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開始撰寫我的散文系列《同豐里十七號》，寫到關于河南海幢公園一篇的時候，有十多則留言，因為我筆下的海幢公園，也正是他們兒時印象中的公園。固然不是清朝世界首富伍秉鑒時代的海幢寺，也非現在整飭一新，彰顯宗教自由和文旅經濟的海幢寺，那是特定時代的寺廟和公園的混合體，既有供求神拜佛的寺廟，也有供人消閑娛樂的兒童樂園、溜冰場和音樂茶座。許多人不知道的是，大雄寶殿下面，還有七十年代在“深挖洞，廣積糧”的最高指示下我們當時挖掘的彎彎曲曲人防工程，穿過同福路，通向莫名的所在。

其中一位留言者，小時候一家就住在大雄寶殿后面大殿的院中，當時屬于海珠區文化館，后來的海珠區工業局，他說勾起了他童年時代的回憶。幾經微信，原來他是我當年熟悉的郭彥汪、人稱“汪叔”的兒子郭子華，現已移居加拿大。汪叔原來是海珠區文化館的館長，從五七干校回來后在行政街道躍龍街任職，主持宣傳工作，而我后來也算是海幢街宣傳科的一個小文員，和汪叔有很多交集，比如說到區內開會。我日記中還記錄著一小段有關他人轉述的汪叔對我的評價，當然是贊語。

在廣州和左手邊的郭子華及友人的合照

郭子華及其家人還有當年海珠區文化館的諸人，就在這當年海幢寺大殿旁的民用建筑中，蝸居了好些歲月。子華說，他的妹妹也是廣州師院畢業生，1989年畢業，而且我還是他妹妹的論文指導教師！

我驚愕，全然記不起來我還當過大學本科生論文的指導教師，這怎么可能？我當時只是個小小的大學講師，哪有指導學生論文的資格？于是，他把他妹妹郭文倩拉進了群，出示了當年有我在內的畢業照為證。文倩證實，的確和父親去過我的老家，讓我當她的論文指導老師，論文是關于論述當年紅極一時的中篇小說《人到中年》的。

我半信半疑，畢竟年輕十幾歲的人比我這耆老的記憶力要好。

疑，是因為我確實想不起來；信，是稍后獲得的真實憑據。

2025年春天，我回廣州，幾位當年廣州師院的同學一聚，品嘗馳名的湛江雞，還有一位1988年的廣州師院畢業生鐘聘枝，算是學弟和學生，現在荔灣區教育局工作，已近退休年齡。

席間天南地北，海吹神聊，一杯下肚，快意無限。鐘君忽然和一位當時遠在杭州的同班同學林德人聯系，說正在和我豪飲暢談。微信這玩意真是好，林德人也馬上和我連上了，就像我一年前重新找回分別三十多年的一位文友一樣。林德人說，感謝我當年指導他寫論文！

看來我當年不止指導過一位學生寫論文。

林德人還傳來微信截圖，他的論文題目是《文苑里響起青春的腳步聲——關于青春期文學的思考》，被收進了當年的《廣州師范學院八八屆本科畢業生論文選》——這是連我的學生論文也未能獲得的榮譽——還傳來他的論文每一頁的截圖，看來已經存在他的手機中。首頁明顯注明：指導教師黃錦鴻，白紙黑字。

鐵證如山，不容抵賴了！好，再多說也是矯情，至于當年我如何給他們的論文提意見明方向示不足增益其所欠缺，則是當事人可能有的回憶錄中或長或短的一段，盡其發揮，而我腦庫已掏空，粵驢技窮了。

這的確也符合當年我教授的專業的方向，我講授的是當代文學，況且當年我雖已為人父，但尚屬青春，在文壇上也已有一席之地。

德人網名心德，后來與我微信，講述了當年的一段。他說，當他決定要找我當他的論文指導老師的時候，高年級的學長告誡他，你千萬不要找黃錦鴻，否則你的論文沒有改兩三遍都通不過——我有這么嚴苛嗎？但是，德人還是找了我，并很充分地準備材料和認真地撰寫，居然一稿通過，而且經過學院科研處的評審，被列為當年的優秀學生論文，編撰成冊。這是值得他終生銘記的。

文倩的網名Gogo，已達中學老師退休年齡，她說當年的細節不記得了，只記得跟隨父親到過我老家，找我當她的論文指導老師，有過幾次交往，好像我看了幾稿，就是提出幾個地方要修改補充的問題。至于她的論文，可能放在老家中，需要找找，但是論文的內容是記得的。

后來，我和當年的學友，以及子華、文倩在廣州聚會時候先后談起這個話題，雖然沒有尚健在的中文系領導的佐證，大家估計可能當時是因為大學教授尚稀缺，難以勝任每年畢業生論文的指導任務，就讓我這個年輕的小講師勉為其難，算是領導上對我的信任和培養，也是改革開放時代的新氣象吧。

