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家庭影像FamilyLens

《桌邊對話》

No Crying at the Dinner Table

卡蘿爾·阮丨2019丨16分鐘｜越南、加拿大

入圍多倫多國際電影節、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榮獲西南偏南電影節紀錄短片評審團獎。

影片簡介：導演采訪了自己的家人，這部充滿療愈力量的紀錄片深刻呈現了代際創傷、悲痛與秘密，揭示了那些未曾說出口的心聲。

卡蘿爾·阮 Carol Nguyen

加拿大越南裔電影導演。她在多倫多出生和長大,目前定居蒙特利爾。她的電影探討文化認同、沉默和記憶等主題。最新電影《尼安蒂克》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上首映、提名第7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新生代兒童單元國際評審團最佳短片。

卡蘿爾·阮：大家好，我是卡蘿爾·阮，《桌邊對話》的導演。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個關于我的家庭的故事，一個家人們在餐桌旁回憶不為人知的往事的故事。它關于愛、溝通與代際創傷，我希望大家能喜歡它。

家庭影像展：非常感謝。讓我們開始第一個問題：電影的緣起。「家庭影像展」很關注家庭議題，能請您談談這部電影的出發點是什么嗎？

卡蘿爾·阮：《桌邊對話》是我大學三年級的畢業作品，當時我大概20歲。坦白說，最初的構思與最終的成片大相徑庭。我最初想拍的是一部關于不同時代的人用同樣的方式傳達愛的虛構電影。因為我注意到，我們這一代人與我們的父母是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下長大的，我們見證的歷史事件不同，成長背景不同，表達愛的方式也不同。

在做調研時，我喜歡用現實生活的案例來探索電影的主題和背景，因此我詢問了我的家人對愛的體驗，以及他們先前表達愛或悲傷的經歷。我發現我從沒聽他們講過這些故事，或者有些故事我雖然知道，但從未聽他們表露對這些事情的感情。這讓我思考，為什么我們之前沒有這種層面的情感聯結呢？這也成了《桌邊對話》的創作靈感。

? 《桌邊對話》

家庭影像展：那可以說這部電影最初是有關身份和自我認同的嗎？后來又回到了您的家庭上？

卡蘿爾·阮：是的，確實是這樣。當時我已經離家三年了，離開一個熟悉的環境后，你就會跳出來看待它。我開始意識到從原有環境中學到的東西中，哪些部分是從那個環境中學來的，哪些部分是我想要舍棄的；哪些是我愿意保留的，哪些是我想要舍棄的。我發現，一旦涉及到自我表達和建立親密關系，我總是無法完全敞開心扉，而這正是受到了家人的影響。我認為這種疏離感在亞洲文化中很常見，尤其是在老一輩人中。

家庭影像展：是的，其實我也記不起我媽媽上一次吻我是什么時候了，這絕對是每個在亞洲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人都有過的經歷。第二個問題其實也與亞洲相關，更準確地說是與亞裔移民這種身份相關，不管是第一代還是第二代移民。電影標題中有“餐桌”二字，影片始于餐桌也終于餐桌。所以我很好奇，餐桌對你意味著什么？或者在更大的層面上說，餐桌對一代或二代亞裔移民意味著什么？

卡蘿爾·阮：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跨越文化和世代。在現代社會，每個人白天都有各自的生活，有時餐桌是我們一天中唯一能坐下來一起吃飯的地方。在我的童年生活中，餐桌并不像電影里描繪的那樣——我們會坐在餐桌旁，聊聊一天的經歷，實際上，我們只是一起在餐桌旁吃飯，但并不會產生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聯結。我想把這一點作為電影中的一個矛盾點去討論：有時候即使我們身處同一個空間，心理或情感上卻可能并不同頻。

我認為餐桌對很多亞洲家庭來說是表達愛的地方，而食物則是表達愛的方法。在我小時候，我媽媽可能不會對我說“我愛你”，但她會把愛融入到食物里。我小時候吃不完飯時總是會被責備，用越南語來說就是“Lo l?ng beong”，意思是“你有麻煩了”。你必須吃完碗里的每一粒米，否則就是拒絕她的愛。我們吵架時，我總是哭著想離開，她就會說：不，你不能走，除非你把飯都吃完。所以有時候餐桌也是一個讓人挺不舒服的地方。

