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華西人的漢外、外漢詞典作為中國早期的漢學作品，體現(xiàn)了西人對漢語及漢語辭書發(fā)展的認識。然而，在辭書體例的深度挖掘及將優(yōu)秀體例轉化為實踐經驗并應用于我國詞典編寫等方面，我們還任重道遠。

原文 ：《重審明清來華西人辭書編纂價值》

作者 |魯東大學國際教育學院講師 李璐溪

圖片 |網絡

在近代中西學交流的過程中，辭書如何發(fā)揮溝通、融合知識體系與學術體系的作用，我們在長達三百余年的明清來華西人辭書編纂史中可略窺一二。明末以來，因傳教布道入華的西方傳教士，為學習中文，開漢語與西方語言對譯詞典的編纂先河，并將西方詞典體例巧妙地融入漢語辭書的基本框架，打破了中國傳統(tǒng)辭書的編纂模式，為中國辭書的現(xiàn)代化轉型開辟了一條實踐道路。時至今日，這批由明清來華西人主筆的詞典仍有被重讀的意義和啟發(fā)今人的價值。

西人漢外、外漢詞典編纂史

由明清來華西人開創(chuàng)的漢外、外漢詞典編纂事業(yè)在中國綿亙了三個世紀。從16世紀末葉到20世紀初葉，這批辭書的編纂主體逐步由天主教傳教士過渡到新教傳教士，形成了前后兩個辭書編纂期。

第一個編纂期是16世紀末至18世紀末的歐漢雙語詞典編纂。作為近代第一批來華傳教士，耶穌會士已意識到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的先決性，并決定要為西人編纂一套歐漢雙語詞典。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利瑪竇率先投入工作，合作編寫了中國境內的第一部歐漢辭書——《葡漢辭典》（1583—1588）。《葡漢辭典》的突出貢獻在于其首創(chuàng)了漢語拉丁字母拼音法式。繼此之后，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1626）、施方濟的《漢語西班牙語詞匯》（1640），以及編于17世紀、問世于19世紀的《漢字西譯》（葉尊孝，1813）等又對漢語拼音體系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這也是近兩個世紀以來天主教傳教士所做出的一項最大努力。但除此以外，該階段在詞典收詞，特別是釋詞等方面還沒有實現(xiàn)明顯突破。

洎乎18世紀，天主教在中國的發(fā)展日漸式微，產出的詞典也大多是對前人的模仿。隨著19世紀新教傳教士東渡中國，我國漢外、外漢詞典編纂進入了第二個發(fā)展階段。1807年，第一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進入中國，并借助語言翻譯工作實現(xiàn)了中英文化交流。就詞典學來說，其取得的突出成就即編纂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英漢、漢英辭書——《華英字典》（1815—1823）。該字典共分三部六卷，兼顧部首和音序兩種編排方式。最后一部實為詞典，收錄了大量的口語詞匯，釋詞方式也多采用擴展法，以盡量保證語義對譯的準確性。以該字典為藍本，其后出的《華英字典》（麥都思，1842—1843）、《英華韻府歷階》（衛(wèi)三畏，1844）等基本繼承了馬禮遜的體例。1866年，羅存德《英華字典》的出版標志著19世紀英漢詞典達到了最高水平，并直接影響了后來《英華大辭典》（顏惠慶，1908）、《官話》（赫美玲，1916）等諸多詞典的編纂風格。截至《官話》，新教傳教士在華編纂的英漢、漢英詞典已多達百部。較之早期天主教傳教士編纂的歐漢詞典，新教傳教士不僅完成了從手稿到印刷的辭書形制改觀，還實現(xiàn)了詞典結構體例的“質”的飛躍，為整個中國辭書結構的變革提供了重要的發(fā)展機遇。

來華西人辭書中的三項革新體例

辭書體例的革新動力與語言質變、用戶需求、學理更新不無關系。來華西人從這幾個方面為中國辭書的體例革新做出三項重要的貢獻。

第一，漢字拼音的拉丁化。漢字的非表音性使其無法作為有效的標音符號來為其自身注音。早期的直音法、讀若法，以及傳襲千年的反切法，終因與漢字發(fā)展規(guī)律的不適切而被汰棄。作為第二語言學習者的明清來華西人，其最早將西方的拉丁字母嘗試引介至中國，并借此設計出專用于漢字的拼音法式。從“羅明堅方案”到“利瑪竇方案”，再到后來的“金尼閣方案”和“馬禮遜方案”等，每一次改良的背后都是對漢語音系的進一步深化分析。這種注音形式的轉變不僅使?jié)h字擁有了一套字母式的簡易標音符號，節(jié)省了詞典編纂空間，同時也提高了漢字標音、用戶識音的準確性，為漢語辭書檢索的更新提供了學理參考。民國辭典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現(xiàn)代字、詞典所使用的注音方式，無一不是對傳教士漢字拼音拉丁化實踐的借鑒和創(chuàng)新性延續(xù)。可以說，明清來華西人的這一做法為此后中國辭書編排模式的由舊轉新提供了變革的“引子”。

