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灣的空氣，再度緊張了起來。

就在不久前，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公開威脅稱，伊朗若繼續(xù)在核問題上“耍花招”，將面臨“極其嚴厲的回應”。

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也放話稱，美軍已做好“強力打擊伊朗”的準備。

與此同時，4月12日，一場異常敏感的“間接會談”在阿曼首都馬斯喀特悄然上演——這標志著自2018年美方單方面撕毀伊核協(xié)議以來，美伊之間首次重啟談判。

而更令外界驚訝的是，那個以“強硬、反美”著稱的伊朗政府，居然同意與美國重啟接觸，且在短時間內(nèi)接連進行了四輪談判。

這一系列變動被不少輿論解讀為：伊朗“服軟”了。

然而，事情真有這么簡單嗎？

四十年的老對頭

在今天的國際政治舞臺上，很少有哪一對國家關系能像美國與伊朗一樣，持續(xù)了四十多年幾乎沒有間斷的敵對狀態(tài)。

但讓人意外的是，這兩個國家并不是一開始就是敵人。

事實上，在上世紀中期，伊朗曾是美國在中東地區(qū)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冷戰(zhàn)期間，為了防止蘇聯(lián)勢力向南滲透，美國選擇與伊朗結盟。

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主導了一場政變，推翻了伊朗民選總理摩薩臺，幫助當時的巴列維國王重新掌權。

從此以后，美國開始全方位扶持伊朗政權，不僅提供大量的經(jīng)濟與軍事援助，甚至還支持伊朗發(fā)展核能，計劃幫助其在全國建造多座核電站。

但這段親密關系并沒有持續(xù)太久。

1979年，一場席卷全國的伊斯蘭革命徹底改變了伊朗的政治軌跡。

巴列維國王被推翻，宗教領袖霍梅尼上臺，建立了以什葉派伊斯蘭教義為基礎的神權政府。這場革命不僅顛覆了伊朗的統(tǒng)治秩序，也將反美情緒擺在了伊朗政治的核心位置。

緊接著，一件震驚世界的事件徹底撕裂了美伊之間的外交關系。

1979年11月，一群伊朗學生沖進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扣押了52名美國外交人員，持續(xù)長達444天。

這就是著名的“伊朗人質(zhì)危機”。

盡管事件最終得以平息，但對兩國關系造成的打擊是根本性的。1980年，美國正式與伊朗斷交，此后雙方關系持續(xù)緊張至今。

進入1980年代，美伊之間的敵意迅速擴散到整個中東地區(qū)。

兩伊戰(zhàn)爭期間，美國雖然沒有明面參戰(zhàn)，卻在暗中扶持伊拉克，用來牽制伊朗。

而伊朗則依靠自己的宗教影響力，扶植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等什葉派或反美組織，在多個戰(zhàn)場與美方展開間接對抗。

1983年美國駐黎巴嫩貝魯特海軍陸戰(zhàn)隊兵營遭遇自殺式爆炸，1988年美軍又擊落伊朗655號民航班機，造成近300名平民死亡——類似事件不斷加劇了兩國之間的仇恨情緒，也使得雙方民間對彼此的印象逐漸僵化。

到了21世紀，情況并未好轉，反而愈演愈烈。

2001年“9·11”事件發(fā)生后，美國開啟全球反恐戰(zhàn)略，將伊朗列為“邪惡軸心”國家之一，指責其支持恐怖主義、破壞地區(qū)安全。

而伊朗方面則認為，美國通過在伊拉克、阿富汗駐軍，正在逐步包圍自己，試圖通過政治滲透與軍事威懾改變伊朗政權。

這種彼此視對方為戰(zhàn)略威脅的認知，使得美伊之間幾乎沒有建立互信的空間。

除了直接的國家矛盾，美伊關系還受到多重“第三方因素”的牽動。

以色列和沙特一直將伊朗視為主要敵人，與美方在遏制伊朗問題上一拍即合。

尤其是以色列，其長期游說美國對伊朗采取強硬態(tài)度，還多次對伊朗境外目標實施打擊。

沙特則在也門、敘利亞、黎巴嫩等地與伊朗展開“代理人戰(zhàn)爭”，這種地區(qū)博弈反過來又推動美國在軍事和外交上不斷向伊朗施壓。

盡管在奧巴馬時期雙方曾因伊核協(xié)議短暫恢復接觸，但這并不意味著敵意的消除。

從2017年起，特朗普上臺后迅速推翻奧巴馬的外交遺產(chǎn)，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美伊再次滑入對抗的深淵。