家庭影像展：這種愛可能會讓我們覺得別扭，但我們的胃確實得到了滿足。下一個問題是關于影片中的采訪的。您回答上一個問題時提到，我們會把食物和愛聯系起來，這讓我想起影片中您的母親處理魚的時候是那么細致入微、充滿愛意；然而，當鏡頭轉向她的臉時，我卻看到了類似悲傷的情緒。特別是結合旁白來看，當時她說到自己從未有過肢體上的愛的表達。我覺得這一幕非常美。那么，這就引出了下一個問題：您為什么選擇采訪作為影片的表現方式？這個想法從何而來？您是如何完成每次采訪的？您之前也提到這個項目偏離了最初的設想，那您能詳細講講采訪的過程嗎？

卡蘿爾·阮：在做調研時，我讓家人講述對他們的生活影響最大的故事，而這些故事恰好都是關于所愛之人逝世的故事。實際上，在采訪我媽媽那天，我們原本問了一套完全不同的問題，是關于我妹妹的出生以及她是如何患上絞痛的。當時我媽媽還得了產后抑郁癥，但她自己并沒有意識到。然而我們在拍攝中問她這個問題時，她的情緒并沒有第一次講述時那么激烈，所以我們改問了另一個問題，這是她想到的第二個故事。

最終我也學到了，有些事不管過去多久，悲痛情緒始終存在。盡管我們已經不是第一次講述這些故事，但傷痛并不會消失，它可能只是隨著生活和時間的推移換了一種形式存在。重新講述這些故事給了我們再次解讀這種情緒的機會，讓我們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它。因此，電影中的故事全部與死亡和悲痛有關，并不是我有意為之，而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因為這些經歷往往讓我們最難忘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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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影像展：那么您是為每個家庭成員設計了不同的問題嗎？還是說您采用了同一組問題，最終都引向了失去所愛之人的悲痛這一主題？

卡蘿爾·阮：應該是有不同的問題的。我們是在2018年拍攝的，那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事了，所以我不太記得了。但調研過程中，我只是問他們，在他們的生活中哪些時刻讓他們刻骨銘心、久久不能釋懷，哪些經歷讓他們花了很長時間克服或理解。

家庭影像展：下一個問題是關于您在電影中的角色的。片中您作為采訪者，好像一直在避免露面，這是有意為之嗎？既然已經隱藏了自己，您為什么又在影片末尾現身在餐桌前？

卡蘿爾·阮：這是個很棒的問題。從一開始我就有意以微妙的方式將自己納入其中。我從未打算剪掉某些采訪問題或我在鏡頭后面的聲音，所以你會看到我突然出現問一些問題。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在全景鏡頭中，有一個并不屬于三個家庭成員的杯子面對著鏡頭，那個杯子其實是屬于我的，標志著我的某種參與。

剪片子的時候，我本來沒打算把自己剪到影片末尾，但我們發現我的參與能讓整部電影更完整，讓觀眾意識到鏡頭背后的那個人也是家庭的一員。這強調了是這一時刻把我們凝聚在一起，這部電影是我們共同的努力。我不是作為一部“真實電影”的攝影師碰巧了拍下被拍攝對象日常生活。相反，這是一部每個人都決定參與進來、展示自己脆弱的一面的電影。

電影中出現的幕后工作者，比方說不同的麥克風，攝像機后面的人，攝影師伸手去送紙巾——這一切揭開了整個虛構世界的神秘面紗，它傳達出這是我們選擇共同經歷的旅程。實際上，觀眾沒看到也沒聽到的其實是我的故事，而這部分在電影的前期調研和準備階段就已經完成了。因為如果要讓人們在熒幕上分享自己脆弱的故事，你也必須跟他們交換一個故事來獲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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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影像展：這真的很有意思。在影片的結尾，您展示了自己和攝制組，呈現了制作這部電影的全過程，電影本身變成了一個溝通的渠道，而不僅僅是一個表演的舞臺。這引出了一個關于幕后制作的問題：您是如何說服家人們加入這個項目的？我記得您早期的項目也有家人的參與，他們作為非專業演員，拍攝時會遇到什么困難嗎？拍攝過程中，有什么故事可以和我們分享嗎？

