隊，清洗比例高達65%-90%。

清洗，純潔了世俗化隊伍，但也讓世俗部隊的士氣低落到了塵埃，大量軍人擅離職守，以至于一些軍隊，光有番號，可人都走光了。原本38萬的正規世俗化軍隊，一下縮水到了不足15萬，成千上萬的專家和高級將領離開了部隊。

打壓并馴服世俗化部隊，本也是霍梅尼的目的。但到了1980年9月，這事就不能再干了。為什么呢？因為，兩伊戰爭爆發了。

戰爭爆發后，霍梅尼赫然發現，手里能保家衛國、打陣地戰的正規軍，已遠遠不夠用。

兩伊戰爭，從1980年9月22日，一直打到1988年8月20日。

起因很簡單，霍梅尼建立的什葉派神權政府，有極強的對外“輸出革命”的沖動。伊拉克作為伊朗的鄰國，什葉派占比54%，擔心伊朗的什葉派革命蔓延過來。而當時執掌伊拉克的薩達姆，屬于遜尼派，還有比較強的“大阿拉伯主義情結”。

當時薩達姆跟伊朗的死對頭美國的關系還沒有惡化，因此戰爭打起來后，得到了美國的資源和武器的支持。與之相對，伊朗這邊，不僅人員不足，武器也差，火炮不足300門，經修理可使用的飛機不到100架。

戰爭伊始，霍梅尼只能依靠最忠誠的伊斯蘭革命衛隊。

老實說，這支意識形態部隊，由于信仰純正，打起仗來也不能說不猛。其中有些人，可謂視死如歸，有點二戰時期日本“死士”的感覺。

不過有個問題，是意識形態戰士，幾乎毫無國防作戰經驗，完全靠血肉之軀去抵抗伊拉克的坦克、飛機。

他們接受的教育，主要是伊斯蘭宗教教育，排斥西方事物，所以鎮壓政治對手還行，但真要讓他們開飛機、坦克上大型戰場，就真不行了。

因此，盡管他們奮勇奔赴前線，兩伊邊境城市霍拉姆沙赫爾城，還是在最初的戰役中很快就淪陷了。

這要怎么辦呢？沒別的辦法，只能重用世俗化部隊。所以原巴列維王朝空軍叛亂爆發5個月后，一些本已經投入大牢的空軍軍官、飛行員，又被重新啟用。而霍梅尼也不得不放下顧忌、叫停清洗。

可以說，正是得益于兩伊戰爭，伊朗獨特的“教俗二元軍事體制”以及背后“二元政治體制”，固定了下來。至今，也沒有改變。

所以現在的伊朗，有保守的伊斯蘭革命衛隊，而他的國防軍尤其是空軍，則依然保留了濃郁的美式味道，通行英語。

戰火淬煉革命衛隊

兩伊戰爭，對伊斯蘭革命衛隊，也是一次烈火淬煉。

雖然，革命衛隊一開始打得很拉胯，但他們很快就學會了按正規部隊的規則行事。過去革命衛隊全靠對神職人員的忠誠組織起來，但殘酷的戰場，很快就逼著他們形成了傳統的師、旅、營組織。

比如，革命衛隊中原來有一個叫“解放運動辦公室”的下屬機構。它由最忠實的伊斯蘭教徒組成，主要任務是去海外招募同情伊朗什葉派革命的“代理人”，輸出革命。

戰爭期間，該機構迅速成長，招募到了遠自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什葉派組織，甚至在敵人伊拉克的老家也發展出了代理人——伊拉克什葉派組織。最成功的一次操作，是1982年，在黎巴嫩協助成立了真主黨。

戰后，“解放運動辦公室”正式更名，成為伊斯蘭革命衛隊的一個建制旅，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圣城旅。

軍種、裝備方面，在戰爭中也極大提升。

過去的革命衛隊，靠肉身，缺乏機械化部隊，但為了打贏對手，就是再抗拒飛機、坦克和軍艦這些鐵疙瘩，那也得老老實實用起來。因此，戰爭期間，革命衛隊的海軍、空軍，也就這樣建起來了。