2019年，美軍甚至在伊拉克擊殺了伊朗“圣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幾乎將兩國推到戰(zhàn)爭邊緣。

可以說，從1979年革命到今天，四十多年間，美伊從昔日盟友一步步走向全面對抗。

兩國不僅在地區(qū)戰(zhàn)略、意識形態(tài)、外交布局上處處針鋒相對，更因為彼此在中東的布局沖突而頻頻陷入間接甚至直接的沖突。

哪怕偶有談判，也往往因缺乏互信而難以持續(xù)。

伊核問題的前世今生

美伊之間的對抗早已超越普通的雙邊外交爭端，其核心矛盾之一，正是伊朗核問題。

事實上，伊朗最早發(fā)展核計劃，并非為了對抗美國，而恰恰是在美國的支持下啟動的。

20世紀50年代，在巴列維王朝統(tǒng)治時期，美國為抗衡蘇聯(lián)影響力，主動向伊朗提供核技術援助，幫助其建立和平核能體系。

當時的伊朗與西方關系密切，甚至計劃在全國建設多達二十余座核電站，美國和德國等國都是合作方。

伊朗也在1958年加入了國際原子能機構，并在1970年簽署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核活動一度被納入國際監(jiān)督體系。

然而，隨著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fā)，政權更迭使伊朗與西方關系急轉直下。

新成立的伊斯蘭共和國宣稱徹底與“帝國主義”劃清界限，而美國也迅速中止對伊所有核合作，斷絕設備與技術支持。

此后，伊朗核計劃陷入長期停滯，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才逐漸重新啟動核研究項目。

真正引爆伊核爭議的，是伊朗在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在濃縮鈾等關鍵領域取得的實質(zhì)性進展。

2002年，伊朗境內(nèi)秘密核設施首次被反對派曝光，引發(fā)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此后，美國情報機構更是指控伊朗可能以民用為幌子，掩蓋其核武研發(fā)意圖。

尤其是在伊朗公開承認已掌握鈾濃縮能力后，爭議迅速升級。

因為一旦具備自主濃縮鈾技術，即便伊朗當下并未制造核彈，也擁有了“隨時突破”的技術潛力，這在美國看來無異于一顆“定時炸彈”。

自此，伊朗核問題成為國際安全體系的敏感核心。

美國則以防止核擴散為由，主導對伊制裁。

自2006年起，在美國推動下，聯(lián)合國安理會多次通過針對伊朗的制裁決議，涵蓋軍事、經(jīng)濟、金融等多個領域，目的在于迫使伊朗放棄核研發(fā)。

與此同時，歐洲國家則嘗試通過外交斡旋，力圖在遏制核擴散與避免沖突之間找到平衡。

2003年至2006年，英國、法國、德國與伊朗展開多輪談判，最終促成伊朗在短期內(nèi)暫停部分濃縮活動。

不過這一平衡并不持久。

2005年，伊朗強硬派總統(tǒng)內(nèi)賈德上臺，明確主張發(fā)展獨立自主的核能力，并很快宣布重啟所有暫停項目。

美伊之間的矛盾迅速升溫。

直到2013年，局勢才出現(xiàn)重大轉折。

伊朗總統(tǒng)魯哈尼上臺后，出于緩解制裁壓力、穩(wěn)定國內(nèi)經(jīng)濟的考慮，主動推動重啟核談判。

與此同時，奧巴馬政府也希望通過外交方式減少中東事務消耗，在這種背景下，雙方終于找到談判的交匯點。

經(jīng)過兩年艱難博弈，2015年，伊朗與中、美、英、法、俄、德六國簽署了《伊朗核問題全面協(xié)議》（JCPOA）。

該協(xié)議明確限制伊朗核活動規(guī)模與豐度，國際社會則以逐步解除制裁作為交換。協(xié)議一度被視為全球核外交的重大成果。

然而，歷史再一次拐了彎。

2018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單方面退出伊核協(xié)議，理由是協(xié)議“漏洞百出”，既未徹底消除伊朗核能力，也未能遏制其導彈計劃與地區(qū)擴張。

