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哲 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以上視頻整理自蘆哲在CMF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總第78期）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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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合月度數據分析中國的經濟形勢

盡管中美關系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貿易“脫鉤”等風險依然存在，但從去年年底以來，中國已經明確了經濟增長的思路，即通過擴大內需來對沖外需的收縮，并將消費作為主要抓手。這一思路從去年年底的政治局會議、經濟工作會議，到今年的“兩會”，以及最近的“4.25”會議中均得到了強調。尤其是在服務消費領域，通過增加再貸款工具等措施來推動消費增長。因此，無論是應對當前的經濟壓力，還是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進一步拉動消費上行都是關鍵所在。

二、中國消費問題的爭論性分析

中國消費問題存在諸多爭議，主要集中在消費意愿與消費能力的關系上。具體而言，消費率低是由于收入不足，還是消費傾向本身較低，這些問題仍有待明確。為了深入探討這些問題，采用了跨國比較的方法，選取了38個國家作為樣本，涵蓋亞洲3國、歐盟27國、北美主要國家以及拉美和非洲的部分國家。通過對比分析，試圖找出導致中國消費率相對滯后、尚未達到最優狀態的根本原因。

消費率定義為居民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可進一步分解為消費傾向與居民部門收入的乘積。這一公式反映了“消費意愿×收入”的常用概念。因此，從消費意愿和收入兩個維度展開分析。收入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通常涉及多次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勞動報酬、盈余、財產）、二次分配（社會保障、稅收制度調整）和三次分配。本文主要聚焦于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對消費率的影響。綜上所述，將從消費傾向、收入以及分配機制三個角度探討中國消費率相對較低的原因。

1、消費傾向

中國居民的消費傾向對其收入的影響相對較大，較低的消費傾向是中國消費率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2022年，中國的消費率為62%，而38個國家的平均消費率為92%。這表明中國的消費傾向和消費意愿相對較低。即使與人均GDP接近的國家（如土耳其、巴西、智利、墨西哥等）相比，這些國家的消費率均未低于90%，而中國的消費率則相對較低。這一現象首先解釋了中國消費率較低的原因。

房地產對消費率的影響較為顯著，最大可達11.7個百分點。根據2020-2021年的平均數據，中國居民固定資產形成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為20%，而38個國家的平均水平僅為8.3%。這一差距表明，固定資產形成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購房需求，中國在購房方面的資金投入相對較大，從而顯著影響了消費傾向。具體而言，中國這一比例高出其他國家11.7個百分點，凸顯了房地產對消費傾向的重要影響。

中國的文化傳統習慣傾向于勤儉節約和偏好儲蓄，這一特色對消費行為產生了深遠影響。盡管隨著Z世代消費傾向的變化，相關傳統也在逐漸演變，但目前社會消費主體尚未完全過渡到Z世代，傳統文化的影響依然顯著。

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增加了居民收入的不確定性。在后續討論收入的二次分配時，也將進一步強調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性。

投資重于消費的發展路徑并非源于居民生活習慣，而是與經濟發展階段密切相關。消費傾向的反面是儲蓄率，通常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各類制度傾向于鼓勵投資和資本積累。例如，日本和韓國的消費傾向呈現出“U型”趨勢：在工業化前期，投資被重視而消費被輕視，消費傾向下降；而在工業化后期，隨著居民收入的提升以及休假制度、環保措施、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改善，消費意愿增加，消費傾向呈現上升趨勢。因此，中國目前尚未完全達到發達國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這一現狀也影響了消費傾向的變化趨勢。

人口周期對消費傾向有顯著影響。成年之前和老年之后的人群通常具有較高的消費傾向，消費傾向也與人口結構密切相關。

最后是最近幾年的預防性儲蓄對消費傾向也有影響。

綜上所述，這六個因素使得我國邊際消費傾向相對較低。

2、消費能力，即可支配收入

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略高于38個國家的平均水平。2022年數據顯示，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為60%，高于38個國家平均的58%。這一結果與媒體上一些觀點存在差異，部分觀點認為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較低，進而導致消費率偏低，但實際上這種觀點存在一定的誤傳，其原因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一是樣本的選擇存在偏差。常用于與中國比較的國家往往是居民收入占比較高的發達經濟體，例如美國75%、日本63%、英國63%、法國64%和德國63%。與這些成熟的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60%的可支配收入占比看似較低。然而，若將視角擴展至北歐四國，其平均收入占比僅為46%，歐盟27國平均為59%，均低于中國。因此，盡管中國低于少數領先國家，但從整體平均水平來看，與歐盟或38個國家樣本相比，中國并不處于劣勢，這凸顯了樣本選擇問題的重要性。

二是口徑問題，微觀數據與宏觀數據計算的可支配收入存在較大差距。許多觀點采用中國微觀收入口徑進行分析，例如2022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微觀數字比宏觀數字少20萬億元。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微觀數據，202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68萬億元，按14.1億人口計算，居民收入約為52萬億元，而GDP約為120萬億元。因此，微觀口徑下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僅為43%，而宏觀口徑下則為60%，兩者相差17%。由于研究該問題需要統一口徑，不能將微觀數字和宏觀數字混為一談，故在當前研究框架下，必須采用宏觀口徑。

因此，上述兩個原因導致市場上認為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較低。然而，這一觀點并不成立，盡管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并非特別高，但至少處于中位數水平。