第二，裒詞入典與雅俗并蓄。“重字輕詞”“親雅避俗”是中國傳統(tǒng)辭書的突出特征。古圣先賢之作多以單字傳意，“字”自然被冠以“雅正”名號；然“詞”興于民間，俚諺之語更是多出自販夫走卒，故“字”與“詞”便有了雅俗之別，辭書也出現(xiàn)了條目輯錄的傾向。明清來華西人并未有中國士大夫們的“棄俗”心態(tài)，其編纂辭書的旨意只為能與中國人交流，理解中國文化。如此一來，流通于普羅大眾的俗詞和藏于經典文書的雅言，就會被西士們等同視之并裒輯入典。如馬禮遜《華英字典》就輯入了大量的俗語俗詞，如“打把勢”“臉面”“打筋斗”等，而體現(xiàn)中國特有文化的詞匯，譬如“琵琶”“尊駕”“衙門”等也屢見不鮮。來華西人的收詞觀為白話詞匯爭取到了在辭書中應有的地位，使詞典同步于漢語變遷，同時也不乏中國文化詞匯的收錄，維持了漢語古辭書的傳統(tǒng)。另值得一提的是，傳教士們還將大批西學新詞輸入漢語，豐富了漢語詞庫，使?jié)h語辭書進一步向現(xiàn)代化邁進。

第三，語義、語法、語用信息三位一體的釋文結構。由于漢字為表意文字，自身的語法信息不明顯，且古辭書多服務于書面語，而非口語交際，這就使得以字統(tǒng)御全典的傳統(tǒng)漢語辭書，其釋文大多為單純解義。而明清漢外、外漢詞典的服務對象為學習漢語的西方人，因此詞典的釋文結構除了包括基本的語義解釋外，語法及語用信息也需要凸顯出來。如羅存德的《英華字典》除為每個目標詞標注詞性外，還通過探索不同詞類的釋文模式，以盡可能地讓釋語與被釋詞的語法屬性相適切。譬如該詞典形容詞的釋文模式多為“……的”，如rational釋為“能明理的”；名詞多用“種+屬”模式，如repulse釋為“打反之事”；動詞或直接用漢語動詞對釋，或通過例句來體現(xiàn)，如devest釋為“脫”，舉例“脫衣”。為了能夠讓用戶更好地理解并運用詞匯，詞典還遍布大量例句，如在馬禮遜詞典中既有自造句，又有出自《紅樓夢》等名著經典的句子。總之，來華西人的雙語詞典重塑了漢語傳統(tǒng)詞典的釋文結構，使其從一元型轉為語義、語法、語用三位一體的多元型，繼而提高了詞典的應用價值。

明清來華西人辭書需要深入研究

來華西人的漢外、外漢詞典作為中國早期的漢學作品，體現(xiàn)了西人對漢語及漢語辭書發(fā)展的認識。近幾十年來，有關這一課題的成果日漸可觀。2023年，由周薦主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明清來華西人與辭書編纂》，將22篇聚焦傳教士詞匯研究及詞典編纂的文章匯編成集。雖然前輩學者已經注意到這批詞典的研究價值，但是在辭書體例的深度挖掘及將優(yōu)秀體例轉化為實踐經驗并應用于我國詞典編寫等方面，我們還任重道遠。首先，對于明清漢外、外漢辭書的編寫體例需要有系統(tǒng)性的把握和規(guī)律性的描寫。由于來華西人詞典研究起步較晚，現(xiàn)有成果尚處于專書探索階段，還未有脈絡性、系統(tǒng)性的體例演變梳理。而后者對于我們觀察來華西人如何一步步將西方詞典體例嵌入漢語辭書，以推動我國詞典結構的多項質性改變，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次，注意比較中國士大夫與來華西人的辭書觀，探尋它們之間的共通與歧異，找尋背后因素，挖掘溝通中西詞典編纂理念的橋梁，可幫助解釋為何我國會選擇性地接收明清西人的詞典體例，從而實現(xiàn)中西詞典文化的交流與借鑒。最后，研古觀今，寓理于行。明清來華西人編寫詞典的目的在于“學”和“用”，故其更多站在用戶和學習者的視角去立目編排、選詞釋文。了解其設計思路、學理支撐和策略手段，對于今日漢語內、外向型辭書的研制和傳播都具有一定的啟發(fā)意義。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西交流背景下漢語詞匯學的構建與理論創(chuàng)新研究”（21&ZD310）階段性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chuàng)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52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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