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陸火 方子敬

5月19日，年僅9歲的兒童朱某鑫，從高樓縱身一躍，結束了自己尚未綻放的生命。

根據新聞媒體的披露，朱某鑫是杭州智力運動學校的一名圍棋棋手，生前，他曾長期因“輸棋”而遭受其父親的“極端毆打”。

網絡流傳的圖片，記錄了一名兒童被家暴后留于身上的累累傷痕，令人觸目驚心。

悲劇事件發生后，社會各界對“反家暴”“防家暴”“未成年人保護”等話題進行了深度地議論與反思。

有人說，這是“教育觀念”的畸形，家長應該摒棄“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傳統陳腐教育觀念，摒棄“勝者崇拜”的落后價值評判系統。

還有人說，這是兒童權益保護網絡的失靈，針對家暴兒童行為，應建立切實有效的強制報告制度，從制度層面予以及時干預。

這些言論與建議，自然都言之有理。但筆者認為，這更是一個極其嚴肅的法律問題。

法律是維護每一個人合法權益的最后的底線。當涉嫌違法犯罪的惡性事件發生后，我們應當思考：法律應當如何發揮它的底線作用，以防止悲劇的再度重演？

筆者注意到，我國關于兒童權益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并未缺失，甚至可以說是十分完備。從《未成年人保護法》，到《反家庭暴力法》，到《刑法》，就“家暴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情形，法律設立了基本的防范及懲戒制度。

盡管有了制度的保障，但類似于圍棋兒童朱某鑫因家暴而輕生的案例，仍未能得到完全消滅。

朱某鑫墜樓輕生后，筆者注意到，有媒體記者聯系采訪了事發所在的杭州市公安局蕭山分局。

媒體報道顯示，警方工作人員稱，目前還不了解此事。

媒體記者聯系蕭山分局時，網絡關于此事的報道、評論早已鋪天蓋地。

一句“目前還不了解此事”，不知是該工作人員限于自身信息渠道，確實沒有注意到網絡上的滔天輿論；抑或是他們收到了統一的對外口徑，不管了解不了解，只能一直答復“不了解”。

但不論是何種情況，都暴露出了當地警方對輿情的漠視。至今為止，杭州警方都未對此事發布明確的情況通報，未能及時回應公眾關切。

實際上，惡性事件發生后，相關部門出于“淡化負面輿情”角度，對事件不做及時披露、甚至完全不披露，早已成為多地職能部門“輿情應對”的基本“技巧”之一。

但顯而易見，此種做法并不能有效遏制輿情。與其選擇“鴕鳥式”的輿情應對方式，不如直接面對，讓惡性事件成為最有效的法治宣傳案例。

筆者從來不是重刑主義者，但面對這起家暴造成的惡性事件，仍不得不呼吁相關部門依法、迅速對涉事家長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從嚴、從速依法予以嚴懲，并及時向社會公眾作信息披露。

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虐待家庭成員，情節惡劣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顯而易見，朱某鑫的父親已然構成嚴重的家庭暴力犯罪，且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和惡劣的社會影響。

我們猶記得，2021年1月12日發生的湖南高院法官周春梅遇刺案。該案的辦理，展示了另一種“中國速度”：

2021年1月12日，遇刺事件發生；當日，湖南高院進行通報稱，絕不容許司法權威受到暴力挑釁；

同年1月18日，嫌疑人向慧被批捕；同年4月9日，向慧涉嫌故意殺人案一審開庭；

同年5月19日，向慧一審被判處死刑；同年12月10日，向慧被執行死刑。

不到一年時間，執法機關、司法機關便完成了偵查、審理、判決、執行死刑的一系列復雜程序。

如此高效辦案的背后，正體現了法律對“殺法官”惡性事件的零容忍，亦是對此類惡性犯罪行為的嚴重威懾。

同樣的道理，對家暴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法律同樣應當零容忍，應當以雷霆之勢對此類犯罪進行威懾。

這也是為何筆者要呼吁杭州執法機關、司法機關迅速依法對朱某鑫父親采取強制措施、依法嚴懲的原因——

在法律框架內，對家暴兒童犯罪的懲處越及時、越嚴厲，便越能對潛在的此類犯罪行為起到越大的威懾作用。

辦理好一起涉家暴刑事案件，對家暴刑事案件依法處理并及時通報情況，是最有效的法治宣傳和教育。

通過一樁個案的辦理，向全社會宣布：家暴未成年人的惡劣行為，永遠不被允許；“父親”或者“母親”，永遠不可能成為家暴者逃避法律制裁的保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