還有軍員招募的范圍，也大大擴充，不再局限。

過去，革命衛隊招募成員，是非常嚴格的，主要考察一個人的信仰是否“純潔”。但殘酷的戰爭導致兵員損耗嚴重，也就不得不放寬標準，面向全體伊朗人招募。

也正是出于這方面的考慮，霍梅尼將一手創立的規模龐大的預備役組織——巴斯基，納入到了革命衛隊的指揮系統。

巴斯基的成員普遍比較年輕，幾乎毫無實戰經驗，因為平時要種地，服役時間也只能限于冬季12月至次年3月。每次上戰場，神職人員就給他們的脖子掛一塑料鑰匙，告訴他們，如果在戰場犧牲，就能打開通往天堂的大門。

革命衛隊的規模，因此迅速擴張，幾乎擁有了永不枯竭的兵源。

也是依靠巴斯基，在戰爭早期，革命衛隊使用了極其殘酷的“人海戰術”，戰士們比肩接踵，鑄成人肉墻，一步步逼向伊拉克人的坦克和陣地，甚至一些未成年的孩子也被送上了戰場。

一位革命衛隊的指揮官總結說：“為了勝利，我們不需要飛機坦克，只需要四倍于敵人的人數。”

兩伊戰爭，最終，是以伊朗戰敗而告終的。伊朗，因為這場戰爭，死了35萬人，受傷超過70萬人，經濟損失了3000萬美元，倒退了數十年。

但對伊斯蘭革命衛隊而言，這場戰爭，卻是一次難得的飛躍式發展的機會。

1980年9月時，革命衛隊還只有3萬輕型裝備軍隊，但截至1986年底，已經募集35萬人，規模已經與正規軍相當了，關鍵，已經形成了海陸空完備且成建制的軍種。

它也不再排斥西化的軍事技術，至1985年，其所建立的武器工廠，已經可以組裝出美制M151軍用吉普車、坦克牽引車和火炮拖車、直升機槳葉、裝甲車風檔等配件，還能仿造RPG-7火箭筒、BM-21火箭炮和 SA-7便攜式防空導彈。

伊斯蘭革命衛

現在聽到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次數，幾乎都快超過聽到伊朗的次數了。原因，是現在伊朗跟以色列打架的，主要就是伊斯蘭革命衛隊，非一般的普通民眾，甚至都不是國防軍。這點，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

我們前面說到，現在伊朗有兩支主要的軍事力量，一支是伊斯蘭革命衛隊，一支是常規國防武裝力量，前者偏向教士，后者代表世俗派，目前兩者加起來大概52萬人，其中常規軍一直沒怎么變，大約35萬人，而伊斯蘭革命衛隊，相對戰時高峰期，下降至15-17萬人。

原則上來說，兩支武裝力量，都歸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領導——他領導著一個叫武裝部隊總參謀部的組織，負責統領國內所有軍事力量。作為宗教領袖，他當然比較倚重伊斯蘭革命衛隊，所以武裝部隊總參謀部，經常以革命衛隊的指揮官為主。

但問題在于，經過多年發展，這支意識形態部隊也有了自己的“脾氣”，弄不好也是會失控的。

比如內賈德時代，這哥們原來就是伊斯蘭革命衛隊出身，所以他做了總統后，給了革命衛隊特別多的好處，內閣里一度全是革命衛隊軍官。哈梅內伊感覺不對勁，所以就大力扶持常規國防武裝部隊，牽制內賈德和革命衛隊。

從人數上說，常規武裝部隊比革命衛隊要大，所以后者也不敢太放肆，伊朗國內的軍事力量因此大致維持了一種相對平衡和穩定的狀態。

但革命衛隊有一項優勢，是常規武裝力量無法比擬的，即它不僅是一支擁有海陸空完備建制的正規國防部隊，還是一支伊斯蘭意識形態的保衛力量，所以影響力從軍事滲透到了政治、經濟和社會各個領域。

我們細數下截至2024年，革命衛隊到底有多少家底吧：

目前革命衛隊，最高層，是由總司令侯賽因·薩米拉少將領導的。他參加過兩伊戰爭，原來是革命衛隊的副司令，2019年由哈梅內伊欽定為總司令。最高層，還有副司令、參謀長和各軍種司令，這些人由總司令提名，經最高領袖批準后任命。