卡蘿爾·阮：我從高中就開始拍電影了，從那時候我父母就開始給我提供各種幫助，比如布置燈光啊，給一起拍攝的朋友準備餐食啊，他們知道這是我的熱愛所在。我記得十七八歲的時候，我想搭一個片場，我的父親就讓我在他汽車店的停車場搭棚。他們很支持我的事業，所以拍這部電影時，他們毫不猶豫就參與了進來。

我想我父母更好奇的是，我為什么要拍這部電影？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故事太無聊了，他們也不知道誰會看我們并不特別的家庭故事。而且我們既不出名，也沒穿什么花哨的衣服，也沒人給我們化妝，所以為什么要把資源和時間浪費在這部電影上？盡管如此，他們還是參與了這部電影，始終支持著我。

家庭影像展：在電影拍攝中，他們會很在意鏡頭嗎？還是說因為你從高中就開始拍電影，他們已經習慣了？

卡蘿爾·阮：我也說不準。自從2018年以來，我拍了越來越多的電影，也接觸了各種各樣的拍攝對象。我發現像我父母和許多老年人一樣，有些人并不在意鏡頭。我以前在越南拍過電影，有的人非常喜歡相機，他們一點也不害羞，所以我想我父母大概是那種不太在乎攝像機的人。除此之外，我覺得我們當時也創造了一個非常安全的環境，進行采訪時，只有我父母、我和攝影師在場，所以我認為這也營造了一種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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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影像展：您能詳細講講是如何說服他們加入這個項目的嗎？因為影片涉及的經歷是相當深刻和私人的，我記得你父親在采訪中說他從未跟任何人提及這段經歷。

卡蘿爾·阮：在調研過程中，我問是否可以在鏡頭前采訪他們，并且在電影里分享他們的故事，他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認為有時侯問題并不在于是否在鏡頭前，而是我們從未嘗試過如何談論自己的不適，也從不主動詢問彼此。所以這部紀錄片給了我一個提問的理由，也給了他們一個講述的機會，這成為了我們之間的聯結點。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不會突然問這些問題，但因為我在做研究，所以有了更深入地探索這些事情的正當理由，也有機會嘗試理解時間是如何作用于這些經歷的。

但這部電影也讓我意識到，即使沒有拍紀錄片這個由頭，我們也完全可以找時間多交流。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樣，我不需要說服他們，我問了之后，他們就同意了，讓他們困惑的只是我為什么要拍這個并不特別的故事。作為導演，我清楚電影整體的方向，也能看到每個故事之間的聯系。但是因為他們從未聽過彼此的故事，所以認為自己的故事也許并不值得分享。

家庭影像展：拍攝這部紀錄片是否改變了你與家人的關系？這部紀錄片在全世界放映后，他們又有什么反應？

卡蘿爾·阮：我認為當他們看完紀錄片并聽到觀眾的反響后，許多之前的疑問都得到了解答。他們理解了為什么這個故事能打動他人，也看到了彼此故事間的聯系。當然，作為參與者，電影的情節對他們來說并不陌生，但這次經歷確實改變了家庭的氛圍。雖然不是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它讓每個人都努力嘗試理解對方，就像我的妹妹在電影里說的，我們對彼此也展現出了更多的耐心。

從那以后，我的家人開始互相表達“我愛你”，一開始很奇怪，大家都覺得很不習慣，因為多少年來我們從來沒這么說過，但這能讓我們更親密，減少了彼此間的隔閡。從那以后，我們都意識到彼此內心深處渴望著更親密的關系，我們只是不知道該怎么做，因為沒有人教過我們這些。

家庭影像展：和家人一起拍攝對您產生的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卡蘿爾·阮：對我來說，這是一個讓我了解他們的機會。我對他們更有耐心，也更能夠共情他們的感受。我現在明白，他們的行為和反應源于某些深層次的因素，而不僅僅是性格問題。可能他們從父母那里沒有獲得足夠的指導和支持，因此不知道如何交流，也不知道如何教導我們。

