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說不能重婚，但被家暴的婦女逃出去再結婚，到底該不該坐牢？67歲楊大姐和47歲潘大姐都因為躲家暴犯了重婚罪，一個判了 6 個月，一個判了 4 個月。判決書上寫得清楚：“有配偶又結婚，構成重婚罪”，可很多人認為：被打得活不下去，逃出來找個依靠，怎么就犯法了呢？今天從律師角度，說說老百姓遇到難處時，法律到底該怎么 “講理”。

【案件引入】

兩個大姐的案子，到底冤不冤？先把案情給大家說清楚。楊大姐和潘大姐都是農村婦女，文化不高。楊大姐的丈夫酗酒成性，一喝醉就拿皮帶抽她，那天他一板凳砸在她頭上，鮮血直流，她連夜揣著戶口本逃到縣城，經人介紹認識了老杜。可她不敢用真名，原來的結婚證還在丈夫手里，離婚？男方不同意，法院傳票送過去，丈夫直接撕了：“想離婚？先打斷你的腿！” 沒辦法，楊大姐只好改了名字和出生年份，用假身份和老杜領了證，心里想：“就算是假的，也比天天挨打強。”

潘大姐更慘，被丈夫用煙頭燙得渾身是疤，帶著 5 歲女兒逃到外省，在工地搬磚時認識了全某。全某知道她沒離婚，說：“我沒老婆，你沒依靠，我們搭個伴兒過。” 兩人在工地宿舍住了 18 年，周圍人都喊他們 “兩口子”，誰想到老家派出所突然找上門，說她犯了重婚罪。潘大姐哭著說：“我不跟他過，難道要帶著孩子去睡橋洞嗎？”

《刑法》第 258 條寫得清楚：“有配偶而重婚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什么是重婚？兩種情況：1、領兩次結婚證（像楊大姐用假證領證）；2、沒領證但以夫妻名義生活（像潘大姐和全某）。法院說，不管是不是被逼的，只要符合這兩條，就得定罪。但這里有個關鍵問題：她們犯罪是 “故意使壞”，還是 “走投無路”？長期家暴下，她們沒辦法通過正常途徑離婚（比如很多農村婦女不懂法律程序，或者對方不同意離婚），只能用這種方式重新生活。這時候法律該不該網開一面？

從法律角度看，這里涉及一個重要概念 ——期待可能性。簡單說，法律不能強人所難。如果一個人在極端情況下，沒辦法做出合法選擇，這時候定罪就得考慮情理。舉個例子：假如你被困在荒島上，沒吃的，只能抓保護動物吃，法律會判你 “非法獵捕罪” 嗎？不會，因為 “法律不能強人所難”，這就是 “期待可能性”。比如《刑法》第 13 條規定 “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第 37 條也說 “犯罪情節輕微可以免予處罰”。最高法以前也有類似案例：比如被拐賣婦女被迫和買家結婚，法院一般不定重婚罪；配偶失蹤多年，妻子為了養孩子和別人同居，司法實踐中也會從輕。最高法 2013 年發布的《涉家暴犯罪審判指南（征求意見稿）》就提到：“因遭受家暴而外逃，與他人形成事實婚姻的，可不按重婚罪論處。” 但這倆案子沒趕上好時候，2022 年判的，當時很多基層法院還死守條文，沒考慮 “期待可能性”。

【法律和道德】

其實，法律和道德的爭論，從老祖宗那時候就開始了。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和法家就吵得不可開交。法家代表商鞅說，法律定了就不能改，誰也不能用道德啊仁義啊來干擾法律。他覺得儒家那套道德都是虛的，法律就是命令，老百姓只能服從，不能議論。商鞅變法的時候，太子犯法，他直接處罰了太子的老師，后來有人剛開始反對變法，后來覺得變法好，去夸變法，商鞅居然把這些人都流放到邊疆了，就因為他覺得議論法律就是亂法。按照這個思路，如果嚴格按照法律條文來判斷，楊大姐和潘大姐的行為確實構成了重婚。

但孔子不這么看，他說：“用政令和刑罰管老百姓，老百姓只是怕被罰，沒羞恥心；用道德和禮教管，老百姓才會有羞恥心，自覺遵守規矩。” 就像西漢有個案子，張三看到父親和人打架，上去幫忙，結果誤傷到父親，按法家的做法，直接就該判死刑，因為法律規定 “毆傷父親者梟首”。但儒家大儒董仲舒說，張三動機是好的，不是故意傷父親，不該定罪。他還舉了春秋時期的例子，許世子給父親吃藥，結果父親死了，《春秋》里說這不算罪，因為動機是好的。在這個案例中，女性為了逃離家庭暴力，保護自己的生命健康，她的動機是正當的，所以可以主張“法律中也要有人情味”。