其實，本文題目冠之以“男弟子”和“女弟子”之名，也破費躊躇，但肯定的是，稱為弟子，不必遵循《弟子規》中的所有教義。

我不是一個好為人師者，雖然我在荷蘭以記者的面孔出現，曾被某大使稱為“荷蘭第一筆”，被人稱為荷蘭的”名記”，但也有人調侃說是“名妓”。但正如周作人所寫，“我自從不相信符咒以來，對于這一切的咒罵也失了興趣，不值得認真計較我罵他或者他罵我。”我甚至一笑置之，為“名妓”舉杯，雖知在勾欄中混出個柳如是、小鳳仙的名堂，也非易事。

我在荷蘭也曾擔任過那種周末中文學校的教師，并且作為創始人之一辦了一個中文教育中心，名聲遐邇，因此也教過好些學生，包括洋學生，因此在一些場合被叫老師也心安理得。但是，在荷蘭多年，我卻沒有什么男女弟子，因為沒有人請我指導過什么，我也沒有指點過什么江山。

我認為，指導學生論文，是很費心力的事，非等同于一般在課堂上泛泛而談的什么作品的題材主題情節細節文本結構語言風格等等，必須要對論文涉及的領域有個概括了解，然后循著學生的思路，細心引導，而非越廚代庖。我記得當時請教了中文系的老教授白雪樵、學生中稱為“白老太”的如何指導學生寫論文，看到老太太過的幾招。

因此，我認為稱之為“男弟子”和“女弟子”，也有點道理。因為的確在指導論文的過程中，也花費了一番心血，并且把自己的見解也融進了學生的思維中，他們接受程度如何，可商榷討論，但八九不離十。因此，特別稱為男弟子與女弟子，而非泛泛的學生，也未到門生的級別。

當今世界，學生太多，老師太多。老師已經成為一種社交上的客套用語，寒暄的必備詞。君不見見面尊稱老師的，比比皆是，被呼喚者，也樂于答應，天地君親師，排行第五也悠然自得。學生也是，君不見為抬高身價，自稱為某某名人學生的，以彰顯其師出名門，名師肯定出高徒。而我卻將“老師”細分為實體的老師和虛擬的老師，前者就是曾經是你的小學中學大學有名有姓的職業教師，甚至幼兒園的啟蒙教師，活生生的人，哪怕他們健在或者仙逝；另一類是虛擬的老師，就是在跋涉書山遨游學海過程中一見如故的值得你尊為師輩的名人哲人，在歷史的時空中竭力與之對話交談，盡管對方并不知道有這個自甘敲開其篁門試圖偷其一兩招的學生。略舉數例，如周作人、魯迅、錢鐘書、木心等等，不一而足；當代的有幾個，不寫也罷。

實體的老師，也會細分。有些的確給你學識與教誨，甚至給予近乎的母愛與父愛，有的只是一種職業上的稱呼，彼人只是領著一份工資當個老師，因此雖不妨稱作老師，但此“老師”含金量與彼“老師”含金量有所不同。

古人韓愈碰到我也頭疼，雖他引述孔子的語錄說，“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極力提倡恢復師道，從廣義的角度定義老師，有一些可參詳的見解；當然也有欠缺，有“時代的局限”。但韓老先生未能預見今天在“老師”的堂皇名義之下的種種權錢性的交易與齷齪污穢，未能看到“學生毆打老師”致死的反文明的一幕。起碼，老師侵吞學生成果的個案，比比皆是。

我說，于我印象特別深而可以稱為老師的有三位，甚至他們都不知道我是如此地推崇他們和為什么至今印象的特別深刻。

一是中山大學的吳文輝，他是中大的外國文學教師，我只是無數聽過他課的學生之一，他給我們上課也只是在業余大學的文學創作班，肯定不認識我，但他講課的方式和儀態成為了我默默效法的榜樣。他講歐亨利的短篇小說，沒有講稿，板書不多，但是聽得下面的文學愛好者和未來的作家如醉如癡。以致我后來當了老師，也效法他的不帶講稿，一張白紙只列個提綱，就把45分鐘的課對付過去，效果也不錯。那時我除了在師院上課之外，還到外面無數的大專班講課，用的也是這招，招來學生，特別女學生課后的問三問四，眼光分明寫著“敬佩”二字。

二是師院老師黎敏子老先生，老先生一生清貧家中只有書，身后才追認了個副教授，老作家黃秋耘先生也為他抱不平。黎老先生是辭源編寫組的成員，只是給我們講過幾節明清詩歌，一個冷門的專題，卻講得天花亂墜，課堂鴉雀無聲。我曾經在一則關于張岱的散文中寫過黎老先生：老先生講明朝的張岱，“講到興之所至，瞇起眼睛，背誦若干金句，陶醉其中，我真的被感染了。”