對我來說最難的是剪輯部分。和家人一起拍電影，不僅拍攝過程充滿挑戰，剪輯也同樣棘手。我很怕讓他們失望。我對這些故事負有巨大的責任，因為他們在其中展現出了脆弱的一面，所以我必須妥善處理。在剪輯過程中我哭了很多次，但終于找到了那些具有獨特意義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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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影像展：實際上，去年第一屆「把攝影機指向自己」家庭影像展的關鍵詞是“攝影機的角色”，關于相機如何改變家庭關系，如何幫助療愈家庭創傷，以及如何揭示隱藏的東西。所以我們的下一個問題是，攝影機在您的家庭中，或者在您制作這部紀錄片的過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卡蘿爾·阮：作為導演，我必須把握影片的整體走向，比如整體的氛圍和情感。但作為對變化保持敏感的紀錄片制作者，我也必須保持開放的心態，并且還要遵守一條道德底線：絕不強迫任何人說出或做出他們不愿意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作為紀錄片導演，你必須了解你的拍攝對象在鏡頭外是什么樣子，以及當攝像頭打開時他們會如何反應；要分辨什么是真實的瞬間，什么是他們在鏡頭前的表演。這非常重要，因為如果你想捕捉現實，或者從更深層次理解他們，就需要知道如何引導他們展現最自然的狀態。

這可能需要在技術層面作出調整，比如使用更小巧的鏡頭，因為長焦鏡頭可能會讓拍攝對象感到不適。選擇合適的攝影師也同樣重要，因為家庭成員需要與攝制組建立融洽關系。這可能會涉及很多很多問題。

每個導演都有自己的風格，有些導演希望自己和攝像機是隱形的，但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攝像機為我們創造了一種共享的體驗，所以他們非常清楚地意識到它的存在，我不會阻止他們看鏡頭或限制他們的行為，我只想捕捉他們最真實的一面。我也希望觀眾能意識到攝像機的存在，并且感受到他們的觀看是得到拍攝對象許可的。此外，當拍攝對象在屏幕上看到自己時，往往會有獨特的感受。因為我們平時很少有機會聽到自己的聲音，看到自己的舉止和表情，以及如何如何對外界做出反應。從第三人稱的視角觀察自己也給了我們一個回顧自己的生活與言論的機會。這是一個非常多元和深刻的體驗。

家庭影像展：是啊，這是很復雜的問題。還有一個問題：這部作品是不是從你之前的電影發展而來的？那部作品是不是也是關于你的父母的？

卡蘿爾·阮：有一部是關于我媽媽和我妹妹的。那是一部混合性紀錄片，雖然和這部風格不同，但是里面還是有她們的身影。

家庭影像展：好的，還有一個問題是關于這部作品本身的。這部電影似乎使用了一些可以稱之為“非虛構”的技巧。今年我們影展的主題是“紀錄片中的虛構與現實的關系”。您是怎么想到提前布置好某些特定場景的？這與我之前提到的那個項目有關系嗎？

卡蘿爾·阮：有趣的是，在構思這部影片時，我真正想表現的是我們自身的脆弱性與日常生活的現實性之間的關系。我們都有一種堅韌克制的外表，而這種外表下隱藏著我們不曾真正分享的另一面。也許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方式，即使住在同一個屋檐下，也不意味著我們心靈相通或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想法。因此，把采訪內容和那些堅硬、表面的生活行為進行對比對我來說很重要，這就是虛構出現的地方。我讓父母和妹妹在鏡頭前去做他們日常就會做的事情，這對他們來說是很自然的，并非一種刻意的表演。我認為這種紀錄片中真實與虛構的雙重性能夠向我們展示我們看到的和曾經被忽視的。