最高層下面，設有聯合參謀部、陸軍、海軍、空軍、巴斯基和圣城旅。另外還設有兩個跟聯合參謀部并行的單位，叫宗教領袖代表處和情報機構，主要負責跟最高領袖和其他武裝部隊的聯動。

其中陸海空三軍，還有負責預備役和招募兵源的巴斯基，跟世俗武裝部隊也沒什么兩樣，目前陸軍最多，將近10萬人，海軍2萬，空軍也有1-2萬。

——陸軍主要負責打擊伊朗分離勢力，包括西北部的庫爾德和東南部的俾路支叛亂組織。

海軍則負責控制全球30%的石油消費量都必須經過的霍爾姆次海峽，輻射范圍可到達紅海曼德海峽。

空軍，則以可設計和生產“法塔赫”超高音速導彈、“目擊者”、“土曼”系列無人機等先進武器著稱——伊朗已是無人機出口大國，其中不少出口到了俄羅斯。

伊斯蘭革命衛隊中比較特殊的，是圣城旅，其他部隊是沒有的。該部隊現役5千-1萬人，別看人數不多，可今天伊朗90%以上的事，大概都是該部隊干的。所以圣城旅的司令，有時候比革命衛隊總司令還受歡迎。

主要原因是，圣城旅的主要功能，是在世界各地找尋同情伊朗什葉派革命的“代理人”。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伊朗整出的“什葉派之弧”，成為反以色列的中東領頭羊，都是靠圣城旅干出來的。

發展出的“代理人”，包括也門胡塞武裝、伊拉克民兵組織、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和杰哈德組織等。圣城旅為他們提供資金、軍事訓練和思想教育。

圣城旅也是革命衛隊中宗教色彩最濃的，主要靠宗教信仰向全世界招募“代理人”。但很有意思的，是它招募“代理人”時，并不要求他們對伊朗忠誠，甚至都不要求什葉派信仰，只需要反猶太復國主義、反西方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和反伊斯蘭壓迫。

比如哈馬斯，就是遜尼派組織，但圣城旅還是加以扶持。

這樣一支兼具思想和武力進攻的反西方部隊，最令西方人痛恨，所以該隊伍的首領，也是最經常遭以色列、美國打擊和斬首，當然也就在全球最“露臉”。

其中最著名的一次，當然要數2020年對圣城旅司令蘇萊曼尼的刺殺了，而就在今年，圣城旅副司令扎赫迪、圣城旅副指揮官兼黎巴嫩分支指揮官阿巴斯·尼爾福尚，也均被以色列斬殺。

上面提到的，都還屬于軍事范疇，其實，伊斯蘭革命衛隊最最特殊的地方還在于：它還是一個擁有龐大經濟體量、掌控了伊朗經濟命脈的、具備自我造血功能的軍政經復合體。

這事，要追溯到1989年哈梅內伊繼承霍梅尼最高領袖的位置說起。

哈梅內伊，早年是霍梅尼的學生，神學方面的大拿，也是伊斯蘭共和黨的創始人，對霍梅尼可謂忠心耿耿。

但1985年霍梅尼生命末期選繼承人時，并沒有首選哈梅內伊，而是選了另外一個更加優秀的學生，蒙塔澤里。

不過蒙塔澤里比較自由開放，并不同意霍梅尼搞神權政治，這讓霍梅尼很傷心，退而求其次，才選了哈梅內伊，短時間內給他連升三個等級。

哈梅內伊很感激，所以當選后，堅決高舉霍梅尼的路線。但他也深知，自己無論才學還是聲望，都沒法跟老師相比，所以要鞏固自己的統治，光靠霍梅尼的余威是不夠的。

那要怎么辦呢？很簡單，就是要牢牢地掌握伊斯蘭革命衛隊這個防身固權的“刀把子”，而且主要手段，不是靠自身權威，而是靠給經濟好處。

所以1989年12月，他宣布建立“封印先知建筑公司”，聲稱要發揮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民事能力，加快戰后重建。

——這實際是變相給革命衛隊經濟好處，讓它與國民經濟命脈綁定在一塊。所以，封印先知建筑公司，也很快就變成了革命衛隊的“私產”，且從包攬國家基礎建設工程，擴展到壟斷石油、礦山、機場、碼頭電信和進出口等各個經濟領域。