3、分配過程中的問題

既然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處于合理水平，那么是什么因素導致了消費率的相對較低？問題出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過程中。

初次分配的收入比重低于38個國家的平均水平。我國初次分配占GDP的比重為61.4%，而38個國家的平均值為63.2%。初次分配由財產凈收入、勞動報酬和營業盈余三部分構成。與38個國家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國初次分配中財產凈收入相對較低，而勞動報酬比重則偏高。我國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約為52.4%，高于38個國家平均的43%。盡管存在一些統計口徑誤差，例如自雇者在企業報酬中獲得的盈余如何統計等問題，但總體來看，我國勞動者的報酬水平處于合理區間。

主要原因是財產凈收入低于38個國家的平均水平，這導致我國初次分配占GDP的比重相對較低。我國初次分配比重較其他國家低2-3個百分點，其中勞動報酬對初次分配有正向拉動作用，而財產收入則有負向拉動作用。我國財產收入占GDP的比重為3.2%，其他國家平均比我國高3個百分點，因此財產性凈收入是影響我國初次分配比重的主要因素。

4、財產性收入

我國的財產性收入形式較為單一，主要依賴存款利息，企業向居民的分紅收入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我國財產凈收入中有80%來源于利息，僅有10%來自企業分紅，這構成了一大問題。相比之下，其他38個國家的平均分紅占比達到55%。這也是近期我國持續強調高股息率、企業分紅率等關鍵指標的原因。一方面，高分紅企業在價格波動和風險較高時具有類固定收益的防風險作用；另一方面，從證券行業整體來看，鼓勵企業增加分紅、提高對投資者的回報，是資本市場改革“1+N+X”系統性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助于提升居民財產凈收入中的分紅部分。

我國的二次分配整體高于38個國家的平均水平，轉移支付占GDP的比重為-1.4%，高于其他38個國家平均的-5%。負數的出現是因為二次分配所獲得的資金與繳納的稅收和社保進行比較得出的結果。如果二次分配所獲得的資金多于繳納的稅收和社保，則為正數；反之則為負數。由于二次分配包含了居民繳稅支出，因此各國普遍呈現負數，38個國家的平均值為-5%。中國的這一負數值相對較小，表明其二次分配的居民繳稅負擔相對較輕。相比之下，越是發達國家，這一負數值往往越嚴重；而南美地區如巴西、墨西哥等國則多為正數，這可能與這些國家的發展水平有關。

我國二次分配收入相對38個國家較多，主要原因是個人所得稅和財產性稅負較輕。所得稅和財產稅占GDP的比重僅為1.2%，與拉美國家相近，但遠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我國居民社保凈收入偏低，社保收入覆蓋面有限，尤其是農村養老金水平較低。在當前對外貿易沖擊較大、失業率不確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消費受到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與社保體系的構建有關。

綜合收入、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這三大方面來看，中國居民存在有錢不花的現象。并非中國居民絕對不愿花錢，從整體而言，居民收入并不低于平均水平，但多數居民收入相對較低。所得稅與財產稅主要針對中高收入者征收，少交此類賦稅對中高收入者影響較大。將收入水平與分配制度相聯系可得出結論：中高收入者存在有錢不花的情況，其消費傾向相對較低；而多數居民雖有消費意愿，但受消費能力的限制。就高收入者而言，這更多是消費傾向的問題；對于低收入者，其受消費能力約束的影響較大，且該能力不僅體現在初次分配所獲收入水平上，也體現在二次分配后所體現出的消費能力方面。

三、擴消費的建議

綜合以上因素，進一步提升中國居民的消費既是長期邏輯，也是在當下情況下企穩經濟的重要舉措。關鍵在于，在保持總收入狀況不變的前提下提高居民消費傾向，此即二次分配的重要意義所在。若轉移支付能發揮相對有效的作用，便能夠顯著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具體包括一些幾個方面：

1、提高失業保險覆蓋率、收益率。目前失業保險領取難度較大，盡管繳納人數較多，但實際獲得失業保險的人數過少。因此，應降低失業保險獲得的門檻。

2、提高農村養老金水平。大規模養老金下鄉可以激發農村基礎養老的問題。農村養老金處于每月222元的水平，兩會前雖提及增加收入，市場預期達到300元左右，可實際僅增加了20元左右。在當前貿易形勢以及內外需對沖的背景下，這一增幅明顯不足。若能額外投入2000億資金，使得 1.7 億退休老年人每年增加1200元收入，收入平均增幅可達50%，不僅能顯著提升農村支出消費水平，還有助于減輕老年人養老壓力，進而提高整個家庭的收入水平，還可有效激發農村基礎養老活力。

3、增加醫保個人繳費補助。在養老與醫療方面，居民承擔的費用占比較大，可考慮由國家對醫保個人繳費部分予以補助。

4、解決教育結構和就業結構的錯配，穩定青年就業。青年就業問題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改善，不過可從教育體系改革著手，增加更多職業技能培訓，同時結合產業體系發展，推動更多知識密集型產業發展，通過二者相互配合，有望較好地解決整體收入與教育、產業不匹配等相關問題。

綜上所述，中國整體收入水平難以在GDP增速保持穩定的情況下明顯增長。然而，通過對二次分配、產業結構、教育結構進行調整，對于改善居民支出能力和支出意愿均能發揮較為顯著的作用。

文章僅作為學術交流，不代表CMF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