三是珠影的文學編輯戴詠素，她是戴望舒的女兒，原八一電影制片廠的演員，調到珠影當文學編輯，是電影《雅馬哈魚檔》和《街市流行曲》的責任編輯。是她，把我邀請到她家中用餐，耐心地講解電影文學劇本和一般文學作品的區別；是她，逐字逐句審查我的劇本的每一段落，提出修改意見；是她，力薦我參加了八十年代中期北京舉辦的一次重要的電影創作會議，見了世面，讓我把抽象的偶像變成一一可接觸可握手可客套的具象。

因此，對于某人接受媒體采訪隨便稱我是“他的學生”時候，我的第一感覺作出反應：我什么時候成了“你的學生”？你的哪條教誨，值得讓我記錄下來，銘記于心？

我的這兩位弟子，也很有出息，值得安慰。

德人因為學習成績出眾，畢業后留校，這在當時是師院畢業生最高的待遇。但是，未幾就上調廣州市的教育科研機構，更上一層樓。后來生活的境遇發生了一些改變，他下海了。直到現在，他云游中國，仍鐘情于教育事業。

文倩畢業后分配中學任教，最終進入屬于名校的廣州五中，并被派往香港甚至馬達加斯加交流推廣中文教育，和華洋學生共處數載。退休后游歷祖國河山，用新媒體記載其中變化，與其兩位兄長傳承著乃父郭彥汪先生的血脈，甚至青出于藍勝于藍。文倩坦率地說，畢業時候曾不想當教師，但是，結果最終選擇了這一職業從一而終，與有榮焉。

文倩在馬達加斯加的塔馬塔夫華僑學校執教兩年，回國之后，2018年參加了廣州電視臺的一次各行各業優秀人物的演講，講述了她在海外教授中文的令人感動的小故事，還讓她這位“中國媽媽”和遠在非洲島國的干女兒連線通話，令人動容。事跡后來也見了報。

人生的道路未必如己所料，如我從小就沒有想過當老師，只想當個木匠或者修修收音機的，后來卻進了師范學院；我出國后本來立志當個廚子，在袁枚食譜中騰挪跳躍，起碼和蔡瀾并肩，治不了大國也能烹個小鮮，樂人之口福，幸運的當上個小小富豪，捐款當個什么團體的會頭，以僑領之名可以到北京的人民大會堂風光一番，可是不幸讓我進了荷蘭電臺，入了中文報社，繼續我的文字生涯；及至進入周末中文學校任教時，也想過發展一套適合洋人的漢語速成教材，已經著手編撰，并幻想自己能開設一個中文課堂，配備現代的錄音錄影設備，讓黃老師的學生們盡快掌握漢語，并可以和荷蘭大公司簽訂合約，培訓他們的對華業務的員工，這可是門大生意，但是，隨著際遇的改變，科技的發展，也逐漸打消了這一念頭，安心做我的文字匠直至退休，否則，就有和文倩，和從國內而來的諸位大咖，如《中華字經》編撰者郭保華等對話的機會。

2025年初，我回國循例到廣州最大的天河區新華書店走上一遭，發現書店內居然有一欄是“青春文學”，和”中國文學”、“外國文學”等等并列，這不正是德人提出的、起碼是認同的概念嗎？

一個概念的提出或者認同和深化，本身就是理論上的一種突破。

就中國國內的大咖們來荷講授中文教育教學法的事體，不久前有荷蘭某媒體發表一份所謂的記者調查團的報告，點名評說，稱海外中文教育是一種共產主義的滲透，有圖有“真相”，要予以抵制，導致荷蘭國會質詢，擬制定什么法例加以約束管制。荷蘭華社又有人大驚失色，并發起什么微信接龍運動以反駁之。我坦然，毫不動容，這不過是一種游戲，一種表演，有人竭力把自己打扮為挽救中文教育的英雄好漢希望其吆喝能賺取幾聲喝彩而已，此是后話。其實，眾所周知的一個事實，世界缺不了中文，荷蘭自然也少不了中文。荷蘭政府歷來支持中文教育，甚至政府曾出資編寫小學中文教材；荷蘭的政要，并沒有怠慢中文學校；荷蘭的中學，千禧年后把中文作為考試科目至今不變；荷蘭的周末中文學校，如常開學散學，上學放學，假期研學，回國游學，依舊搞得有聲有色。中國文化，依然是荷蘭人的摯愛之一，荷蘭政府完善其管理制度，也并無不可，何須大驚小怪。誰折騰弄出來的波瀾，誰自己設法去消弭，幾聲聒噪而已，“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

俱往矣！翻找出我曾經充當過論文指導教師的往事，只是證明我在離開廣州師院之前，還是為師院作出了些小小的貢獻；出國之后，也依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內，為中國文化的傳播，為中文教育的推廣作過些微的努力。

再次呼吁，各位廣州海珠區南華中路海幢街塹口同豐里乃至散落在全中國和世界各地的街坊好友，如有謬誤，敬請指正，微信見！

為你還原一個真實的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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