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羅馬教皇方濟各走了。當地時間4月21日，梵蒂岡教廷對外宣布，天主教羅馬教皇方濟各當天逝世，享年88歲。

說到方濟各其人，平心而論，他作為一個宗教人士，在世界上的聲望還是挺高的，在各國各界的風評也以正面評價居多。在對華問題上，方濟各的對華態度也堪稱是歷屆教皇之中最友好的。方濟各在早前接受港媒采訪時曾表示，中國對他而言“一直都是一個偉大的參照”，他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擁有偉大的文化和無窮的智慧”。對待中國的發展與開放，他認為應當積極看待中國的發展成果，畢竟智子疑鄰終非長久之策。

作為天主教會首位非歐洲出身的教皇，同時也是第一位出自耶穌會的教皇，為了促進梵蒂岡和中國的關系發展，方濟各在任內做了不少工作。如果不是因為方濟各的顧全大局，未必能有《中梵主教任命協議》，也難保不出現像他的前任若望·保祿二世那樣，屢屢給我們添堵的麻煩制造者。

說到方濟各的生平事跡，我印象最深刻的還得數他2015年7月訪問玻利維亞那次。為了迎接遠道而來的教皇，時任玻利維亞領導人、左翼政治家莫拉萊斯曾經送過他一件極具視覺沖擊力和象征意味的禮物——一個木質的十字架，上面釘著耶穌基督受難的雕像，但是構成其橫軸和縱軸的標志，卻是象征紅色革命主義的鐮刀榔頭。

這個造型別致的十字架稱得上是拉美地區的特產，全世界你只有在拉丁美洲才能看到。這種將基督教信仰和紅色革命精神融匯在一起的做法，在世界左翼運動歷史上有一個專屬名詞——解放神學。

而所謂解放神學，簡單點說，就是在上世紀下半葉那個風起云涌的年代，拉美一些國家和地區甚至就連神父也是游擊隊的一員。他們一邊在窮苦人家中間布道行善，一邊用卡拉什尼科夫的沖鋒槍替他們排憂解難。解放神學在當年的拉美一度擁有極其巨大的影響力，甚至就出生于阿根廷的方濟各年輕時都曾耳濡目染，這也是為什么后來莫拉萊斯會在他出訪玻利維亞時送給他那個別致的十字架，一切都是有因果關聯的。

說到在方濟各任內主張對華友好的梵蒂岡宗教界人士，除他本人之外，還有一個人的名字是我覺得有必要提一下的，那就是方濟各的阿根廷老鄉，前梵蒂岡主教、前教皇社會科學院前院長馬塞洛·桑切斯·索龍多（Marcelo Sánchez Sorondo）。

2018年，索龍多曾在一次專訪中表示，認為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美西方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表現都不盡如人意，如果非要從世界上那么多國家之中挑選出一個“天主教社會教義（Catholic Social Teaching）的最佳踐行者”來，那么他覺得，恐怕只有中國才能當得起這個稱贊。

什么叫“天主教社會教義”？具體而言，這是一項基于天主教信仰和道德原則提出的，關于社會、經濟、政治等公共事務的指導性教義。其核心目標是促進人類尊嚴、社會正義以及公共利益，主張通過符合天主教精神的方式去解決社會問題。

簡單來說，天主教社會教義可以被拆分為如下七大原則：

一是人類尊嚴（Human Dignity），強調人人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嚴。社會制度應保護弱勢群體，反對一切剝削與歧視。

二是共同利益（Common Good），主張社會應優先滿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比如教育、醫療和就業等，而非僅僅服務少數特權階層。

三是團結互助（Solidarity），提倡全球范圍內的合作與互助，反對極端個人主義或民族主義，強調“所有人都是彼此的守護者”。

四是輔助性原則（Subsidiarity），認為決策應盡量由最基層的群體或機構作出，避免中央集權的過度干預，同時要求上級在必要時提供支持。

五是經濟正義（Economic Justice），提出財富分配應公平，保障工人權益，比如合理工資和安全勞動環境，反對剝削性的經濟模式。

六是環境保護（Stewardship of Creation），主張人類是自然的管理者而非主宰者，需要對地球資源和人類生活的環境負責。

七是和平與和解（Peace and Reconciliation），倡導通過非暴力手段解決沖突，推動社會的和解與寬恕。

雖然這七大原則并不能和中國國情嚴絲合縫，但平心而論，拋開宗教元素不談，單就契合度來說，索龍多認為中國最符合他心目中“理想國”的形象，我覺得這話多多少少還是有點道理的。