美國隨即恢復并加碼對伊制裁。

進入2020年代，伊核問題不但沒有迎來解決，反而隨著地緣政治的不斷演變而變得更加棘手。

2025年初，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宮，這位曾一手撕毀伊核協(xié)議、主導“極限施壓”政策的領導人回歸，也讓外界對美伊關系再度緊張充滿憂慮。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4月12日，美伊雙方在阿曼首都馬斯喀特舉行了自2018年以來的首次間接談判，雖然彼此仍隔空對話，但這已經(jīng)是一個重要的外交信號。

截至目前，雙方已經(jīng)完成四輪談判，雖然談判尚未取得建設性成果，但能重返對話桌本身，就說明美伊各自的立場在經(jīng)歷多年對抗之后，出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松動。

不過，這件事情的問題在于，到底是什么，讓這兩位冤家宿敵重新開始了談判？

其實，這背后是美伊兩國長達四十年的博弈真相。

美伊博弈真相

美國一貫將伊核問題包裝為一場“防止核擴散”的全球性任務，聲稱伊朗核活動威脅到國際和平與地區(qū)穩(wěn)定。

然而，若從更深層次的戰(zhàn)略角度分析，這種表述只是表象。

真正讓美國忌憚的，并不是伊朗是否擁有核技術，而是一個獨立、自主、不受西方控制的伊朗，在中東重新崛起的可能性。

這種態(tài)度在特朗普時期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

2018年，他以伊朗“未徹底放棄核能力”為由，單方面退出伊核協(xié)議，并啟動“極限施壓”政策，將伊朗的能源、金融乃至高層個人統(tǒng)統(tǒng)列入制裁清單。

這套策略，其實并非真正意在修改協(xié)議內(nèi)容，而是希望通過全面封鎖迫使伊朗在地區(qū)影響力、軍事實力、政治主張上全面退讓，乃至在國內(nèi)引發(fā)政權動蕩。

換句話說，美國所關注的，從來不是鈾濃縮的百分比，而是伊朗能否被徹底馴服。

更重要的是，美國對伊政策的制定，并不僅僅出自其國家利益考量，還深受以色列和沙特等地區(qū)盟友的影響。

以色列長期將伊朗視為生存威脅，堅決反對伊朗掌握任何核相關技術。

而沙特則因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宗教矛盾，以及對中東主導權的爭奪，與伊朗在也門、敘利亞等多個戰(zhàn)場上通過代理人交火。

美國在平衡這些盟友利益時，往往會進一步強化對伊強硬政策，以維持區(qū)域盟友體系的穩(wěn)定。

如此一來，即使伊朗在技術上做出讓步，美國也往往不愿完全放松制裁，談判成果屢屢被外部政治因素攪局。

而從伊朗角度看，核計劃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和戰(zhàn)略生存的象征。

因此，無論面對多大的制裁壓力，伊朗從未在戰(zhàn)略意圖上徹底后退。即便在談判桌上展現(xiàn)出一定程度的靈活，內(nèi)在的底線卻始終如一。

這種你來我往的拉鋸，導致美伊關系始終停留在一種“可控沖突—有限緩和—再度崩盤”的循環(huán)之中。

每一次看似靠近的對話，背后都暗藏彼此的不信任與戰(zhàn)略算計；每一次看似妥協(xié)的舉動，也很可能只是為了下一輪較量爭取籌碼。

從2003年美軍進入伊拉克，到2015年伊核協(xié)議的達成，再到2019年擊殺蘇萊曼尼將軍、如今2025年的馬斯喀特談判，美伊之間的每一次接觸，都不是合作的開端，而是下一次較量的預演。

歸根結底，美伊之間的博弈，并非單純的核協(xié)議之爭，而是對中東秩序的定義權之爭；不是技術談判的得失問題，而是戰(zhàn)略格局的深層對抗。

所謂時好時壞，不過是暫時的戰(zhàn)術調(diào)適；而始終難以和解的背后，則是兩種世界觀與兩種戰(zhàn)略訴求的根本沖突。

理解了這一點，就不難看清：哪怕馬斯喀特的燈光不滅，哪怕對話還在繼續(xù)，這場長達半世紀的角力，也注定不會輕易迎來真正的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