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后母戌青銅方鼎是目前已知中國古代最重的青銅器，也是國家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該方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陽市武官村，因器腹內部鑄銘商王母親廟號“后母戌”三字而得名。從它的出土、重埋，到再度發掘、修復、調撥國博，牽扯到一段曲折離奇的故事。

著名作家余耕的最新長篇小說《問鼎1939》，正是以后母戌青銅方鼎出土的故事為原型，書寫了一場在戰爭的硝煙籠罩下驚心動魄的文物保衛戰。

1939年，安陽城里修復古玩起家的余氏兄弟中的大哥余寶駒設計巧奪出土的神器——后母戊方鼎，得到消息的日軍逼迫余氏兄弟交出銅鼎。善于修繕古玩的二哥余良駒，在貨郎的幫助下，收集廢舊的銅器鑄造了假鼎。余寶駒親自押送假鼎至日軍憲兵司令部，卻被來自日本的甲骨文專家井道山當場識破……

在小說中，余耕塑造了余寶駒、余良駒兄弟這兩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草莽英雄形象。余寶駒念書一塌糊涂，在江湖上卻是重情重義、一言九鼎的老大；余良駒相貌丑陋，卻是修復文物的頂尖高手。為了保衛商代重器、傳承中華文脈，兄弟二人使出渾身解數，與日本人斗智斗勇。余耕向南都記者坦言，在他的作品里沒有絕對的“好人”或者“壞人”。“如果沒有發現后母戊方鼎、如果沒有日軍侵華，余寶駒頂多是河南地界上一個造假、倒賣、強買強賣的文物販子。所謂時勢造英雄的根本就是選擇，而‘時勢’其實就是‘審時度勢’后的抉擇。”

余耕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曾經從事專業籃球訓練，做過十余年媒體人，不惑之年才開始職業寫作。2020年，由他的小說改編的網劇《我是余歡水》引發社會關注，成為現象級作品。這部劇的成功讓余耕在寫作上擁有了更大的空間和更多的自由。

《問鼎1939》涉及盜墓、考古、文物造假、諜戰諸多元素，一部另類的抗戰小說，也是余耕構思多年、反復打磨的作品。余耕深知戰爭的殘酷，從不將戰爭題材荒誕化、喜劇化；同時，小說中日本學者井道山兄妹的出場，讓《問鼎1939》成為“文化學者和草莽英雄共同構建的反戰敘事”。

“身處戰爭漩渦里的人，他們的無奈與無助最能反應一個族群的人性，探索并反映真實的人性，是我在這類題材創作時的著重點。”余耕告訴南都記者。

南都專訪著名作家余耕

著名作家余耕

與商代重器的緣分交集

南都：《問鼎1939》是以抗日戰爭為背景，圍繞河南安陽后母戌大方鼎出土展開的故事。請談談您最開始寫這部小說的靈感來源。

余耕：十多年前，看了央視制作的一個關于司母戊大方鼎出土的紀錄片，看到這只重器出頭時少了一只鼎耳，新中國成立后在出土原址再次進行挖掘，依舊沒有找到這只鼎耳。我當時就覺得這里面有文章可做，因為中原青銅器都是以完整器型埋葬（三星堆青銅器大多都是人為毀壞后埋葬），像司母戊方鼎這種大型重器怎么可能莫名其妙丟失一只鼎耳呢？我想既然找不到那只鼎耳，便給我留下了想象和演繹的空間，這或許就是我與這只商代重器的緣分交集。

南都：《問鼎1939》的第六稿完成于2014年，第七稿完成于2023年，兩稿相較，有哪些重要的改動？為什么作這樣的改動？

余耕：2014年一稿完全是為電視劇準備的。最早，是北京一家影視公司找我寫一部抗戰劇，我當時就把司母戊方鼎出土的故事改編成故事初稿。這家影視公司拿到故事大綱后很不滿意，因為他們特意聘請來一位好萊塢的煙火師，準備制作大場面的戰爭題材，而《問鼎1939》里面幾乎沒有一場像樣的戰爭，所以，這家公司拒絕了這個故事。但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抗戰故事，加上司母戊方鼎后來被考古專家重新更名為“后母戊方鼎”，所以我又重新修訂一稿，把原先的“影視語言”以“文學語言”呈現。其中改動比較大的是主人公羅寶駒和日本學者井道松子的關系，筆墨著重在同根同源的中華文化影響下，文化學者和草莽英雄共同構建起來的反戰敘事。

目前正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古代中國基本陳列”里展出國家一級文物、有“青銅之王”之稱的商后母戌青銅大方鼎 圖片來自網絡

