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建嶸

“殺人狂”的產生雖然很難從制度層面杜絕，但是，這不代表不需要對社會進行反思，畢竟，并不是每個失敗者或反社會人格障礙者都會變成現實中的殺人罪犯。

所以必須要關注的是，社會對其“失敗”是否要承擔一定的責任，又有多大責任？發生慘案的各國事后對此均有討論，答案也各不相同。

2008年3月23日7時許，福建省南平市實驗小學門口，前外科醫生鄭民生55秒內連續刺殺13名小學生，造成8死5傷的慘痛后果。

鄭42歲，失業、無房、無妻無子。據其自供的作案原因：一是辭職后工作無著，二是戀愛失敗，三是受一些身邊人員閑言刺激。

這些并非很特別的原因，卻引發了震驚全國的南平血案。4月8日，一審當庭宣判鄭民生故意殺人罪成立，依法判處死刑。這是近年來發生的又一起十分嚴重的個體極端事件。

但這起案件既不同于鄧玉嬌式的“自衛性抗爭”、唐福珍式的“自殘性維權”，也與馬加爵、楊佳式的“報復性攻擊”有明顯差別。筆者將它稱為“泄憤性暴力”。

它的主要特征是，行兇者心中對社會有諸多不滿，但卻沒有“合理”的明確仇恨；他泄憤的目標不是侵犯他的人，也不是公權力，而是更柔弱者，如鄭案中缺乏反抗能力的小學生；作為絕望的“失敗者”，殘殺無辜報復社會成了自我實現的手段，為此值得付出生命的代價。

南平血案的嚴重性其實并不在于受害者是小學生，也不在于傷亡人數的多少，最關鍵的是攻擊目標具有放大性，使每個無辜者都有淪為暴力受害者的可能，因此是一個兼具動向性和標志性的事件。

南平血案的第二天，筆者正好到了福州，在和當地黨政干部的交談中，感覺這種類型的暴力由于其攻擊目標的不特定性，給當地帶來了一片恐懼。這很容易理解。

社會問題增多，社會群體的分裂帶來的冷漠和隔閡，正在造就大批潛在的鄭民生，不知道哪一個哪一天會突然爆發，每個人理論上都可能成為這種“無差別殺人”的受害者。不論是非對錯，不分善惡曲直，只是個概率和運氣的問題（盡管可能性很?。?。

而鄭案的傳言之一，即特意打摩的到較遠的當地“貴族小學”南平實驗小學作案，更是加深了生活較優越階層的恐懼，甚至對弱勢群體產生總體性的排斥和對立，而這只能造就惡性循環。

如果官民、富窮之間的分裂加深，產生“我們—他們”之間的對立，社會會向更危險的方向發展。要消除這種恐懼，我們不得不問，南平血案發生的原因何在？

鄭民生是如何從“鄭一刀”變為“鄭屠刀”的？

1

讓潛在的鄭民生們不再恐懼

實際上，這種因個人原因濫殺無辜（弱）者的極端案例（區別于非為政治、宗教目的的恐怖活動），在不少國家都有發生。

比如美國有趙承熙式的校園槍擊案，日本有宅見的池田小學殺人案、加騰智大的秋葉原無差別殺人，香港也發生過異曲同工的天水圍倫常慘案，罪犯都是各自社會中的邊緣人物，性格孤僻、生活失敗、缺少安慰、怯懦厭世。

這些共同點表明，絕望的“失敗者”通過殘殺無辜來報復社會，首先與人性有關，是一種人類社會現象。

畢竟，再壞的社會制度、再多的社會問題、再被人蔑視欺負侮辱，最多逼你去反抗壓迫者，而不是讓你去濫殺無辜。換個角度說，屢遭打擊沒有出路的人也很多，去殘殺無辜的卻是個例。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類行兇者可用反社會人格障礙來解釋。具體到鄭民生，有心理學家分析其社會適應不良（與領導同事同學哥哥關系都不好）、行為無計劃性（輕率辭職、殺人無預兆等）、自我認知存在問題、易遷怒于人（比如將辭職說成領導誘使）、缺少羞愧感（殺人后無悔意）等，這都是其制造血案的個體原因。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才是變化的根據。因此，筆者認同行兇者的主觀因素是這類慘案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對南平血案的討論是在這個前提下進行。

“殺人狂”的產生雖然很難從制度層面杜絕，但是，這不代表不需要對社會進行反思，畢竟，并不是每個失敗者或反社會人格障礙者都會變成現實中的殺人罪犯。

所以必須要關注的是，社會對其“失敗”是否要承擔一定的責任，又有多大責任？發生慘案的各國事后對此均有討論，答案也各不相同。

具體到鄭民生案，筆者認為至少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無房是鄭民生的“軟肋”之一，但這并不是其個人懶惰造成，社會應負有很大的責任。

