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溥儀，在他的自傳《我的前半生》中，對他離開中國，被押往蘇聯的這段經歷，基本上是一筆帶過，著墨甚少。

多年后，當年押解溥儀的一個蘇聯士兵，寫文詳細道出了這一經過。

首次離開國土被押送往國外，途中又獲知日本戰敗，之后又要求永居蘇聯，溥儀這心里如過山車，惶惶然不可終日。

他心里到底咋想的呢？

結合上述兩方史料，今天飛春讀傳來簡要回顧下他從東北到蘇聯的這一過程。

一、離京

1945年8月9日，蘇聯向日本宣戰的次日，偽滿皇帝溥儀，接到日本關東軍司令的消息：蘇聯宣戰了，日軍要退守南滿。

從這天起，溥儀再次開始了顛沛流離、擔驚受怕的旅程。

他本不愿意走，但怕日軍把他殺了滅口，所以還是乖乖聽從了關東軍的安排。

安排好人員和行李后，11日晚上，溥儀在“御用掛”的帶領下，離開了居住了13年的新京皇宮。

御用掛，日本皇室中專門打理天皇這一宗教事務的人。溥儀被天皇化后，御用掛成了控制他宗教信仰的標配。

汽車一出門，日軍就在“建國神廟”上放了一把火，企圖銷毀日本侵略東北的罪證。

他們還帶著象征日本天照大神的三神器：草薙劍、八尺瓊勾玉、八咫鏡。

這是溥儀最大的恥辱，日本強迫他信奉神道教，以天照大神為祖先。即便現在撤退時，仍然要他把它帶上。

而且途中，無論是步行還是上下車，都以神器為先，所有隨從，“無論是誰，經過神器，都必須行90度鞠躬禮。”

溥儀長春故居

火車走了3天2夜，來到了與朝鮮一江之隔的大栗子溝。

在一個日本礦長的宅邸住了2天，8月15日，“御用掛”吉岡安直告訴他，“天皇陛下宣布了投降。”

溥儀聽了如同天塌。

他倒不是為日本戰敗感到痛惜，而是擔心自己的未來，是不是要被當作戰犯抓起來。

不過吉岡告訴他：“美國政府已經表示，對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給以保證。”

他聽了立即跪地給老天爺磕頭，念念道：

“我感謝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

吉岡還說，關東軍和東京已經聯系好，準備把溥儀送到日本去。

接著，溥儀的隨從“大臣”“參議”們過來，給溥儀出了一封“退位詔書”。

溥儀照著念了一篇，算是自我解除了偽滿皇帝。

14年皇帝，再一次，黃粱一夢，從此成平民，逃亡日本。

8月19日，他們安排溥儀和溥杰，以及他的妹夫和侄子們，還有醫生和侍從，乘上日本的小飛機，飛往沈陽。

計劃是，從沈陽換大飛機，飛日本。

在最后決定逃亡日本前，他們還命新京的偽滿財政大臣，往日本匯了3億日元的巨款，以備溥儀一行在日生活使用。

二、入甕

8月19日，3架載著溥儀一行人的日本飛機，飛抵沈陽機場。

降落后，他們突然發現，機場變了天，不再由日軍控制，而是由一群揣著輪盤機槍的蘇聯紅軍把守。

一行人就這樣自投羅網，被蘇軍押往機場大樓。

蘇聯空軍第12集團軍的一個少將，盤問、核實了他們的身份。

他們先搜繳了所有人身上攜帶的武器，然后立即向上級匯報。

層層匯報，直達蘇聯紅軍總部華西列夫斯基元帥，最后到斯大林那里。

最高統帥部很快下令：

押解往蘇聯一事，須有專人負責，遂成立了押解小組。

執行押解任務的小組，由4人承擔：蘇聯近衛坦克第六集團軍政治部主任，菲利亞什金少將，全權負責。

下面有一個少尉，跟隨菲利亞什金多年，叫亞歷山大·熱爾瓦科夫。

此外，還有兩個士兵。

他們帶著溥儀一行9人，走向機場的一架大飛機。

他們沒有告訴溥儀，要把他安全押解到蘇聯，所以溥儀十分擔心自己的下場。

不過，他知道日本人現在說話不算事了。

洞察時局、見機行事的能力，溥儀還是有的。

他湊著機會，他用英語對年輕的亞歷山大少尉說：

“我想向你們說明一件事。”