書寫極端環境下的人性抉擇

南都：請談談您在塑造小說主角余寶駒時的具體構思，為什么把他寫成一個痞子英雄？又為什么安排了他悲劇的結局，讓他在被日本軍屠殺的時候，從諸位受到他照拂的鄉鄰眼里看到的卻是麻木和厭憎？

余耕：小說家其實一直徘徊在現實與理想中寫作，在塑造理想的人物身上融入現實的皮毛，理想與現實結合得越是緊密，人物就越真實。反之，就會造成人物呈現兩張皮，這樣的人物建構注定是失敗的。而真實的人物就會有七情六欲和性格短板，短板越短，人物性格就越鮮明。《問鼎1939》里面的余寶駒和余良駒就是這樣兩個性格鮮明的人物，我不敢說這兄弟二人塑造得有多成功，但我肯定他們倆是各具特色、性情鮮明的兩個男人。

我們的文學審美習慣了“高大全”的正面角色，這是脫離現實生活的虛妄審美，因此，在我的所有作品里面幾乎找不到這樣的正面角色，甚至沒有完全的“好人”和十足的“壞人”。所謂的好人與壞人，在我的作品里只是極端環境下的人性選擇，亦或是個人價值觀中的底線守護，而非粗暴草率的好壞區分。從小喜歡混江湖的余寶駒，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他找到了適合自己生存的土壤，他在私塾里是最不聽話的學生，他在江湖里卻是運籌帷幄的大哥。這種人天生帶著痞氣，如果沒有發現后母戊方鼎、如果沒有日軍侵華，余寶駒頂多是河南地界上一個造假、倒賣、強買強賣的文物販子。所謂時勢造英雄的根本就是選擇，而“時勢”其實就是“審時度勢”后的抉擇。山河家國破碎之時，汪精衛審時度勢選擇做漢奸，余寶駒審時度勢選擇做英雄。

《問鼎1939》最后的悲劇看似是余寶駒的悲劇，其實是群氓的悲劇、是烏合之眾的悲劇，歷史上這樣的悲劇每個時代都在循環上演。被晚明京師子民們奉為抗清英雄的袁崇煥，最終被推到菜市口凌遲處死之時，義憤填膺的京師子民不惜一兩銀子買來袁崇煥一塊肉，放在嘴里一邊嚼著一邊咒罵袁崇煥。將袁崇煥奉為抗清英雄的人，與最后咒罵袁崇煥的人，是同一批人，這才是這出悲劇的核心。在《問鼎1939》中，被余寶駒照拂的人，與朝余寶駒臉上扔爛菜葉子的人，也是同一批人。京師百姓們吞食袁崇煥的理由是家國情仇，安陽百姓們朝著余寶駒頭上扔爛菜葉子的理由是收了他們殺人稅。

南都：您在《我叫余歡水》中也塑造了余歡水這個荒唐又真實的小人物。為這些不為歷史所銘記的小人物立傳，意在表達什么？

余耕：我們總以為歷史是大人物創造的，天選之人揮斥方遒、運籌帷幄，而后造就一段我們從課本上知曉的歷史。但是，我一直以來覺得歷史的成因是復雜的，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而更多的是文化因素。小時候，以為劉邦網羅了天下英雄才創造大漢王朝。仔細探究歷史才發現，輔佐劉邦打下漢王朝的人基本上出自同一座小縣城泗水。看到始皇帝嬴政出巡的威風儀仗，“大丈夫當如此也”“彼可取而代之”是那個時代的文化特征，都要爭做帝王將相。兩千年以來，我們的文化認同人是可以被分為三六九等，所有努力都是要成為人上人，頭懸梁錐刺股考取功名、奮發圖強考上名牌大學，目的只有一個，把別人踩在腳下成為人上人。歷史金字塔底層是由所有小人物堆砌的，因此，小人物身上鐫刻著每個時代的基本文化特征。身為社畜的余歡水和游手好閑的劉邦沒什么兩樣，他們身上有著相同的文化屬性，即便是一個成為帝王，一個是社會底層社畜。

別歸類，它就是余耕的一部小說

南都：《問鼎1939》里還出現了日本學者井道山、井道松子兄妹，他們是中國文化真正的愛好者和敬仰者。在小說中安排這樣兩個角色用意何在？請談談您對戰爭與文明的理解。

余耕：我是個和平主義者，反對任何形式的侵略戰爭。如果沒有戰爭的影響，經濟和文化將會使世界更加美好、人類更加文明。

中日文化同根同源，文明越久遠，影響越廣泛，中國文化曾經照亮整個東亞。如同科技一樣，文化必須發展和進步，探究歷史為了更好地往前走。閉關鎖國的大清朝導致中國錯過第一次工業革命，也導致我們的文化沒有迭代，這才逐漸失去在東亞的文化地位。中國文化是日本的歷史學者歷來繞不開的，作為研究甲骨文的井道兄妹，對中國文化的景仰是很正常的。

