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適筆墨精神：文化的嗣續與回響

——評曹洋新作《先生，高二適》

□ 盧俊

今年是“蘭亭論辯”爆發六十周年，回眸這一文化大事，必然聚焦于高二適先生。在20世紀書法的浩渺星河中，于右任雄渾大氣，高二適骨鯁剛正，謝無量超逸出塵，白蕉靈秀雅致，他們以各自獨特的藝術風貌，在傳統與創新的交融處熠熠生輝。回顧書法史，真正被歷史銘記的大家，絕非僅靠筆墨技巧，而是將深厚文化底蘊融入筆端、在傳承中實現精神升華的探索者。然而書法界和學術界對高二適的低估甚或忽視，使其如被浮云遮蔽的星辰忽明忽暗地高懸在天際。萬幸的是，學術界欠下的賬，還必須由學術界來還。高二適先生的同鄉后輩南京書畫院書法篆刻研究所所長曹洋，二十年如一日研究高二適先生，從論文參加全國書法論壇到刊發于《讀書》《中國書法》雜志，及至在全國獲獎，論著獲江蘇省社科獎一等獎等等佳績，再到如今專著《先生，高二適》發表，都讓書法界、學術界以及文化界本真地感知了高二適先生。以我從事20多年文化出版工作的角度去理解，高二適必須被重新定義與重新理解，因為他的世界，他的筆墨精神，承受了太多的誤解。而面前的這本《先生，高二適》即刻消解了種種盲區和誤解，它是一本可讀性與學術性俱臻的佳作，為我們深入了解高二適筆墨精神提供了可視的圖譜，讓我們可以更好地重新理解定義高二適先生。

一、廿載堅守：書齋里的文化傳承

曹洋先生對高二適的研究，恰似古硯池中不竭的墨泉，浸潤著中國文人特有的治學品格。自2002年始，他系統梳理高二適先生千余件手稿，其中包括信札、詩稿、批注。曹洋先生對高二適的研究，堪稱當代學術研究領域中真正鮮見的 “長期主義”典范。二十多年來，他心無旁騖，將全部的精力與熱情傾注于高二適研究這一事業之中。這期間，他在書法創作方面同樣成績卓著，其書法作品得到了廣泛的認可與贊譽。他18次參加全國性書法賽事并斬獲“行草書”最高獎和“蘭亭獎”等殊榮。面對接踵而至的榮譽與名利的誘惑，曹洋先生始終保持初心與定力，他并未去跑關系、走市場，而是選擇與青燈黃卷為伴，這種抉擇令人想起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文人風骨。他獨守書齋，在故紙堆里尋找文化的火種，這種治學態度與歷代書法大家書學之道遙相呼應。在當代書壇，商業化和功利化的氣息日益濃厚，像曹洋先生這樣專注于學術研究、藝術探索，以學養為支撐的書家，愈發顯得稀缺與珍貴。他的堅持與執著，猶如一股清流，為當代書壇注入了一股清新而純粹的力量。

曹洋不僅在書法創作與研究上成果豐碩，且在教學領域同樣建樹頗豐。他在南京大學等高校從事書法教學長達十多年，他提出的“三生”教育教學理念，深得師生高度認可。在教學過程中，他創造性地構建了“三大筆法體系教學法”，巧妙地將學術研究與創作實踐緊密融合起來。他深知，扎實的書學理論是理解和掌握書法藝術本質的關鍵所在。因此，他憑借書學理論研究的經驗，在教學中深入淺出地引導學生領悟書法的精髓。這種獨特的教學方法，使得他的教學效果相當顯著。在他的引導示范下，眾多學生不僅在書法領域取得了優異的成績，而且在書法人生中體驗到生命價值、人文情懷、詩性藝術。曹洋成功地將研究、創作、教學融為一體，正是對高二適先生書學之路的一種傳承和弘揚。