還有個類似我們開頭說的重婚案，古代有個女子，丈夫出海死了，婆婆做主把她改嫁，按當時法律，沒經官府允許改嫁要判死刑。但董仲舒說，這是婆婆安排的，女子沒罪，不該處罰。您看，儒家更講情理，法家更講條文，各有道理，后來封建王朝就搞 “儒法合流”，表面用儒家道德，背后用法家的嚴酷法律。

【法律定罪：罪與無罪】

現在我們說回現代法律，有兩個重要概念：積極道德主義和消極道德主義。積極道德主義就是用道德來定罪，覺得你道德不好，就算法律沒說這是犯罪，也想定你罪。但這不行，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要求，不能把高標準的道德用來定罪。比如有人覺得張三雇托宣傳燒餅店，不誠實，道德有問題，就想給他定個罪，但法律沒規定這是犯罪，就不能定罪，不然就是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消極道德主義呢，是用道德來出罪，也就是雖然行為看起來像犯罪，但從道德上看可以理解、原諒，就不按犯罪處理。這其實符合現代法治精神，比如 “期待可能性” 理論，就是法律不能強人所難。比如開頭說的兩位大姐，她們被家暴，走投無路才重婚，正常人在那種情況下可能都會這么做，法律就不能太苛刻。我國刑法第 13 條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第 37 條規定，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刑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這兩個條文就是給這種情況留的余地。

再舉個例子，農村接生婆沒醫生資格證，但她接生是救人，沒危害反而有好處，雖然符合非法行醫罪的表面要件，但法律不能定她罪，因為她的行為是道德允許的，有期待可能性，不能要求她在那種情況下不接生。還有父親不救自己三歲的孩子，導致孩子死亡，這就構成故意殺人罪，因為虎毒不食子，法律規定父母有救助孩子的義務，但哥哥不救弟弟，雖然道德上該罵，但法律沒規定哥哥必須救弟弟，所以不犯罪，這就是法律和道德的區別，法律只要求最低限度的道德。

現在法律有個重要原則：入罪看法律，出罪看道德。是什么意思呢？

（一）判罪：得有真憑實據，道德不能算“罪證”

我先舉個例子，這事兒在中老年人里特別常見：

小區里有個李阿姨，買了假保健品，氣不過就去找商家理論，放話說：“你們要是不賠錢，我就去電視臺曝光你們！”商家一聽，趕緊報警，說李阿姨“敲詐勒索”。從法律角度來看，李阿姨有她的“正當權利”—— 按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她有權要求假一賠三；

而且，她也沒威脅說“不給錢就傷害你家人”，她只是正常維權而已。

法律上說得很清楚：判罪得有明確的法律條文作為依據，不能因為“看著不道德”就給人定罪。比如說“小三”插足，這在道德上肯定是要被譴責的，但法律上可不能判“通奸罪”，因為《刑法》里壓根兒就沒這個罪名。

（二）免罪：這四種情況，法律能“手下留情”

1. 缺乏期待可能性：換做是你，你也會這么做

有個案例：母親王某帶著孩子流浪，孩子已經餓了三天了，她實在沒辦法，就去超市偷了面包給孩子吃。法院最后判她“情節顯著輕微，不認為是犯罪”，為啥呢？因為“法律不能要求一個母親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孩子餓死”。

楊大姐和潘大姐的案子，就該用這個道理：她們被家暴到生命都受到威脅了，不重婚就得死，法律怎么能懲罰她們的“求生本能”呢？

2. 符合道德義務：法律不能讓“好人寒心”

再舉個例子：老王看到鄰居家著火了，他二話不說，砸開大門就進去救火，結果不小心把門鎖弄壞了。鄰居報警說老王“故意毀壞財物”，但法院判他“無罪”，為啥呢？因為“救火是道德義務，屬于推定承諾”。

還有啊，要是兒子落水了，父親先救自己的兒子，沒救鄰居的孩子，這也不構成犯罪，因為“法律優先保護近親屬”。

3. 緊急避險：保住大的利益，舍棄小的利益

有個貨車司機的案例：他開車時突然遇到山體滑坡，為了避開行人，他只好把車開進農田里，結果壓壞了莊稼。交警說“不處罰”，為啥呢？因為“保人命比保莊稼重要多了”。

4. 情節顯著輕微：“小事兒”別上綱上線

還有個例子：有個初中生偷了同學10元錢，但他后來主動還了，還寫了檢討。派出所就批評教育了他一下，沒立案，為啥呢？因為《刑法》第13條規定“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重婚案的關鍵】