截至2020年，封印先知建筑公司員工，已經多達4萬人，旗下注冊公司，已超過812家，估值數百億美元，承接了1700項政府合同。

尤其是內賈德當政（2005-2013年）期間，伊朗境內的隧道、地鐵、水壩、建筑、油氣管道和高速公路等基礎建設項目，幾乎都給它包圓了。

它旗下有一系列的控股公司、慈善基金會，規避監管、制裁，以方便自己暗中操作、將國家利益“私有化”。關鍵，它也不按市場經濟競爭規則行事，經常靠權力，以最低的價格獲取國家資產，以“國家安全”為借口排擠和擊敗競爭對手。

截至目前，伊斯蘭革命衛隊已經控制了伊朗國內57%的行業，旗下公司難以計數了，光境內外的貿易公司就多達560多家，除石油外，伊朗出口的30%、進口的一半以上都在它手里，年收入數百億美元。

這也就難怪伊朗前總統魯哈尼會說，如今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實際是“一個拿著槍的國家”。伊朗經濟已完全被它綁架，成了它的“血袋子”。

尾聲

伊斯蘭革命衛隊背后，站著的是教士集團。

除了革命衛隊掌握伊朗經濟命脈外，伊朗還有一個特點，是國內各類教士集團掌握的基金會，也非常多。這些基金會多是以慈善為名號，但掌握的資金卻大到令人咋舌的地步。

有統計說，目前伊朗GDP中的80%都掌握在全國120個教士集團掌控的基金會里。2012年，伊斯蘭革命衛隊出身的內賈德也透露，伊朗最富裕的300個教士家族，掌握了伊朗60%的財富。

包括封印先知建筑公司，也有不少基金會，其中一個叫“烈士窮人基金會”，以救助窮人之名賺得盆滿缽滿。

對于教士集團來說，基金會的用處，是能掛個慈善名號，然后就有許多可操作的灰色空間——主要逃避監管和稅務。所以基金會，實際就成了教士集團斂財的工具。

另外，伊朗經濟還有個特點，是伊朗的國營經濟占比，已經達到65%（也有說90%）。所以這些年改革派總統上臺，經常提出的一個訴求，是私有化改革，以提振經濟效率。

為什么伊朗的國營經濟占比會那么高呢？一個比較可信的解釋，是私企確實很難在常年受西方制裁、教士集團、伊斯蘭革命衛隊的盤剝下發展起來。

實際上，就算是私有化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一般也是各類教士集團掌握的基金會和伊斯蘭革命衛隊。

比如2016年，伊朗前總統魯哈尼，對27家超大型公司、76家大型公司、31家中型公司和31家其他規模的國有公司實施了私有化改革。結果是，其中25%出售給了公務員養老金組織，15%分配給了村民和游牧民族社會保險基金，25%分配給了社會保障組織，只有5%給了真正的私營企業。

所以私有化改革，實際成了右手倒左手，根本私有化不了，期間，還要被某些官僚、基金會、教士集團擼一遍。

如此惡劣的經濟環境，可以想象，盡管擁有世界排名第三的石油儲量，伊朗的經濟也不會好到哪去。

最近10年，伊朗的經濟實際是一直在萎縮的，數據顯示，已經萎縮了快一半了。——當然，伊朗的經濟數據，一直就不透明，各類機構的統計，差距非常大。

與國內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教士集團和官僚階層的盤剝“相互配合”，伊朗經濟還有一個特點，是常年受到西方的制裁和封鎖。

有數據顯示，2012-2015年，西方制裁導致伊朗GDP下降了19.1%。

2016年，因為伊核協議談判有所進展，西方放松了制裁，也解凍了部分伊朗海外資產，所以當年伊朗GDP立馬飆漲了8.8%。

但特朗普上臺后，伊核協議談判廢止，西方再次強硬制裁伊朗，結果最慘的時候，2018年四季度，伊朗GDP增長暴跌至-11.23%。

西方制裁后來疊加了疫情，世界銀行估計，截至2020年，伊朗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生活費每天不到6.85美元。