二、撥云見日：重構高二適的歷史定位

《先生，高二適》這部著作的出現，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和定義高二適在書法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地位。長期以來，高二適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書法領域，其卓越的人格魅力、深沉的家國情懷、強烈的文化使命感以及深厚的國學底蘊，都被書法光環所掩蓋，未能得到應有的關注和重視。事實上，高二適在社會地位上與他同時期諸多名流相比顯得極為卑微，新中國成立后他僅僅是一名文史館館員，生活清苦，默默無聞，后雖因“蘭亭論辯”聲名鵲起，但他在書法界和大眾領域的地位仍被嚴重低估，在書法大家的各種排序中，他常常被忽視，似乎難以獲得應有的認可。

然而，高二適的書法造詣堪稱20世紀真正的翹楚，其學養之深厚與其歷史地位之差距令人扼腕喟嘆，他高潔的文人風骨與家國情懷更應被萬世敬仰，他被奉為20世紀“文化巨匠”絕不為過。他與郭沫若之間關于王羲之《蘭亭序》真偽的辯論，充分展現了他不畏權貴、堅守學術良心的高尚品質。這場“蘭亭論辯”，高二適憑借自己扎實的學問和堅定的信念，敢于挑戰權威，毫不畏懼學術權威，堅決捍衛學術真理。他的這種行為，體現了知識分子對理性、自由與公平的執著追求，是真正的文人風骨與家國情懷的生動寫照。

曹洋以考古學家般的耐心拼接高二適散落的文化碎片：他那泛黃信札里立著校勘家的鐵骨，如1974年他在致費在山信“柳集誤字訛句，自北宋來，從未有人用力及此也”的快意；批注眉欄間藏著書家的狂狷，如在《蘭亭序》批跋“二適，右軍以后一人而已”的自信；詩稿殘頁上淌著詩人的熱血，如《孤生痛》中“無情有恨何人見，血染空青骨作柴”的深情。這些珍貴史料構筑起完整的文人宇宙，既有“仰觀宇宙之大”的哲思，也有“俯察品類之盛”的溫情。曹洋將這些碎片整合，讓高二適先生歸位于宏大的歷史敘事場景中，既彰顯了上世紀知識分子的共性，更突顯出高二適自我的個性。一個獨立于時代的可貴而又可愛的文化人形象躍然紙上。

這部著作雖然已極為翔實地展現了高二適的才華、學養和人文精神，但它僅僅是高二適研究的一個開端。曹洋先生通過此書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通往高二適世界的大門，去發現更多關于高二適和他詩友們的精彩，引導我們走進20世紀知識分子富有迷人魔力的世界。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對高二適的史學定位會越來越清晰，他必將和他的同行者一樣在歷史的星河中光彩耀眼。

三、回歸本真：高氏書法生活化理念

在當今書法藝術發展的潮流中，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書法逐漸陷入了過度追求設計感和為藝術而藝術的誤區。許多書法作品過于注重形式上的創新和視覺效果的沖擊，而忽視了書法藝術最本質的文化內核和自然書寫感。這種趨勢導致書法作品顯得矯揉造作，失去了中國書法原本應有的質樸和文化屬性。

高二適先生的書法生活化思想，為這一困境提供了寶貴的啟示。在高二適的書法哲學里，硯田筆耕不是藝術表演，而是生命存在的自然流淌。高二適書學實踐表明，書法不應僅僅是一種高高在上的藝術形式，而應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連，成為人們表達情感、記錄生活的一種方式。其在《杜詩鏡銓》封面的題跋：“丙午孟春之月，在齊園樓上重讀。”正是書法生活化的生動注腳。生活的日常在高二適筆下也熠熠生輝，他與費在山筆談毛筆的文史，他給劉墨邨詩贊古井貢酒，他面約學生徐純原參加端午詩歌雅集，卻非留下邀請便條，他要的是一種儀式感，不會做飯的他卻親自下面條，并特賦詩一首為夫人過生日，他手書信札請學生幫忙為小女可可籌辦婚事。獨居書齋的高老頭似乎不食人間煙火，但他把筆墨的詩意外溢到煙火人家。曹洋敏銳地覺察到這點，可謂走進高二適先生的靈魂。2005年，在“紀念蘭亭論辯四十周年”全國學術討論會上，曹洋提出高先生的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命題。這一命題越來越被大家認可，而且為我們藝術探求提供了新的領地。