南都：《問鼎1939》中有許多關于文物考古發掘、文物修復、文物鑒定方面的知識，您在寫作之前做過什么功課？是否曾到安陽等地實地考察？

余耕：寫作《問鼎1939》期間和之后我去過兩次安陽，吃過安陽的扁粉菜，很多河南地區的朋友甚至都不知道扁粉菜。2016年臨近春節時，安陽一家五星級酒店含早餐才四百塊錢，古玩街上幾乎所有店鋪都關門貼了封條，在一家開張的店鋪里跟老板聊了一上午，喝了人家三泡茶，最后花了七千塊錢買了一件薄如蟬翼的黑陶。

考古和文物鑒賞源于日常積累，因為我本身就是黑膠唱片收藏者。至于書中的文物造假，我請教過很多相關人士，甚至去過景德鎮實地考察過一些窯爐的構造。

南都：中國當代文學中不乏抗日題材或以抗日戰爭為背景的小說，您認為《問鼎1939》的獨特之處在什么地方？在前人的文學遺產前，后代作者如何寫出新意？

余耕：曾經有一位著名的出版商跟我聊過，他說他很難給《問鼎1939》歸類，懸疑？戰爭？諜戰？古董？盜墓？這些因素都有都沾邊，但是歸到哪一類都偏頗。我說那就別歸類了，它就是余耕的一部小說罷了。

迄今為止，我大概有四部作品涉及中國抗戰這段歷史，即使站在中方立場也沒有“歡天喜地打鬼子”的情節，因為我知道戰爭是殘酷的。只有認真地反思歷史，才能正確面對未來的選擇。身處戰爭漩渦里的人，他們的無奈與無助最能反應一個族群的人性，探索并反映真實的人性，是我在這類題材創作時的著重點。

《我是余歡水》的成功帶來更多話語權

南都：您曾經從事專業籃球訓練，后來在北京做記者十余年，不惑之年才開始職業寫作。是什么讓您下定決心放棄行業積累而成為一名作家？張愛玲說“出名要趁早”，不惑之年才開始寫作會不會太晚？

余耕：對于一個小說家來說，四十歲開啟寫作確實有點晚。我認識的很多作家，他們不僅科班出身，而且在三四十歲時候已經成就斐然。但是每個人的成長之路都是不一樣的，我資質愚鈍又不是科班出身，所以我需要用四十年時間完成寫作“采風”，而后才能進行踏踏實實創作。小說寫作于我是少年時播下的種子，如果沒有經歷過那么多職業洗禮、沒有較長時間的沉淀，那粒少年時的種子便不會發芽。早年間做記者的時候，被斃稿、寫檢討是經常的事，這些經歷都曾經滋養過那粒種子，因為新聞的屬性不允許摻雜額外情緒和價值觀。但在那個時候，我越發清晰和堅定：我將來一定要成為一個自由寫作的小說家。

南都：由您的小說《我是余歡水》改編的同名網劇曾經風靡全網，成為現象級的作品。這個作品的成功給您的生活帶來了什么影響？

余耕：余歡水成功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我的作品更容易刊發和出版，而且會被影視公司關注。一家頭部平臺負責影視版權采購的朋友曾經透露，說我的每一個作品幾乎都會上會討論。另外一個影響是在劇本創作的時候，讓我擁有更多話語權。目前的影視生態圈里，還沒有一個合理規則，要么客大欺店，要么店大欺客。在這樣的狀態里，擁有話語權就能少走彎路，也能拒絕那些蹩腳的策劃前來指手畫腳。

南都：您對什么樣的故事感興趣？未來還有什么寫作計劃？

余耕：我對所有有趣的故事都有興趣。從我的作品也能看到，我從來沒有在舒適區里重復自己，我喜歡的題材和類型幾乎不設限，一個故事只要能吸引我，這個故事只要在我腦海里盤桓三五天，它就有可能變成我的下一部小說。

我現在手頭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這部小說前前后后已經寫了三年，也是我所有作品里面歷時最長的小說，講述一個女真家族四代人的盛衰變遷，故事的時間線從晚清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我準備再用一年時間對這部小說進行修改和打磨。今年，我突然意識到我寫的作品已經不少了，我需要放緩節奏，對自己的作品有更多耐心，才不會辜負我的讀者朋友。

采寫：南都記者 黃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