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0日，江西省廬山市人民檢察院發布文章《教育引導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稱：“今年以來，該院加大認罪認罰工作力度，適用率穩步提高，由2024年度的87.84%提升至100%……”

文章發布以后，引起法律圈熱議。我個人的感覺是，這個100%過于絕對，不符合事物存在及發展規律。我不知道廬山市檢察院的數據統計基數是多少，我能想到的是，如果該院今年辦案數量在10件以內或類似這樣的小基數，100%還是有可能的，基數大了肯定不行。

認罪認罰制度設立的初衷是好的，比如節約司法資源、提升司法效率等，但在司法實踐中，因其實施過程的異化，一些冤錯案件中基本都有認罪認罰的影子，導致該制度被廣為反對和詬病。

我辦理過一起藥劑師受賄案，由監委以涉嫌受賄調查，大家懂的，在強大的“教育”之下，當事人認罪認罰，一審被判處10年。當事人不服，提起上訴，結果檢察院以“上訴即違反認罪認罰”為由提起抗訴。看到沒？還能這么玩兒。沒有任何法律規定，認罪認罰的案件不能上訴，也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上訴就是對認罪認罰的違反，但，辦案機關就這么搞了，上哪兒說理去？當然，此案經過艱苦努力，檢察院撤回抗訴，二審改判，降低一半刑期。

同樣我辦理的另一起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指控當事人的多起事實，一審當事人僅對部分事實認罪認罰，結果導致全案不認定“認罪認罰”。這也是認罪認罰制度相當沒人性的地方，有點“司法強迫交易”的意思了。涉及多起事實的，應當允許當時對部分事實認罪認罰，并對該部分事實進行從寬處理，但司法實踐是，就不，就逼著你全認！因為孩子還小，老婆沒工作，為了早點出去，二審中，當事人不得不“認罪認罰”，但是更奇葩的現象出現了。二審中，我仍然對部分事實做無罪辯護，法官聽完我的意見后，問當事人：你認可你律師的辯護意見么？你要想好啊，這關系到你的認罪認罰。看到了么？這就是認罪認罰在有些人手里的玩法！當即我向法官提出反對！后，該案二審改判，刑期降低一半。

回到廬山檢察院的文章，從表述可以看出，他們把“認罪認罰率”的提升當作成績進行炫耀。這反映出，司法實踐仍然受到各種指標考評、考核的影響和制約。

司法的過程，唯一的依據是證據和法律，結果是什么就是什么，能有多少認罪認罰由案件客觀情況決定，你非得加上個考核指標，與評先評優乃至個人的升遷掛鉤，這就對認罪認罰的適用過程強行加入了主觀因素，逼迫辦案人為了“不落后”、為了“爭先創優”、為了“升遷”，而積極主動地“做工作”讓當事人認罪認罰，這種“做工作”包含范圍挺廣，好點的是反復勸說，差點的就用家人威脅，五花八門，這樣的認罪認罰能自愿、真實才怪，這種案子不冤錯才怪！

用指標考核的方式調控司法，是行政思維對司法過程的干預，根本上是無視客觀的主觀妄為，和“放衛星”是一個道理，但為害更甚，動搖的是社會法治和穩定的根基，這種無知的理念和行為必須根除！好在最高檢已經開始對以前的錯誤進行糾正，我們拭目以待吧。

所以，我們反對的可能不是認罪認罰制度本身，我們反對的應當是一種權大于法的無知理念和落后習慣。

作者：安志軍律師，北京瀛和律師事務所權益合伙人，刑事業務中心副主任，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碩士研究生校外導師 專業領域：專注于職務犯罪、經濟犯罪刑事辯護。TEL&VX:13911270115.加V注明身份、來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