作為高二適的研究者，曹洋也在踐行高二適先生書法與生活融匯的藝術主張。這種理念在曹洋的書學實踐中化作春風細雨，當數字洪流沖刷書寫傳統，這種將書法復歸于日常的堅守，恰似在急流中守護著文化原鄉。曹洋深刻理解并一直遵循這一書法底層文化。無論是在教學課堂上，還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終筆不離手，將書法融入各種生活化場景中。在教學中，曹洋帶領學生進行“書法生活”實驗，他引導學生從晨起研墨中體會時光流轉，在信札往來間感悟筆墨真情。曹洋自己以身作則，無論是寫信、讀書筆記還是創作隨筆，都用書法的筆觸去書寫。他眾多講座、教學教案都是用毛筆手書，這是一種自然本真的書寫。2021年，他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燈火詩書”個人書法作品展中，50米長的《中國書法史》教案手稿，令人贊嘆不已。曹洋通過書法生活化的演繹，書法的自然書寫質感得到精彩的呈現，讓人們重新認識到書法不僅僅是一種藝術形式，更是一種生活態度和文化傳承。曹洋先生的書學實踐，正是對高二適書法生活化的嗣續，為當代書法的發展尋求到一條回歸本真的道路，讓書法重新找回那份失落的自然與文化歸屬。

四、校勘為學：高二適對柳宗元研究的突破

盡管高二適與章士釗相約分別研究劉禹錫和柳宗元，高二適在完成自己“分內”任務的同時，似乎沒有放棄對柳宗元的鉆研，他對柳宗元的校勘工作，堪稱學術史上的一座豐碑，他自信地說：自北宋以來無人及此。他的校勘工作絕非簡單的文字正誤，而是一場深入而全面的學術探索之旅。在對柳宗元文集的校勘過程中，高二適先生投入了30多年的時間和精力，展現出了非凡的學術毅力和嚴謹的治學精神。

高二適對柳宗元文集的校勘，是真正的文化基因的修復工程。他像手持柳葉刀的良醫，在古籍肌理間辨識千年病灶；又如溯流而上的漁父，在文字長河中打撈失落的文明密碼。曹洋在書中重現高先生的校勘手稿，他的每一處朱批、每一個注疏都是與古人的精神對談，每個考證結論都是對文化血脈的重新接續。這種治學精神在《柳宗元文集》校勘案例中展現得淋漓盡致：通過跨版本比對與歷史語境還原，不僅修正句讀訛誤，更揭示出潛藏的思想脈絡。高二適在《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篇校注中，指出：

“乃經工化材”，“化”字訛，應改作“庀”，此字明蔣之翹本不誤，蔣本并注云：“‘庀’，諸本皆誤作‘化’。”今書改正之。“庀”，具也，又治也。字本《周禮》，音同“庇”。

雖然只是一字之校勘，然可見高先生“校讎如老吏斷獄”的嚴謹。像二十多年校勘劉禹錫文集一樣，高二適先生廣泛搜集各種與柳宗元相關的資料，包括不同版本的古籍、前人的研究成果、歷史文獻等。對這些資料，他進行了細致入微的比對和分析，不僅糾正了文集中的文字錯誤，更對柳宗元的思想、文風以及作品的歷史背景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與探討。他對柳宗元作品中用詞、用典的分析，不乏從文章結構，句式分析，推斷柳宗元創作時的心境和意圖。

通過對高二適大量的校勘文獻梳理，曹洋鮮明地提出“高氏校勘學”，不僅升華高二適在校勘學的史學貢獻，而且突出高二適對劉柳尤其對柳宗元的校勘的杰出成就。我們一方面贊嘆高先生的學術的寢饋功深，另一方面也由衷感嘆曹洋一樣在嗣續這種治學精神。

五、學術為公：高二適與章士釗的“筆墨官司”

