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北京日報報道，外交部發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將出席于5月30日在中國香港舉行的《關于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簽署儀式。外交部發言人介紹，2022年，中國與近20個立場相近的國家共同發起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倡議。經過共同努力，已經完成《關于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談判，并一致同意國際調解院總部設在中國香港。

香港（資料圖）

“國際調解院著眼以調解定分止爭，將成為全球首個專門通過調解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法律組織，是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的重要機制。”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從參與國看，首批19個參與國以亞非拉國家為主。2022年以來，中國、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老撾、柬埔寨、塞爾維亞、白俄羅斯、蘇丹、阿爾及利亞、吉布提等十幾個國家簽署或支持《關于建立國際調解院的聯合聲明》，決定共同發起建立國際調解院。

傳統國際法庭與仲裁機構常陷入“零和博弈”困局，耗時耗資的訴訟程序更讓發展中國家望而卻步。而國際調解院獨創的“友好、靈活、經濟、便捷”四維解決方案，恰似一劑對癥良藥——據估算，調解相比訴訟可節省70%以上的時間與費用。正如埃塞俄比亞代表在2024年首場推介會上所言：“我們需要的不再是強權裁判，而是能讓各方坐下來對話的圓桌。”國際調解院總部選址中國香港，背后是一場歷時三年的全球競逐。

而這一選址安排也吸取了聯合國選址的教訓。在1945年，世界的重心剛剛由歐洲向美國轉移，為了盡快樹立自己的領導地位，美國力邀聯合國總部落戶紐約。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美國逐漸表露出了自己的野心，利用地主之利操縱聯合國的運行已經成為了他們的慣用手段。雖然說中國不會像美國那樣沒有底線，但如果把調解院總部安排北京這種政治氛圍比較濃厚的城市，難免會與人話柄。而把香港這個國際性大都市作為調解院的總部，顯然更容易被更多的國家所接受。

國際調解院（資料圖）

數據顯示，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處理的案件數量已連續五年位居全球前三，其調解成功率高達72%，遠超海牙國際法院的判決執行率。可以說，香港就像一塊法治試金石，既能確保程序正義，又能避免西方把持的國際機構那種意識形態偏見。當塞爾維亞與科索沃的爭端、南蘇丹部落沖突這些西方司法體系無力解決的難題被擺上調解桌時，世界需要的不再是零和博弈的法庭對抗，而是共商共建的調解，而這正是東方智慧。由此可以看到，東方治理哲學正在改寫國際規則。

即將成立的國際調解院有一個和聯合國最大的區別，那就是不站隊，不強壓，也就是說不管國家是大是小，是強是弱，都可以來香港面對面談判。并且不一定非要談出什么，如果雙方之間的分歧過大，還可以暫停三個月之后，繼續談判，目前已經有60個國家報名參加，不僅有非洲國家，還有來自東南亞、歐洲等等地區的國家。并且就連聯合國下屬的20多個機構也派人參加，僅憑這一點就說明，確確實實已經有不少的國家開始對現有的機制感到不滿。

當然，中方也強調，國際調解院與聯合國機制并不矛盾，因為調解本身就是《聯合國憲章》規定的重要爭端解決方式之一，因此其存在，也是更好地維護了《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原則。之所以世界需要國際調解院，歸根結底的原因，還是因為原本維護世界秩序的力量正在改變，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為了自身的利益，開始肆意改變國際規則，甚至不惜踐踏其他國家的權益。

國際法院（資料圖）

在當下美西方推行所謂“脫鉤”“去風險”的背景下，調解院也將成為中方反擊霸權、構建“非西方朋友圈”的重要工具。其成立，更標志著中國從規則“接受者”向規則“制定者”的轉變。總之，中國發起國際調解院，本質是將“天下觀”傳統轉化為現代治理資源，這不是要取代現有機制，而是多提供一個“東方調解工具箱”；不是追求地緣影響力擴張，而是構建“非對抗性全球化”的基礎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