作為一個具備專業技能、長期供職于正規醫院的醫生，他憑借工資收入卻買不起一套房，甚至沒有希望，這在大多數國家是難以想象的，不能不說我們的社會利益分配體制或者經濟結構存在失衡。

另外，據說鄭民生因底子薄錯過單位改制入股，從而失去了分紅的機會。但是，如果再努力工作，工資收入也遠不能與一次“投資”的收益相比，這會多么讓人灰心喪氣。

社會做不到宣傳的“以按勞分配為主”，是否說明政府在社會轉型期的宏觀政策存在一定問題，并且缺乏日后的補救措施？

第二，社會失范，遵守規則者卻常被邊緣化；價值觀單一，無錢無權者得不到尊重，是鄭民生人生悲劇的催化劑。

鄭民生是個醫術、醫德都不錯的醫生，卻不善于搞人際關系，應該是希望憑技術吃飯。但不屑或不會搞潛規則、拉關系，不僅沒有灰色收入，升職也難，最后因為“不能適應社會”而被人瞧不起。

循規蹈矩并沒有給鄭民生帶來什么好處，反而在事實上過得比同事們差（雖然并沒有證據指責同事們玩“貓膩”）。

另外據說鄭在辭職前已聯系了新單位，但卻在入職時被告之要降職降薪，“強者”不守規矩，正是我們社會的問題之一。

社會缺少公平正義的環境，不能讓守規則者得利，反而是不守規則者得利，對社會的失望，有可能帶來鄭民生對整個社會的反抗。

第三，社會地位的變化，政府對失業者缺少關懷，社會對弱者缺少同情，是鄭民生走向消沉、絕望、憤怒的原因之一。

鄭民生之前在中專最紅火的時代考上中專，順利進入體制內并成為業務能手，在貧困的家庭中成了頂梁柱，在鄰里當中可算是個“精英”。

但是，辭職并未去成聯系好的醫院后，外科主治醫師的職稱并不能保證鄭找到工作，開個人診所也未通過衛生局審批。

起碼在新聞報道中，我們沒有看到政府民政部門對他有何救濟和幫助，社會對他有何關心，曾經的“鄭一刀”，就這樣被社會拋棄了。鄭民生從前風光過、后來被甩了出來這種遭遇，更強化了他的失落和憤怒。

總之，“業務上的認真和負責”不能解決起碼的住房問題，強者不守規矩不用付出成本和代價，失業得不到社會保障和救助，鄭民生的生活從充滿了不確定性，到漸漸失去希望。

社會制度的基本規則難以依賴、不可信任，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沒有辦法預料未來，產生了揮之不去的恐懼。鄭民生由不確定產生恐懼，恐懼演化為仇恨，仇恨需要發泄，最終變成了罪惡。

鄭民生不但是他人恐懼的制造者，自己也是恐懼的受害者。從這個角度說，上述社會問題正是鄭走向犯罪的外因，充滿了社會轉型期的獨特色彩。因此，要消弭南平血案引發的社會恐慌，首先就要讓潛在的鄭民生們不再恐懼。

2

“示范效應”

而南平血案的可怕并不僅局限于其本身，更可怕的是已經產生了一定的“示范效應”。

3月26日上午，在南平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重癥監護室里，一名中年婦女突然攔住慰問受傷孩童的南平市委書記雷春美，并口出驚人之語:“我女兒的冤屈得不到伸張，如果你們不處理好，我也去殺人！”

3月30日，在舉報鄰居違建半年無果后，武漢的劉先生在網上留言：“如果我的合法權利一直得不到保護，我只有效仿鄭醫生的做法……”

也許這只是種威脅，但再聯想到前不久暨南大學女大學生無辜被扔下11樓，天津司機惡意撞人案等，就說明社會問題的惡化和矛盾沖突的增多，大量弱勢群體和“失敗者”的存在，已經給這種由生活不確定性演變而來的濫殺罪惡，提供了潛在的土壤。

戾氣和暴力若傳染開來，可能就不是“反社會人格者”的極端個例那么簡單了。

喊冤的母親是為8歲女兒被人強奸罪犯未能伏法，劉先生是為城市違建難以拆除，這兩個并不一定具備很強代表性的案例，卻足以說明我們社會中“弱者”的產生與公權力過強有關。

而更為常見的情況，比如因征地產生的無地農民，血拆造就的自焚自殘者，因上訪而被地方政府非法拘禁、勞教、送精神病院者，更加深刻地說明，面對不受約束的權力，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社會的弱者，即使今天他看起來是所謂的強者。