高二適與章士釗的“劉柳優勝辯”，延續著中國文人“和而不同”的論學傳統。這場跨越師生情誼的學術交鋒，令人想起朱熹與陸九淵的鵝湖之會，顧炎武與黃宗羲的書信論道，充分體現了那一代知識分子以學術為公的高尚品質。在這場辯論中，盡管高二適的成長與生活得到章士釗的鼎力扶持，特別是在蘭亭論辯中章士釗的出場才使論辯得以展開，但高二適并沒有因此而在學術問題上有絲毫的妥協和茍且。

對劉禹錫的“天人交相勝”和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預”觀點，章士釗認為柳勝劉，高二適卻不認同，由此師徒倆展開了多年的“劉柳優勝辯”。雖然這場千年筆墨官司到他們這里還是沒有結論，但幸運的是他們沒有像朱陸自此分道揚鑣，他們依然惺惺相惜，章士釗特許之高二適為“諍友”，他們走得更近了。何故如此呢，那是因為他們彼此心存“學術為公”的精神。

曹洋對這段公案的現代闡釋，不僅復活了學術公器精神，更為當代學人樹起精神鏡鑒。在蘭亭真偽之辯中，高二適展現的不僅是文人風骨，更是中國知識分子“為天地立心”的學術擔當。他駁郭沫若“《蘭亭序》非王羲之書”之說時，特別指出：“此乃不啻在帖學上一個大翻身。”這種對文化傳承的深刻認知，在曹洋對“蘭亭論辯”的文化闡釋中，獲得了跨時代的回響。

曹洋先生一直強調高二適的“蘭亭論辯”并非偶然，正是基于這種“學術為公”的精神。如果說“蘭亭論辯”得到“筆墨官司、有比無好”的批示，是學術激活，那么章高的“劉柳優勝辯”是必須也是必然展開的學術論辯。這兩場“筆墨官司”所透露出的精神，不僅是高二適個人風骨的入場，更是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群體的精神寫照，我們可把這種精神稱之為高氏筆墨精神。在當今學術界，功利主義和浮躁之風盛行，高二適與章士釗、高二適與郭沫若之間的學術論辯，對于我們重新樹立正確的學術價值觀，堅持學術誠信和獨立思考，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它提醒我們，在學術研究中，應始終秉持“學術為公”的精神，才能不受個人情感和利益的干擾，保持學術的獨立性和公正性。

六、詩韻鉤沉：構建高二適的詩學體系

曹洋以“甘坐板凳十年冷”的意志，為我們梳理出高二適與韓國均、章士釗、柳詒徵等眾詩友往來的詩札，讓我們得以聆聽20世紀文人之間的心靈和鳴。那些平仄交替的詩行，既是才情的外泄，更是精神的共振。這種以詩證史的研究路徑，讓書法研究突破技法層面，直抵中國藝術“詩書畫印”同源共生的文化本源。在高二適與詩友們的往來詩作中，我們既能觸摸到江西詩派的遺韻，也能感受到在文人筆端的時代激蕩。

1941年4月，章士釗作詩一首并公開發表，贊高二適詩：“從古詩人定名勝，高亭應比孟亭尊。”這里高亭代指高二適，孟亭代指孟浩然，在章士釗眼里高詩比孟詩更勝一籌。章的詩評基本代表了當時詩界的觀點，但時過境遷，高二適的詩歌研究創作究竟如何？曹洋不因循舊說，從高二適詩歌本體入手，將高先生留存的500余詩稿及詩友唱和百余首詩，按創作時間、歷史事件、詩歌唱和三維坐標定位，構建起動態的詩學演進圖譜。同時從高先生大量詩稿、文稿、信札、各類題跋批注中提煉出他的詩學目標、詩學思想、詩學路徑、詩學風格等，由此構建出“高二適詩學體系”。

構建高二適詩學體系，在曹洋眼里不是為體系而進行的主觀演繹，而是將固有的散落的高先生詩學色彩重新合成，回歸它原有的本色。這個本色就是高二適與他同時代的詩人不同之處，即他把詩學當作經世致用的重要路徑，具體的就是“重振江西詩派”，他把個人的文化興趣納入中華復興的歷史進程中。由此不少學者指出，高二適當為“江西詩派”現代傳人。