現在，伊朗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為1517土曼/月，差不多2600元，但多數人達不到這個標準。伊朗環衛工人月收入600土曼，送外賣1200土曼，老師、醫生和石油產業工人會好點。

盡管伊朗石油比水還便宜，1升油3毛8，但它的工業落后，很多東西都需要進口，所以物價并不便宜，一包方便面18元，一公斤大米20元，一袋掛面50元。

對伊朗的普通人而言，國內，有教士特權集團壓榨，國外，有西方制裁，日子是真難。而且，這國內外的兩股力量，實際達成了“相互配合”的效果。為什么這么說呢？

因為，伊朗的宗教特權集團，并不怕西方制裁，也不怕西方的武力打擊和威脅。

一方面，伊朗政府對中低層是有托底福利的，即使最底層，老百姓也餓不死，這就防止了爆發“饑餓革命”。另一方面，西方越制裁，宗教特權集團就越有理由向內索取更多，而伊朗國內的老百姓也會越發痛恨西方，從而更支持宗教特權集團。

這事也好理解。

比如，伊朗受西方制裁，沒法融入全球化，所以老百姓只能買革命衛隊控制的工廠生產的手機、衣服和方便面，價格貴質量還差，一旦融入全球化，外國的商品就會進來，革命衛隊工廠的產品就會沒人要。所以革命衛隊甚至就不希望伊朗融入全球化，西方越制裁，它反而越興奮、越高興。

——今天伊斯蘭革命衛隊，玩“代理人”戰爭，與以色列打低密度、低烈度的戰爭，屢屢揚言大規模報復，可屢屢點到為止，背后部分根由恐怕也在于，它本身有“戰爭需求”——類似老美國內的軍工復合體，戰爭只要打不死它，對它是有經濟乃至政治好處的。

最典型案例，是2013年，改革派總統魯哈尼上臺后，實施自由化改革，跟西方緩和關系，啟動核協議談判，將經濟融入全球化。這對伊朗老百姓來說是好事，但伊朗國內的保守派反倒不樂意了，尤其革命衛隊，擔心對伊朗經濟的影響力下降，頻頻阻撓，理由冠冕堂皇：美國會借機滲透伊朗高層，伊朗經濟可能喪失自主性。

當然了，保守派擔憂全球化后伊朗高層被滲透，也不是沒有理由。因為，伊朗人看起來反美反得最來勁，但骨子里非常親美。

過去巴列維王朝時代，有錢的伊朗中產家庭，幾乎都有孩子送去西方留學。現在海外伊朗人大概有400萬，其中有150萬都在伊朗政府最痛恨的“大撒旦”美國。

伊朗人親美或親西方的原因，可能主要是源自巴列維王朝時代鼓吹的與西方人同宗同源的雅利安人傳說，以及深入各個方面的西化改革。

20世紀50年代中期后，伊朗40%的石油開采都給了美國，作為回報，美國在伊朗建立了軍事基地，還給了6800萬美元的經濟援助，去美國留學那更是方便，1940年至1979年，一半的伊朗留學生都去了美國，甚至，當年美國還給伊朗提供了核反應堆以及核燃料。

雖然，1979年，巴列維王朝被教士集團推翻，但那個時代的西化記憶只是被壓制了，并沒有真正遠去。所以我們前面說了，伊朗教俗兩方的激烈爭斗，其實一直到今天也沒斷。

這種斗爭，能激烈到什么程度？我們前面已經有詳細地闡述了，其結果是，至今伊朗還是一個教士與世俗派并存的“二元軍政體制”國家。所以很多人的印象中，伊朗國內的公知、自由派或什么“內奸”“內鬼”好像非常多。

我們前面說到，霍梅尼最得意的門生蒙塔澤里，都不認同他。其實他自己的小兒子艾哈邁德，都不愿意繼承他的衣缽，反而常年跟他唱對臺戲，崇尚西式自由民主。

今天，伊朗國內教士集團和西方世界的斗爭，本質只是伊朗這片土地延續了上千年的“東西之爭”的老戲碼而已。雙方爭斗的目的，只是為了贏得對伊朗高原這片土地的統治權。至于伊朗國內多數普通人的利益生死，又有誰真正關心過呢？

作者：左頁，藍鉆故事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