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你瞅瞅，這年頭，啥都講究個數據。數據好看，臉上就有光。

有些數字，自帶一種不容置疑的氣場。比如廬山檢察院最新的認罪認罰適用率，就交了份漂亮的成績單。

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適用率，以前是87.84%，現在，噌，一下：

干到了百分百。

一個零頭兒都沒了。

從八十多分到滿分，這進步，擱誰身上都得說道說道。這意味著，廬山那地界兒，甭管啥案子，到了檢察院這兒，犯罪嫌疑人最后都點頭了：

我認，我罰。

一個犟嘴的都沒有。

從去年的八成多，到如今的滿貫，這中間的跨越，不僅僅是十幾個百分點那么簡單。

它更像是一種工作模式和結果導向的：

極致體現。

新聞里輕描淡寫地歸功于“教育引導”。這四個字背后，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一種能將所有變量收斂于一的強大機制。

我們不好奇這具體是如何做到的，但結果已經說明了：

一切盡在掌握。

這效率，那叫一個高。以前可能還得掰扯掰扯，你來我往幾個回合，現在好了，一竿子到底。新聞上說，這是“教育引導”的功勞。

這“教育引導”四個字，學問可就深了：

跟點穴似的，一點就通。

去年那百分之十二點多的少數派比例，今年是怎么想通透的呢？是廬山的風水突然改了，還是檢察官同志們人均談心大師，幾句話就能讓人茅塞頓開，主動擁抱從寬處理？

你想想，一個單位，目標是百分之百，那就得奔著百分之百去。就像咱小時候考試，老師說全班都要上優秀，那差一分都不行。

認罪認罰從寬，這制度的本意是省事兒，給真心悔過的人一個臺階下。但啥事兒，一旦追求個圓滿，尤其是這種“一個都不能少”的圓滿：

會不會有科技與狠活？

畢竟，人心隔肚皮。就算是犯罪嫌疑人，腦子里想啥，誰又能百分百摸透呢？有沒有那么一兩個，心里其實還想說道說道，但一看這形勢，得，隨大流吧：

槍打出頭鳥嘛。

當然，咱也不能瞎猜。沒準兒真是廬山的法治環境太好了，證據鏈條太完美了，嫌疑人一瞅，得，沒啥可說的，坦白從寬，回家過年。

認罪認罰從寬，是為了給真心悔過者一個出口，是司法資源優化配置的一種探索。

它本身蘊含著一種協商的意味，一種在法定框架內的博弈與合意：

理論上它允許不同選擇。

但在廬山，這個理論上的多選項，在實踐中收斂成了唯一解。所有進入這個流程的犯罪嫌疑人，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這說明，在當地，“認罪認罰”已經不僅僅是一個選項，更可能是一個：

標準答案。

當所有人都唱一個調兒的時候，這歌兒是好聽，就是聽久了，那些可能存在的、微弱的、甚至可能是不太中聽的辯解聲，在這百分百的洪亮合唱里，是不是就：

聽不見了？

這就像村里開大會，村長說東，大家伙兒要是都說東，那這事兒就好辦。要是有人非得說西，那村長就得費點兒唾沫星子了?，F在廬山這情況，看來是：

村長省心了。

一百分，是個好數字。意味著問題都解決了，事情都擺平了。至少在報表上，廬山的天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晴朗。

至于那陽光底下，是不是所有角落都一模一樣亮堂，這就不是咱這些吃瓜群眾能門兒清的了。

反正，數據擱這兒擺著呢：

數據哪會撒謊嘛。

我們得承認，認罪認罰對于提升辦案效率、節約司法資源，有著立竿見影的效果。案件流轉加快，訴訟周期縮短，從管理學的角度看，這是對流程的極致優化，實現了：

投入產出比的最大化。

然而，法律的生命力，很大一部分源于其對抗性與不確定性——在控辯雙方的質證、辯論中，事實與公正才得以最大程度地顯現。當一個環節的不確定性被完全消除，當所有人都自愿走向同一個出口時，我們可能會失去一些東西，比如，對程序正義的極致追求。比如，對萬分之一可能性的敬畏。

當效率和百分比成為壓倒性的KPI，制度設計中那些為了保障個體權利而設置的冗余和彈性，其存在空間可能會被：

壓縮。

這不是說廬山做得不對。恰恰相反，他們可能把一項制度的效能發揮到了極致。但任何極致，都可能伴隨著某些方面的：

極致簡化。

當所有人都走上同一條路，路邊的風景，也就單一了。這種單一，是更高層次和諧的體現，還是某種機制運行到極致后的必然結果？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完美的閉環，一個沒有異議的流程。這背后，是強大的體系能力，是目標的高度統一。這100%，無疑也是一種管理上的成就。它像一份無可挑剔的答卷，滿足了對效率和結果的期待：

只是，這份答卷的評分標準，是否只有效率這一項？

廬山，或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樣本。一個關于效率、統一性以及系統完美運行的樣本。當教育引導成為一種確保特定結果的手段，那么引導與自愿之間的界限，又該如何清晰界定？這恐怕是所有追求百分之百的系統，都需要面對的一個根本性的拷問。

寫于2025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