回到我們開頭的案子，兩位大姐的重婚罪，關鍵在于她們是被家暴逼得沒辦法才逃跑，然后重新組建家庭。從法律條文看，重婚罪確實要求 “有配偶而重婚” 或者 “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不管是領了結婚證還是以夫妻名義生活，都算重婚。但法律不能只看表面，得看背后的原因。

我國刑法雖然沒明確把家暴逃離作為重婚罪的免責情形，但司法實踐中有類似的情況，比如配偶長期失蹤，女方沒辦法改嫁，或者被拐賣后結婚，這些情況都不按重婚罪處理，因為缺乏 “期待可能性”，也就是法律不能要求一個人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還死守原來的婚姻，不去尋求新的生活。

兩位大姐的情況，完全符合 “因婚后受虐待外逃，和他人形成事實婚姻”，這種情況在理論上是可以出罪的。法院拒絕緩刑，理由是 “有再犯罪危險”，也就是覺得她們會繼續和現在的丈夫生活，繼續重婚。但這里有個問題：她們之所以重婚，就是因為原來的婚姻是地獄，現在的家庭是她們的避風港，法律不能一邊要求她們脫離家暴，一邊又不讓她們重新組建家庭，這不是把人往絕路上逼嗎？

從法律角度看，這個判決太機械了，沒考慮到她們的現實困境。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用刑法第 13 條或者第 37 條，認定情節顯著輕微，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甚至不起訴，因為她們的行為雖然形式上違法，但實質上是為了生存，道德上值得同情，法律應該給這種情況留個出口。

【維權】

再延伸一個話題。現在很多維權案件被定敲詐勒索罪，比如深圳有個員工，找公司要 30 萬離職補償，被關了 8 個月，最后檢察院說 “證據不足，不起訴”。這里的關鍵是，維權和敲詐勒索的界限在哪？

敲詐勒索罪需要兩個條件：一是用恐嚇手段讓別人害怕，交出財物；二是主觀上有非法占有目的，也就是拿不屬于自己的東西。如果是正當維權，比如要工資、補償，就算金額高一點，只要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就不算敲詐勒索。比如有人被猥褻，要求賠償 100 萬，雖然法律沒規定具體賠多少，但她有道德上的權利要求賠償，不能算敲詐。

還有通奸索賠案，丈夫發現妻子出軌，找第三者要賠償，法律沒規定可以要，但從道德上，第三者破壞家庭，丈夫有權利要求補償，這種情況也不能定敲詐勒索罪。法律不能只看有沒有明文規定，還要看是不是合理的權利主張，不能讓維權的人寒心。

法律界有個共識：只要你有正當權利基礎，要多少錢都不算敲詐。就像被強吻的姑娘要100萬精神賠償，這是她的道德權利。

【法律的溫度】

總結一下，法律和道德的關系，其實可以這么理解：入罪的時候，必須嚴格按法律來，不能用道德來定罪，不然容易冤假錯案；出罪的時候，要考慮道德，給那些情有可原的人一條活路。就像兩位大姐的案子，她們的行為雖然符合重婚罪的條文，但背后是被家暴的無奈，法律如果不考慮這一點，只講條文，那就成了冰冷的工具，老百姓會覺得法律沒人性。

我們國家的法律，其實一直在平衡這兩者。比如正當防衛、緊急避險，這些都是法律明確規定的出罪情形，還有剛才說的刑法第 13 條、第 37 條，都是給合理的道德行為留空間。法律的目的不是懲罰人，而是保護人，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如果一個法律判決讓老百姓覺得寒心，覺得合理的事反而被懲罰，那這個判決肯定有問題。

回到開頭的問題，楊大姐和潘大姐的判決，從法律條文看，沒錯，但從情理看，確實太機械了。法律應該有牙齒，懲罰真正的壞人，但也應該有溫度，保護那些被生活逼到墻角的人。家暴不是她們的錯，逃跑重婚是無奈之舉，法律不應該再補上一刀，而應該給她們一條生路。

最后給大家提個醒：遇到類似情況一定要保留家暴證據！報警記錄、傷情鑒定、證人證言都是關鍵。去年江西有個案子，李大姐就是憑20年的就診記錄，讓法院認定了受虐事實，最終免于刑事處罰。再教大家一個法律冷知識：根據《反家庭暴力法》，受害人可以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去年全國發出保護令超過1萬份，這就是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好辦法。

法律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我們老百姓過日子的規矩，規矩得講道理，得有人情味。你說，要是法律一點都不講人情，那老百姓碰到難處該怎么辦呢？所以啊，我們既要遵守法律，也要希望法律能多聽聽老百姓的聲音，讓法律既有力度，又有溫度。好的法律，既要讓壞人害怕，也要讓好人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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