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傳統紅利漸行漸遠，制度性紅利的釋放正成為未來中國發展潛力的關鍵所在。

尤其是當下，在解決內需不足似乎還找不到良方的時候，這很可能會成為真正的內需動力。

在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曾依賴于三大紅利——人口紅利、土地紅利和外貿紅利。這些紅利在特定歷史階段助推了中國的騰飛。然而如今這些紅利或已消退，或趨于邊際遞減。

所謂“制度性紅利”，是指通過制度改革和優化，實現資源更高效的配置、更公平的競爭環境和更穩定的社會預期，從而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與創造力。

這種紅利不是修補式的短期刺激手段，而是通過深層制度創新帶來的長期結構性回報。

人口紅利不再，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已是事實；土地紅利空間受限，房地產驅動模式難以為繼；而外貿紅利則受到全球“去中國化”、地緣政治重組的持續沖擊。在這種背景下，制度性紅利應當被提上議事日程了——這不僅是深化改革開放的需要，更是避免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條件。

其實，制度性紅利是“結構性改革”的另一種說法。

制度性紅利的核心在于規則，而非資源。

在一個良好的制度框架中，企業和個人的行為邊界清晰、激勵合理、糾錯機制健全。在這樣的環境里，哪怕資源有限，社會也能創造出更高的效率與更大的財富。

這就是為什么一個制度良好的國家可以用較低的成本，維持高度的秩序與創新活力。制度性紅利是一種低成本的效率紅利，它的釋放依賴于政府有意識的改革，比如減少對企業的干預、規則透明化的推進，還有戶籍制度等的改革。

它看似沒有直接效果，卻最能刺激信心、釋放發展動力。

一旦實現，對民營經濟、外資信心、就業環境乃至教育醫療的公平化，都有深遠影響。

中國為什么需要釋放制度性紅利？因為到了一個必須“靠轉型贏未來”的臨界點。

過去依賴投資拉動與大規模基礎建設的粗放模式已經走到盡頭，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益明顯下降。唯有通過制度進一步優化，才能激活內需，增強消費信心，調動中小企業活力，實現從“數量增長”向“質量增長”的轉變。

另外，近年來民營企業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日增，很多問題的根源在于：地方政策執行的隨意性和模糊性、不透明的監管、國資與民資不平等的競爭環境。制度性紅利的釋放正是要解決這些深層結構問題，而非簡單靠減稅、補貼來“救急”。

地方財政壓力山大，也急需重建激勵機制。土地財政難以為繼，地方政府負債率高企，“靠賣地、靠舉債”的老路已經走不通。釋放制度性紅利，就是要優化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分權機制、激勵機制，讓地方有合理的財權來支撐事權。

當前中國青年失業率一直處于高位，年輕人喜歡“躺平”與“內卷”，不是因為他們不努力，而是社會階層流動的通道在收縮。釋放制度性紅利，則意味著打通“上升的電梯”、讓機會重新回到多數人身邊。

政府之手的規范，是制度性紅利釋放的關鍵所在。應當從“運動式管理”走向“規則型治理”，從“模糊干預”走向“有界監管”，通過透明公正的法治和規則給市場明確預期。

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若不在產權保護、融資便利、市場準入等方面做出制度性承諾，就談不上真正的營商信心。

馬克思曾說過：“法官除了法律，沒有其他上司。”

如果市場中的合同不受尊重、司法執行不公，任何經濟活力都無法長期存在。因此，制度性紅利必須包含：司法獨立性增強、地方保護主義清除、法治信任回歸。

中國的制度紅利，不能只是對企業和資本釋放，也必須在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上做出更加公平的制度安排，讓多數人看到希望與安全感。

其中，社會保障水平的制度性紅利釋放如果能夠實現，將是最重磅的一種。養老金、社會保障的雙軌制如果能夠被改變，這塊“硬骨頭”能被啃下來，會形成幾億人口的巨大內需升級、信心重塑。

經濟的內生動力想要有質的提升，必須從內部想辦法，首先要考慮的就應當是社會保障制度的紅利大釋放。

有效需求持續不足的情況下，靠發債、基建、政府投資拉動的“短期藥”已經無法再奏效。

制度性紅利一旦釋放，其影響將深遠持久，不僅提振經濟，還重塑國家治理體系。

正如歷史上中國每一輪重要改革都能在低谷期帶來一輪增長——1978年“農村包產到戶”，1992年“市場經濟定位”，2001年“加入世貿”，下一個再出發的起點，也許就蘊藏在新的舉措之中。

是時候，認真考慮釋放一下“制度性紅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