曹洋先生構建了高二適詩歌世界的框架。其價值在于，我們不僅可以清晰地看到高二適詩學體系，而且窺視到他風神獨絕的書法和縱橫捭闔的學術背后的厚度和寬度。這一研究成果，為我們更加全面地認識高二適各個立面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也為研究中國現代詩歌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史料。

七、獨樹一幟：著述語言的創新融合

《先生，高二適》的獨特魅力，還在于曹洋將學術考據化作文化敘事。曹洋的筆觸時而如漢簡般樸拙凝重，時而似行草般灑脫靈動。他將康定斯基的色彩理論化作解讀筆墨的鑰匙，用“藍調時期”類比高二適1940年代的碑學探索；讓本雅明的哲學沉思照亮校勘學的幽徑，以“靈光消逝”闡釋“蘭亭論辯”研究的文化價值。書中對高二適書法美學的闡釋，既保持傳統書論的意象表達，又融入現代藝術批評的理性分析，在跨文化對話中碰撞出新的學術火花。這種跨界的學術書寫，恰是高二適“轉益多師”精神的再現。

曹洋在《先生，高二適》中的語言風格獨樹一幟，與傳統的學術著作有著顯著的區別。在保持學術論述嚴謹性的基礎上，他大膽地運用詩性語言和文學性語言進行個性化表達，開創了此類著作的全新范式，這個新型范式依賴曹洋的“二馬一龍”的取法路徑。

所謂“一龍”，是指曹洋的語言深深扎根于以《文心雕龍》為中心的古代文論的土壤，汲取了古詩文表達的精華。在書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古詩文的韻味與美感在字里行間流淌，仿佛置身于古代文化的場域中，領略到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例如，在描述高二適的書法藝術時，其用富有詩意的語言來描繪高二適書法作品的神韻和意境，使讀者能夠更加直觀地感受到高二適書法的藝術魅力。

所謂“二馬”，是指曹洋語言吸收以馬克思和馬爾庫塞為代表的西方哲學家思辨思維，使之表達具有一種雄辯的力量和嚴謹的邏輯結構。這在他論述觀點時，能夠條理清晰、有理有據地進行闡述，讓讀者信服，同時思辨言語為他的語言張力提供可循的架構，使他能夠從哲學的高度對高二適的藝術和思想進行分析和解讀，尤其是運用到“蘭亭論辯”文化闡釋時，達到文質兼美的效果。

曹洋的語言風格，不僅繼承了中國傳統文論的表達方式，注重對藝術作品的感悟和體驗的傳達，更通過有思辨有意味的表達，極大地增強了論述的張力。在閱讀過程中，讀者既能感受到學術研究的嚴謹性和科學性，又能享受到文學作品帶來的美感和愉悅，整個閱讀過程充滿了樂趣和詩意的回味。

曹洋這部以心血凝成的著作，既是對高二適筆墨精神的禮贊，更是為往圣繼絕學的精神嗣續。當我們在電子屏幕前匆忙滑動指尖時，曹洋用二十多年光陰寫就這份堅守，從這個意義上看，曹洋的耕耘就是高二適筆墨精神的回響。所有這些提示著我們：有些文明密碼需要慢火細焙，有些文化基因值得用生命守護。在傳統與現代的裂谷間，《先生，高二適》以其學術深度與人文溫度，為當代書學研究樹立了新的標高。它不僅重塑了高二適的歷史形象，更在思維方式層面為傳統文化研究開辟了新徑——唯有將個體融入華夏文化體系，將文化體驗注入公器精神，方能讓故紙堆里的文字真正活起來，在當代文化土壤中萌芽生長。當我們細讀書中那些泛黃信札上的斑駁墨跡，觸摸的不僅是過往歲月的余溫，更是文明傳承的永恒心跳。

（作者系中信出版集團原副總裁，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