唐福珍是個并不貧窮的女企業家，上訪的隊伍中還有曾經的信訪辦主任。

在一個政府權力與公民權利界限不清、公權力缺乏有效監督和制約的社會，在一個講法制而無法治、先講政治再講法律的社會，在一個民眾無法有效組織共同表達、共同爭取利益的社會，弱者不僅僅是我們日常所說的經濟上的貧困者，也不僅僅是社會的邊緣化群體，而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面對失范的公權力，每一個個體都是弱者，面對社會規則不確定的后果，心中都充滿了恐懼。

為了克服這種恐懼，讓自己的未來更具確定性，有些人會更加追求權力和財富，力爭成為制定規則、利用規則的強者，而做不到這一點的人則會用其它方法來排解自己的焦慮，無法克服恐懼的絕望者則會成為潛在的鄭民生，受不可知的因素的刺激成為社會的破壞者。

而對待恐懼的這兩種方式，又會造成強者掠奪弱者、弱者用暴力反抗強者，兩者形成惡性循環。

絕望者越多，對社會的破壞性就越強，最后造成人人自危的境地。

南平小學生事后寫的作文中，就有為何不去殺貪官的疑問。

社會輿論暴露的已經失范的社會心態，很值得人擔憂。這可能會加深社會上強勢階層與弱勢階層的互相恐懼、互相防范，帶來進一步分裂。

實際上，歷史已經無數次告訴我們，以暴制暴，只能帶來社會的動蕩，生靈的涂炭，最終是社會重新洗牌，又一個輪回。對現代社會來說，這是代價慘重的，也是前途堪憂的。

社會要想走向公正、和諧、文明，更好的辦法是通過理性和平的道路。因此，我們現在就要對濫殺的暴力事件加以最大的警惕，盡量防患于未然。

3

降低不確定性帶來的恐懼

要盡量減少類似事件的發生，筆者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首先應調整社會分配體制，解決好民生問題。

讓一般人通過正常勞動可以買得起房，起碼有買得起的希望。

要做到這一點，一是要切實保障個人的基本權益，建立各種利益的表達機制；二是要約束強勢集團的掠奪行為，包括熱衷賣地的地方政府和謀取暴利的房地產商；三是要加快各類社會保障性住房建設。

另外，還需要加強對社會邊緣人的物質救濟和精神幫助，使他們能有尊嚴、有希望地生活下去。

其次，應采取各種辦法，使社會各階層之間更容易流動、更有規則地流動。

只有合理化流動的加強，才能消解官民之間、貧富之間、強弱之間的“我們—他們”式的結構對立。尤其需要保障底層知識分子的基本物質權益。

中國數千年來的歷史進程表明，他們往往具有相當的號召力、影響力和破壞力，這一群體的上升通道尤其需要重點關注。

再次，應加強心理干預。

南平慘案的背后，一方面需要挖掘背后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還需要剖析鄭民生個人的人格、心理問題。

建立社會心理發現和干預渠道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和心理引導必須進行重點強調。可以對重點人群提供免費或低價的心理治療。

還應該加強社區建設，使弱者能找到歸屬感。

社區是社會的最基層單位，加強社區為代表的基層社會建設，不僅讓它成為我們生活的家園，更要成為心靈的家園。

通過社區工作者建立一種心理疏導的機制，能及時發現問題并對社會情緒進行疏導，對社會心態進行引導，對一些反社會行為進行干預。使從源頭解決問題成為可能。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約束公權力。正常的社會也不能完全避免反社會的“殺人狂”，但不正常的社會，會逼得更多正常人走極端。

要想真正限制公權力過強，筆者認為應做到四點，即明晰的產權、有權威的司法體系、真正的代議制度和開放的媒體，而這在現行憲法框架下完全可以做到。

應該讓每個公民的努力和付出都能有適當的回報，讓遵守規則者得利；讓每個公民都知道憲法是社會的底線，從而可以合理地預判自己行為的后果；讓公民通過結社等爭取共同利益；在公民自由表達的基礎上建立多元價值觀。這樣才能降低民眾因不確定性而產生的恐懼，避免南平血案式的惡性事件。

總之，南平血案的發生及其所暴露扭曲的社會心態，呈現出病態性的社會心理疾病，也意味著中國進入了一個社會心態更復雜的階段。

如果不及時調整和積極處理，必然會影響到和諧社會進程，甚至發生一些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而要讓弱者免于生活無著的恐懼、免于被欺辱蔑視的恐懼、免于被社會拋棄的恐懼，讓普通人免于成為無辜受害者的恐懼，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