? 《桌邊對話》

家庭影像展：這真是個好答案，謝謝你。我們已經充分討論了您過去的作品，同時我們也非常期待您未來的計劃。您目前有正在拍攝的項目嗎？

卡蘿爾·阮：是的，實際上我正在為我的首部紀錄長片進行后期制作，這部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是我父親在《桌邊對話》中的故事的延伸，它更深入地探討了我叔叔的故事。這部分內容在之前的紀錄片中或是因時間有限，或是出于其他原因未能展現。

我叔叔在一次精神病發作后自殺了。當時他產生了幻覺，覺得公寓著火了，然后從樓上跳了下去。他有精神分裂癥，除了我父親和他的另一個兄弟之外，家里其他人都不知道這個秘密。這部作品將會更深入地挖掘這個故事，同時也融合了虛構元素。

雖然整體風格與前作并非完全不同，但在推動劇情的方式上確有差異。這部片子在兩個方面都做了進一步的拓展：在紀錄片方面，它更多地采用了真實電影（cinéma vérité）的風格，而在虛構方面，則更加注重場景布置，呈現出更加舞臺化的效果。整個故事背景設定在越南，我對最終呈現的效果很期待。

家庭影像展：那確實很令人期待。實際上，今年我們還邀請了另一位越南導演，將我們的關注點放在了泛亞洲區域。我們想要探討“家庭”這一概念，因為它是「家庭影像展」的核心主題。您怎么理解家庭這一概念？也許它指的是一個家，是一個房子，能請您分享一下您對家庭這一概念的看法嗎？

卡蘿爾·阮：我認為，在技術性和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家庭是世界上最廣泛、最普遍的社會機構。當我們想到“機構”時，會聯想到其中的文化規則和規范，以及我們在其中被教導的東西和學到的判斷標準，而家庭正是這些規則和規范的典型體現。

我們從小就學習特定的東西，并且必須做某些特定的事以獲得家庭這一社會機構的認可。當我們成長到一定階段，并選擇離開家庭時，我們就能自主地決定保留哪些觀念，哪些是我們依然認同的，哪些是我們希望摒棄的，以及我們如何以自己的方式繼續發展和維護與家庭的關系。對我來說，家庭是維系社會的小小紐帶，讓我們的社會團結在一起。家庭塑造了我們自身以及下一代，更是我們傳承親密故事的重要渠道。

家庭影像展：記憶對您來說意味著什么？整個紀錄片實際上記錄了一個不僅關于您個人，還涉及您的家庭成員如何回憶和談論他們的過去的過程。

卡蘿爾·阮：我將代表“此時此刻的我”來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不確定當年制作《桌邊對話》的我是否會給出同樣的答案。經過五年的紀錄片創作和與他人的交流，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已經不同于當時了。

我認為記憶是非常主觀的，它永遠不等同于客觀事實，就像用相機記錄現實一樣，記憶涉及一個選擇的過程。我們會選擇性地保留某些內容，并決定如何在故事中呈現這些記憶。

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對特定事件理解的變化，記憶在腦海中的樣貌也在不斷地變化。當我們情緒激動或感到遺憾時，敘述記憶的方式與走出悲傷后以更平和的心態回顧時截然不同，后者往往更具距離感和同情心。

記憶是個有趣的東西，它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何我們會選擇記住或遺忘某些事情。是什么促使我們選擇遺忘？是因為我們害怕面對不適感背后的更深層次的意義嗎？當我們選擇遺忘某些敘述線索時，這可能意味著這些記憶或許會永遠消失，而也許這正是那個人所希望的。所以對我而言，記憶雖然難以言明，但它確實是極度主觀的，我們不能只談記憶而不談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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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影像展：是的，有關記憶與遺忘，以及記憶的主觀性——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回答。我們的問題差不多問完了，關于這部紀錄片，您還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嗎？

卡蘿爾·阮：五年過去，隨著我自己變得更加成熟，每年對自己制作的電影都會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制作過程中，我總會有一些自我懷疑，比如“這部影片真的好嗎？會不會是我拍過的最差的一部？”。

但我很高興自己最終能夠釋懷，讓我的影片獨立地去面對世界，像一個獨立的少年一樣應對外界的反應。我也不再將這部影片看作是自己的一部分，因為它屬于五年前的我。

本文整理：徐堯

視頻制作：李延

編輯排版：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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