“什么事？”

亞歷山大請示菲利亞什金，得允。

緊緊跟隨溥儀左右的吉岡安直和日本憲兵，就這樣被蘇軍帶走了。

看到這一幕，溥儀心里暢快極了。

日本人從1931年九一八開始，就緊跟他左右，宛若獄卒看守，說是照顧他的安全，實為軟禁。

14年來，他從未逃脫日本人的手掌心，身邊的人，也都是日本的耳目，自己連個不字都不能說，連自己的祖宗都得改，這個皇帝，實在窩囊至極。

現在，在蘇聯紅軍的命令下，解除了日本人的掌控，他一下感覺自己被解放了，自由了，不由長舒一口氣，對亞歷山大萬分感謝。

三、申請

19日，他們從沈陽機場起飛。

當日下午，飛機降落在內蒙古通遼。

晚上，住在通遼市近郊的一個小醫院里。

這里是蘇軍進攻長春等地的樞紐，駐扎大量蘇軍，十分安全。

醫院院長姓張。

當他聽說這個西裝革履的年輕人，就是傳說中的末代皇帝溥儀時，當場就震驚了，非要殺雞宰羊，備酒菜款待這個退位皇帝。

溥儀再三阻止，此人才作罷，但仍然做了豐盛的晚飯。

溥儀一行和衣而睡。

但押解他們的士兵，卻連一個盹兒都不敢打。

有士兵不滿，說既然如此，不如把他們全干掉算了。后被菲利亞什金狠狠批評了一頓：

然后，菲利亞什金又告訴溥儀：

他還告訴了此行的目的地，“后貝加爾”地區的赤塔。

溥儀先是感謝了一番，然后提出了一個想法：要永遠留居蘇聯。

他們不解。

溥儀道：

如此重大議題，押解組無法決定，只能安慰他，說會對他們的安全負責。

這是溥儀未至蘇聯，就要求永居蘇聯的第一次。

在抵達蘇聯之后的5年內，他正式3次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請，要永留蘇聯。

但蘇聯一直未有下文。

四、醉酒

8月21日，飛機來到“后貝加爾地區”的首府，赤塔。

從飛機到轎車，從轎車到木船，最后來到一片白樺林包圍的小平原地帶，“莫洛闊夫卡”。

晚上住在一個兩層樓的療養院里。

這里曾是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的戰時指揮所，現在是當地的特別羈押所。

年輕的蘇聯女服務員，給他們每人一份大盤炒飯，3個人一房間，睡得安穩，吃得賊香。

次日，赤塔內務局的皮德洛夫少將，命令溥儀一行9人，拿著行李重新回到機場。

他要在攝像機的鏡頭前，補拍一段溥儀被安全押解至蘇聯赤塔機場的畫面。

折騰幾次后，終于完成任務。

晚上，皮德洛夫設宴款待，接風洗塵，給這個退位皇帝很高的禮遇。

不過，在喝酒這一問題上，溥儀還是委屈了一把。

根據蘇聯的習俗，軍隊喝酒，都是用酒精+水，一般在70度以上。

而且，他們喝酒，不是用中國普通的酒杯，而是用蘇聯的大茶缸。

一缸就是六七兩。

溥儀酒量本身就不好，見到這陣勢，一時怯了陣。

他再三富有誠意地向皮德洛夫表示，自己不能喝酒，不敢這樣喝酒。

再三推讓中，皮德洛夫生氣了，說：

溥儀無奈，只好幾個人一人一口，把大茶缸里的烈酒，全部干了。

當晚，溥儀醉了，皮德洛夫也醉得亂了風度，鬧得宴會一塌糊涂。

在這個西伯利亞的小平原，溥儀等人住了三四個月。

1945年11月，被押解到另一個偏遠的特別羈押所。

所謂特別羈押，實際上是高待遇看守。

在那里，溥儀不用勞作，十分安全，每天看報紙、鍛煉身體，吃飯、喝茶、體檢，一樣不少，還有收音機，連蒼蠅蚊子都不用自己打。

1950年8月，溥儀等日滿戰犯，由蘇聯交給了中國。

8月5日，溥儀被押解回國，關在遼寧撫順戰犯管理所。

在這里，他寫出了自傳《我的前半生》，并在1959年獲得了特赦，后成為全國政協委員。

其自傳，在1964年出版。

1967年10月17日，他因尿毒癥在北京逝世，享年6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