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最新公布的數據：

1-4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80616億元，同比下降0.4%。其中，全國稅收收入65556億元，同比下降2.1%；非稅收入15060億元，同比增長7.7%。

稅收，又下降了；而非稅收入，又增加了。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信號。名義GDP仍在增長，企業利潤也在部分修復，財政收入卻在整體下滑，特別是稅收下降2.1%，說明經濟表面復蘇背后仍掩蓋著結構性問題。

更重要的是，非稅收入增長7.7%的背后，通常意味著地方政府“挖潛增收”、依賴罰款、上繳利潤、資源性收費等手段的強化，這種增長不可持續，甚至有加重企業負擔、擾亂市場機制之嫌。

稅收下滑，本質上是表面經濟復蘇與實際活力脫節的反映。

2024年末以來，隨著全球通脹放緩和出口回暖，中國制造業有所恢復，PMI數據回升，股市也經歷了一輪技術性反彈。

然而，在這些復蘇跡象之下，稅收卻同比下降2.1%。這不是偶然現象，而是經濟復蘇缺乏質量的體現。

首先，企業利潤修復并不廣泛，仍呈現“強者更強”的結構性分化。

以國有壟斷行業、大型制造業為代表的頭部企業利潤有所反彈，但大量中小企業依舊在微利甚至虧損狀態中掙扎。而中小企業是就業的主力軍、稅基的廣泛來源，它們的困境直接拉低了整體稅收水平。

其次，居民消費信心依舊不足，服務業恢復乏力。增值稅、消費稅等與終端消費密切相關的稅種未能有效增長，反映出中國消費驅動型增長模式依然疲軟。

從這個角度看，稅收下滑并非簡單的“經濟周期波動”，而是深層結構性疲軟的體現——傳統的投資-出口拉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而內需主導的新增長模式尚未真正建立。

非稅收入增長，掩蓋的是財政壓力的應急式對沖。

相比稅收的下滑，非稅收入卻逆勢增長7.7%，表面上看似為財政托底，但實際上反映出的是財政系統在壓力之下采取的應急措施。

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不斷通過加大資源類收費、甚至變相擴大罰款規模的方式來“增收”。這并非改革性的制度建設，而是短期“挖潛”。

比如，某些地區交通罰款猛增，部分城市加強對小微企業的稅務稽查力度。

這種非稅收入的“增長”，如果不能依托于經濟基本面的穩健擴張，而是通過“掏口袋式”的行政手段獲得，那么這種增長本質上不可持續，且可能加重實體經濟負擔，進一步抑制民營經濟活力，形成惡性循環。

財政的問題，背后是整體經濟結構亟待改善的問題。

首先，仍然嚴重依賴政府投資拉動，而不是消費驅動。大量財政資源和信用資源被投向基礎設施、地產等傳統投資領域，這些領域的邊際效益逐漸下降，投資回報率持續走低。

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雖然有所削弱，但尚未找到真正可替代的收入機制。

其次，民營經濟活力持續下行，帶來稅基收縮。近年來，營商環境的復雜性、政策不確定性、融資困難等問題使得大量民營企業不愿擴張甚至主動“躺平”。而民營企業是中國稅收、就業、創新的三大支柱，它們的困境必然反饋到稅收和財政上。

再次，地方財政體制長期“上收下支”，導致地方政府支出責任遠大于收入權力。

加上隱性債務問題依然嚴重，很多地方政府的財政空間已經被壓縮到極限，只能依靠上級轉移支付和非稅創收維持基本運轉。這種結構性的財權與事權不匹配，是中央-地方財政關系需要調整的表現。

財政收入的下滑，不是一次性的周期問題，處理不善的話可能成為長期趨勢。

隨著經濟增速中樞下移、人口老齡化加劇、勞動力紅利衰退，中國的稅基增長能力將面臨長期挑戰。如果仍不改變經濟增長方式，不調整財政體制，財政困局可能將成為“新常態”。

那么出路何在？

第一還是要必須堅定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從投資拉動轉向消費驅動，從規模擴張轉向效率提升。這需要真正激發民營經濟活力，建立更公平透明的市場環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另外需要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減輕居民“預防性儲蓄”壓力，釋放消費潛力。

最后，需要在尊重市場規則和遵守法律的基礎上，建立更加穩定、可持續的地方財政體系，杜絕“靠賣地養支出”的老路。

最后，應加強預算透明度和支出責任追蹤，逐步轉向以績效為核心的財政管理體系，確保每一筆財政支出都物有所值、賬目清晰，減少公共服務冗余。

經濟要更加健康發展，就必須正視財政背后的結構性問題。否則，再多的財政騰挪術，也只是飲鴆止渴；只有不斷調整經濟結構，加強市場化改革，財政才能重回健康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