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他是偽軍師長，也是共產黨。

他帶著兩千人向東，日軍命他偷襲新四軍。

槍聲，在1943年那個黃昏，成了信號，也成了賭注。

——《壹》——

中將師長，偽裝下的男人

1943年，南通憲兵司令部，一份命令送到施亞夫手中，紙面平靜，行動內容只有八個字：協同山本大隊，肅清陶勇部。

任務下達的時間，是午夜。

命令來自南通日軍司令小野，施亞夫是“綏靖軍第七師”中將師長，編制在汪偽軍序列，名義上，聽命于蘇南總隊部，實則歸屬憲兵隊指揮。

他的位置特殊，也危險。

誰也不敢肯定，他是真心投靠，還是假意周旋，他自己，從來沒表態，這不是第一次，1937年他越獄后，沒有回黨組織。

反而在唐閘自組抗日民團，披著地方保安團的皮，拉起槍桿子。

誰都覺得他變了，可他沒死，也沒投敵，他等，等的是機會，更是身份，當嚴濟南奉命整編“地方武裝”時，施亞夫帶著一本偽造的履歷站在他面前。

那本履歷上寫得清清楚楚：原馮玉祥部下。

駐徐州時被裁軍，回鄉組團抗戰，拒絕國民黨招安，他說：“馮部出身，一口忠義，寧可抗日，不給南京政府當狗。”

嚴濟南信了，他更信的是，施亞夫部下上千人，槍實彈足。

花名冊上，多了好幾個“死過一次”的人，尸體早埋在鹽灘下，名字還活著，編造假的，就是真的，汪偽政府批準了編制。

北通憲兵隊“整編”完畢，升格為綏靖軍第七師。

施亞夫從一個身份不明的逃犯，成了“中將師長”。

——《貳》——

槍聲是暗號，也是證明

1943年春，陶勇率部進入石港駐扎，這不是秘密，也不安全，南通東南，石港是水路交匯地，新四軍三旅長期活動。

陶勇是旅長，熟路線，知地形。

日軍久攻不下，小野決定換個方式，用中國人打中國人，協同山本大隊突襲陶勇，是計劃的一部分。更深的安排，是讓施亞夫帶路。

小野很清楚，這位“施師長”不是省油燈。

他沒信任他，但他也知道，中國人用起來，比鬼子更順手，施亞夫明白，小野不會相信他，所以他反而主動請求打頭陣。

“我帶路，陶勇跑不了。”小野只點了下頭。

沒人知道，施亞夫已經下不了這條路，他不打，就暴露，他打了，新四軍死傷，他得選，他不傳信，因為他知道傳信就死。

石港的路，他熟得不能再熟，他故意繞遠，部隊停在西岸。

入夜，他帶一個排向東前行，說是探路，前方是山本大隊的崗哨，他帶人穿過一片林子，刻意不帶旗幟，也不點燈。

走到哨卡，日軍警惕喊停，施亞夫假裝不懂日語，繼續前行。

日軍舉槍，施亞夫揮手讓士兵舉槍回敬，哨卡混亂，槍聲響起，不到三分鐘，哨卡撤退，后方部隊就地防御。

日軍以為山本大隊遭伏擊，調頭進山。

此時，陶勇部聽到槍響，他笑了，他知道，沒有通知，只有這個方式，槍聲太遠，不像追擊，也不是正面交火，更像是“走漏了風聲”。

陶勇連夜拔營，部隊脫離石港。

第二天，日軍清查施亞夫部隊，理由是“指揮不當，誤導路線，延誤戰機”。施亞夫被免去中將師長職務，降為參謀長。

但他活下來了，也成功把新四軍救走了。

他不需要解釋，解釋就是暴露，小野怒不可遏，他不知道哪里出了問題，但他更怕一個問題：施亞夫是不是共黨？

沒有證據，只有懷疑，這就是施亞夫的活路，永遠讓對方懷疑，但別讓對方確認。

——《叁》——

煙盒藏信，換下南坎伏擊

南坎會議前兩日，施亞夫接到一封信，不是明信，是口信，來自通州日軍憲兵司令部，一句話：“南京來人，將赴南坎，代擬整頓會議。”