按照索龍多的說法，“中國沒有貧民窟，沒有毒品泛濫，年輕人也不沾染毒品，取而代之的是積極向上的國民意識”。這樣的國家當然當得起“非同凡響”的評價，不管它是否信奉天主教教義，也無論它是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桑切斯·索龍多認為，中國在踐行方濟各所頒布的《愿禰受贊頌》通諭方面比許多國家做得都好，因為在其他國家都在放空炮、推諉責任的時候，只有中國勇敢地站了出來，為應對氣候問題獻計獻策、出工出力。他稱贊中國在《巴黎氣候協定》上恪守了君子協議，并在環保領域承擔起了其他國家都已放棄的道德領導責任。

不僅如此，索龍多還說，中國不像美國，在中國，資本無權主宰政治，這一點甚至就連美國人自己都承認了。

因為正好趕上川普第一任期，所以索龍多當時在接受采訪時還批評了一嘴川普的逆施倒行。他指責川普就是個“被石油資本公司操控”的屑人，并表示與那些追隨“自由主義思潮”的國家不同，中國正在為地球和人類的更大福祉而努力。

作為梵蒂岡對華外交努力的一部分，索龍多曾訪問中國。那次訪華之旅給索龍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來之后他就成了中國的“自來水”，逢人便說中國的好話，“我所看到的是一個非凡的中國。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中國的核心價值觀是勞動、勞動、再勞動。沒有其他捷徑可走，從根本上說，就如同圣保羅所言：不勞動者不得食。”

有人可能會覺得，索龍多之所以會說這些話，主要還是為了促進中梵建交。這種可能性當然不能排除，但如果覺得這就是他的全部目的，我覺得這種觀點也是有失偏頗的。因為索龍多在當時的西方大環境下發表那樣的言論，其實是背負了很大風險的。西方有很多反華魔怔人根本不在意你的出發點是什么，只要你替中國說了幾句公道話，那你就是大逆不道。

方濟各和索龍多

索龍多在當時就遭遇了這個情況。因為他的那篇專訪，索龍多一下就淪為了西方輿論場上的眾矢之的。從宗教界到政治界再到媒體界，一時間，非議他的小作文猶如雪片般飛來。2022年，時年已80高齡的索龍多因為不堪其擾，最終選擇向方濟各遞交辭呈，辭去了教皇社科院院長的職務。

一個7、80歲的老人，就因為在輿論場上替中國說了幾句公道話，最后被逼得不得不急流勇退。不管索龍多當年那一席話的主要目的是否出于梵蒂岡教廷的長遠利益，咱們論跡不論心，我覺得老人家對中國都算厚道了。今天西方國家但凡有一個政客能做到像索龍多這樣，我也會出來和他/她說一聲“謝謝”的，這與對方奉什么意識形態、持什么政治立場都無關，只關乎這個人是否守心持正。

索龍多

在索龍多急流勇退3年之后，他的老領導方濟各與世長辭。在這批老人離開之后，我估計我們很難再從美西方各界的權威人士嘴里聽到“中國才是天主教社會教義的最佳踐行者”這話了。現在的世界局勢甚至比2018年那會兒的還糟糕，但我依然相信，希望尚存。只要懷揣希望之人能將前人的火種傳承下來、傳播出去，總有一天，希望的鮮花一定會開滿枝頭。

正如狄熙客所言：

歷史往往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打破偏見。梵蒂岡主教對中國“踐行天主教精神”的贊譽，與其說是意識形態的妥協，不如說他揭示了人類共同價值的超越性——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若其制度能真正回應“人的尊嚴”“生態責任”與“社會正義”，便已在無意中觸摸到信仰的脈搏。

索龍多的堅持與方濟各的遠見，恰似一束穿過迷霧的光，映照出中梵互動的深層邏輯：當宗教放下傲慢，政權摒棄敵意，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守護弱者”“敬畏自然”的共識下并肩而行。中國沒有天主教傳統，卻在消除貧困、禁毒治亂、氣候行動中，演繹了“行勝于言”的東方智慧。

方濟各的離世，給世界留下了一道思考題：當人類困于撕裂與對抗時，能否放下彼此的偏見，在共同家園中尋找最大公約數？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就藏在一句中國古語里——“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這條路注定道阻且長，但我們應當堅持走下去。

因為一個“君子和而不同”的未來，值得我們所有人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