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近年來，從昆山于海明案到山東淄博張女士案，正當防衛的認定從刑事領域延伸至治安案件領域，引發社會對“法不能向不法讓步”原則的深入思考。2024年4月，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改判的“張女士案”，不僅為治安案件中的正當防衛認定提供了司法范本，更揭示了“互毆泛化”困境下法律與公眾樸素正義觀的沖突與彌合。

2020年11月，淄博餐館老板張女士因勸阻醉酒顧客劉某用桌角開酒瓶引發沖突。劉某先動手三次揮拳毆打張女士，后者情急之下用啤酒瓶反擊，導致劉某面部輕微傷。公安機關以“互毆”為由對雙方作出行政處罰，張女士被罰款200元并拘留五日。此后，張女士歷經行政訴訟一審、二審、再審均敗訴，直至檢察機關介入抗訴，最終山東省高院再審認定其行為屬于正當防衛，撤銷原處罰決定。

案件爭議焦點在于：治安案件中，防衛行為是否因造成傷害后果而必然構成違法？公安機關與法院最初認定“互毆”的邏輯，源于對“還手即過錯”的機械執法思維，忽視了防衛行為的正當性基礎。

治安案件中的正當防衛認定難題，難就難在法律依據的模糊性，《治安管理處罰法》未明確提及正當防衛，但公安部2007年《公安機關執行〈治安管理處罰法〉有關問題的解釋（二）》規定：“為制止正在進行的違反治安管理行為而采取的措施，不屬于違反治安管理行為”。這一條款雖未使用“正當防衛”表述，但其精神與刑法第二十條一脈相承。然而，實踐中執法機關常以“無明文規定”為由回避適用，導致大量案件被簡單定性為互毆。

張女士案中，公安機關與一審、二審法院均認為其反擊“超出必要限度”，但未充分考慮劉某作為醉酒壯漢，連續攻擊瘦弱的張女士，雙方力量對比懸殊；張女士隨手拿起啤酒瓶反擊，符合“就地取材”的防衛合理性；劉某面部傷痕可能源于其壓制張女士時撞擊暖氣片，而非啤酒瓶，這種“事后理性人”標準與刑法中“防衛人情境化判斷”原則背道而馳。

本案的改判標志著治安案件正當防衛認定的進步，一是事實認定的精細化，檢察機關通過調取監控、咨詢法醫，推翻“啤酒瓶致傷”的單一因果推定，揭示公安機關取證不充分的缺陷25。這一細節凸顯司法審查對行政裁量權的制衡價值。

二是防衛限度的情境化判斷，再審法院采納檢察機關觀點，強調“不能苛求防衛人在緊急狀態下精準控制反擊力度”，與昆山反殺案、福州趙宇案的裁判邏輯一致。這打破了“唯結果論”的執法慣性，將防衛必要性置于具體情境中評估。

三是法律適用的體系化銜接，判決書明確援引刑法正當防衛精神，將“制止不法侵害”的防衛權從刑事領域擴展至行政處罰領域，實現法律體系的內在統一。

張女士案的終局勝利，是個體維權意識與司法能動性共同作用的結果。它揭示了一個樸素真理，正當防衛不僅是“罪與非罪”的邊界，更是“正與不正”的價值抉擇。當公民面對不法侵害時，法律應當成為其“免于恐懼的鎧甲”，而非“息事寧人的枷鎖”。未來，隨著立法完善與典型案例的積累，“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精神必將從刑事領域輻射至社會治理的每一個角落，筑牢公民權利保護的法治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