他知道那不是“會議”，是伏擊。

地點選在南坎，是有原因的，那里交通線匯合，人容易集中，更容易圍堵，計劃傳得極密，但傳錯了一件事，他們告訴了施亞夫。

他沒法寫信，也不能派人送信，那等于自殺。

他用了一個煙盒，舊錫皮，翻過底面，用細針劃字，字小到幾乎看不見，他把紙條折疊塞入雙層煙盒夾縫。

送貨的時候，安排一個傳話的兵交給“原唐閘守土團的親戚”。

那人是新四軍秘密聯絡員，內容只有十六個字：“南坎會議，不是會議，是圍剿，盡快轉移。”他沒留名，也沒署代號。

紙條傳到新四軍情報科，粟裕、葉飛等人正在籌會。

看完那張紙，葉飛問：“誰傳的？”沒人回答，陶勇笑了一下，說：“老規矩，施參謀不會署名。”會場轉移到洪澤湖畔。

不到兩天，日軍出現在原會議地點，部署嚴密，重兵埋伏。

沒人出現，他們等了三天，只抓了個誤闖漁夫，小野知道是施亞夫動的手，但沒有證據，更不敢輕舉妄動。

那一年，粟裕在年終總結中寫道： “敵后不只是槍和炮，更是眼和耳，情報是戰爭的一半，有人替我們盯著對面。”

沒寫名字，沒人提誰，但施亞夫知道，自己賭贏了一次，他又活了一年。

——《肆》——

投誠之前，他做了最后一次欺騙

1944年秋，日軍開始查“內應”，專查華人軍官，有人舉報施亞夫，說他曾在唐閘辦過夜校，教過共產黨宣言。

查無實據，但氣氛已變。

小野開始不給他獨立調兵權限，連出勤名單都要審，汪偽政府那邊也警覺，他們不信這位“舊軍閥”只為錢賣命。

施亞夫知道，時間到了。

他向黨組織發出一封口信：“可歸隊，但需整編部隊，求集中指令。”他等了一周，新四軍同意接收，但提出一條：不能原地起義，要誘敵就范。

他點頭，他從不說多話，他只做。

行動那天是個清晨，他編制上報為“前出偵察”，實際帶走了七個連，接近2000人，他讓士兵攜帶原編號軍旗，走最明顯的路線。

通知日軍“誘敵巡防”，小野同意了。

他本想帶全師脫身，但后方兩個營沒動，留守營長不信他，他沒有回頭，他也知道：一回頭，就是死路。

隊伍在黃昏前抵達東南田灣口，與新四軍接應。

交接順利，第二天，汪偽廣播宣布：施亞夫叛變，開除軍籍，通緝，他從未公開回應，直到1945年春，蘇中戰局打開，他才以“南通地區接管工作的主要負責人”身份重新露面。

原第七師，改編為“江蘇省保安第七團”。

他從沒講過自己是英雄，他只說，他演了八年戲，那年他三十歲，白頭發占了一半，有人問他：“你怕不怕自己真被當成敵人？”

他搖頭，說得很輕：“事實證明，我成功了，新四軍很信任我。”

他做的是潛伏，說的是假話，走的是對面路線，可他每次決定，都讓新四軍多活一次，他用敵人的身份，救自己的戰友。

用槍聲傳情報，用假履歷騙真軍餉。

真真假假，他只認一件事：“我這人不值錢，命還能擔點事。”歷史沒給他開口的機會，但留下了一些碎裂的腳印。

那些腳印，在南通碼頭，在石港林間，在煙盒底下，在被遺忘的那一槍里。

你以為他是叛徒，其實他是共產黨最忠誠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