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3日，英國伯克郡阿斯科特，倫敦西南方的富人聚集區。

一間浴室內，他的尸體被警衛發現，頸部有繩索勒痕，身旁沒有掙扎痕跡。幾天前，他才對媒體說：“我什么都失去了……我再也找不到自己活著的意義。”

這句自白來自曾經掌控俄羅斯命脈的金融寡頭，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他曾在莫斯科俯瞰整個克里姆林宮，如今卻在異國他鄉孤獨自縊。不是因為沒錢，而是“回不去了”。

他是那個蘇聯解體后，急速崩塌社會中的一個活生生的人物樣本。

別列佐夫斯基出生于1946年，是典型的蘇聯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猶太裔，早年專攻數學和系統控制理論，甚至加入過蘇聯科學院，事業體面，算得上“技術官僚”。

他不是一開始就想做寡頭的。

他三十多歲時，在伏爾加汽車廠搞決策軟件開發，是那種天天和算法打交道的理工男。只是他在研究中越來越意識到：“權力控制效率，信息決定成敗。”

到了八十年代末，蘇聯搖搖欲墜。改革初期，計劃經濟體制松動，一切還沒有規范，機會主義者可以從法律的縫隙里鉆進去，完成“原始積累”。

1989年，別列佐夫斯基和朋友合伙創辦洛戈瓦茲公司。名義上是汽車銷售，其實就是倒買倒賣二手奔馳。去德國淘貨，運回莫斯科翻幾倍賣。這筆生意，很多人看不上，但利潤嚇人。

“我們是俄羅斯汽車市場的創造者。”他后來這么說。聽著夸張，但在90年代初，能搞到奔馳就像今天能搞到iPhone 40。

別列佐夫斯基真正崛起的關鍵，是他理解了：俄羅斯的財富不靠技術，而靠“接近權力”。

1993年，他搭上了瓦倫京·尤馬什夫，后者是總統葉利欽的筆桿子。順著這條線，他認識了葉利欽的女兒塔季揚娜，并為她主持的慈善項目大力“贊助”——醫院捐助、設備采購、別墅采購，什么都搞。

這不是行善，是投資。

1995年，葉利欽推出“債轉股”計劃。簡單說，就是政府沒錢，向私人銀行借錢，作為回報，用國有企業的股份作抵押。這個計劃的設計初衷未必邪惡，可實際執行下來，成了寡頭形成的溫床。

別列佐夫斯基和其他六人，被稱為“七寡頭”，就是靠這一步吃下國有巨頭的。

他自己只花了1億美元，就拿下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石油公司股份。別人用三百萬買了五十億的資產——這不是做生意，這是趁國家病，要國家命。

也正是因為有這些“恩情”，別列佐夫斯基成為了葉利欽的金主，也成了權力的左右手。他掌控了ORТ國家電視臺，在媒體上封殺政敵，為葉利欽競選造勢。

1996年總統大選，葉利欽靠著七寡頭的全力支持，險勝共產黨候選人久加諾夫。否則那年，大概率是政權輪替。七個大亨拯救了葉利欽，也進一步拿下整個國家經濟命脈。

而別列佐夫斯基，成了葉利欽家族的“首席經濟顧問”，進出克里姆林宮如入自家院子。

1999年，葉利欽準備卸任，急需找一個接班人，最重要的標準是——“能保我安全”。

別列佐夫斯基自以為又抓住了一次機會。他推薦了時任聯邦安全局局長、毫無政界資歷的弗拉基米爾·普京。他的理由是：“忠誠、低調、好控制。”

普京上任初期，確實穩住了局勢，對葉利欽家族不追責。然而對七大寡頭，他早有成算。普京知道，要想重建國家機器，先要削弱那些私自操控國家的“外部玩家”。

2000年開始，清算行動接連展開：

古辛斯基被捕，流亡國外；

霍多爾科夫斯基入獄，尤科斯被肢解；

別列佐夫斯基成為重點“通緝對象”。

這是一場沒有血的政變。普京像一只安靜潛伏的豹子，在關鍵時刻咬斷了寡頭的咽喉。

別列佐夫斯基起初還以為是“意見不同”。直到他被以洗錢、欺詐等罪名通緝，他才明白自己是真被“清除”了。

2000年，他流亡英國。此后一生都沒再踏上俄羅斯的土地。

流亡之后，別列佐夫斯基沒有沉默。他開始做三件事：

第一，抹黑普京。他控制的《獨立報》和各種媒體上，經常出現攻擊克里姆林宮的報道。他指控普京政變、暗殺、操控議會……凡是能想到的，都寫了。

第二，搞顏色革命。2003年格魯吉亞“玫瑰革命”，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他都摻了一腳。他資助反對派，鼓動街頭行動，一度成為“民主斗士”的代言人。

第三，幻想回國復仇。他曾在2003年放話：“我要拿出10億美元支持俄羅斯反對派。”但實際能組織的，只有寥寥幾個流亡知識分子。

他把自己當成流亡政府的總統，卻沒有一個兵。

這場復仇，從未開始就已經失敗。他甚至被英國法庭打臉：2012年他控告阿布拉莫維奇“強迫廉價出售股份”，索賠數十億美元，敗訴。曾經的“俄羅斯王者”，在法庭上泣不成聲，說“自己一文不值”。

2013年初，他病了。不是身體，而是徹底的精神崩潰。他開始寫信給克里姆林宮，據報道，這封信措辭極為卑微，“請求普京原諒我……我愿意回國，哪怕只是生活在平靜中。”

普京回應說：“他確實寫了那封信，但沒有人強迫他自殺。”

這句話聽起來冷酷，但是實話。別列佐夫斯基死前不久賣掉了英國的豪宅，欠了一堆法律費用，朋友越來越少。他發現，自己最終不過是個被時代拋棄的人。

他想要的俄羅斯，不存在了。而現在的俄羅斯，也不再歡迎他。

有人說，別列佐夫斯基死得很“典型”。不是因為他是寡頭，而是因為他看錯了時代，也看錯了對手。

他以為權力是可以被操控的。他成功操控了葉利欽，卻碰上了普京。

他以為可以把金錢當作籌碼，買到忠誠、權力和歷史的位置。但普京不是葉利欽，俄羅斯也不是1996年的俄羅斯。

他的一生，是蘇聯解體后，政治、經濟、道德全部碎裂時代的縮影。他不是最貪婪的，也不是最壞的，但他是那個落水的人，在翻滾激流中試圖抓住權力浮木的人。

他成功過，但從未安全過。

最后一夜，他在倫敦浴室的死去，就像90年代那個權貴資本主義的俄羅斯，最終的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