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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雄珍：背起生活的重 寫下生命的詩

文\\羊城晚報記者 孫磊 劉穎穎 實習生 朱璽文 圖\\唐德榮

拍封面照時，溫雄珍坐在自己的童裝店里，瘦瘦小小的她，微笑地看著鏡頭，跟身后店里的衣服融為一體。很難想象，如此瘦小的女人，寫出了那么多有力量的詩歌。

“如果不寫詩，我的生活就如同一潭死水。”溫雄珍把詩歌視為自己的精神支柱。寫詩，讓她有了喘息的余地。在熱鬧的白天，她是童裝店的老板，是妻子、母親；在夜晚或勞作的間隙，她是“生活的歌者”，是詩人。她的詩，治愈了自己，也照亮了他人。

15歲就來廣東打工的她，在“打雞蛋”“洗魚頭”“看見一只麻雀”的生活里尋找詩意。在她的筆下，掃地的阿姨、開貨車的司機、燒烤攤旁的煙、江邊的風……都變得立體而有溫度。

新大眾文藝浪潮，給她的生活吹進一縷新風，分享會、座談會、各種采訪紛至沓來。小學五年級就輟學的溫雄珍坦言，對這些場合尚未適應，每次發言前都會緊張，但她對寫詩這件事依舊滿懷信心：“我只想遵從自己的內心，用自己的方式，寫自己想寫的東西。”

其實在東莞，還有成千上萬個“溫雄珍”。她/他們在這里生活，在這里寫作，寫普通生活，寫蕓蕓眾生，寫個體的困境，也寫時代的回聲。正如評論家胡磊所言：溫雄珍的詩，寫的是生活，是歲月，也是人世間。

15歲“闖廣東”

1978年9月，全國首家“三來一補”企業——東莞太平手袋廠開業，拉開了“世界工廠”的序幕。此后數十年，東莞吸引了超2億人次務工者涌入。他們來自湖南、四川、廣西等地，在流水線上縫制全球1/4的動漫衍生品、組裝1/4的手機、編織1/5的羊毛衫。而在流水線與霓虹燈之間，這些普通勞動者以筆為犁，還在工業文明的土壤上耕耘出一片文學的綠洲，讓“東莞制造”有了精神的肌理。溫雄珍就是其中一員。

1990年，年僅十五歲的溫雄珍因為生計的壓力，從廣西老家坐著大巴一路南下廣東。那時還沒有高速公路，汽車繞著懸崖邊開，從車窗看出去就是深谷，她說當時“腳都是軟的”，內心雖然充滿膽怯，卻不能退縮。這一來，就是34年。

起初，溫雄珍在廣東南海一家布料廠打工，拿的是計件工資，頭一個月她拿到105元，自己留了5塊，其余100元寄回了家。“那是我第一次看見100元的大鈔。”溫雄珍幼時家貧，有時飯都吃不上。每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家人只能去買玉米粒回來煮著吃。“玉米很硬，當時都是拿來喂雞的，要煮開、煮透了，才嚼得動。”11歲那年，母親去世，溫雄珍就用瘦小的肩膀挑起了沉重的生活。她頂著大太陽在田里割水稻，挑起糞桶時，擔子舉起來比她還高，兩個桶得拖著地走。

因為交不起學費，溫雄珍讀到小學五年級時不得不輟學。“當時很想哭，但我也很理解我爸。四個孩子要養，他忙不過來。”

2003至2008年，是溫雄珍最艱難的五年。丈夫有病痛，兩個孩子還年幼，她必須兼顧帶娃和擺攤。早晨，她用三輪車拉貨，背著一個小孩，車內再坐一個小孩，一起出門擺攤。好天氣時還算順利，碰上刮風下雨則“很麻煩”。支撐她扛過來的，是一種“硬氣”，也是一種解不開的責任感。

生活，鍛造了溫雄珍的力量與堅韌。如今，她一天還要做兩份工。早上八點多到下午四點半，經營自己的童裝店；下午五點到晚上十二點，在燒烤店打工。在童裝店里，她麻利地卸貨，把鞋子、衣服分門別類放好；在燒烤店里，她戴著橡膠手套，毫不猶豫地把手伸進滾燙的開水中快速搓洗抹布。體重不到一百斤的她，卻可以輕松抬起幾十斤重的木質大圓桌……

與詩歌相遇

小時候家里雖然生計艱難，父親還是會花錢買書，《隋唐演義》《西游記》《三國演義》……小時候家里有一箱箱的小人書，那是父親給溫雄珍最大的精神饋贈。多年以來，溫雄珍一直保留著閱讀的習慣。汪國真的詩集、三毛的散文選、魯迅的小說集、曹雪芹的《紅樓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辛波斯卡的詩集……每本書她通常都會看三遍，她說，第一遍是看書，第二遍是讀書，第三遍是思考。童年所有的困頓、孤獨、人情冷暖，就這樣在書籍的熏陶下，悄然變成了詩意的底色。

“如何讓你遇見我/在我最美麗的時刻。”1992年，溫雄珍第一次接觸詩歌，是務工回家途中，在縣城姑姑家看到一本席慕容的詩集。席慕蓉的《一顆開花的樹》，在溫雄珍心里種下詩歌的夢。“詩歌獨特的表達方式，我很喜歡。”短短的句子，輕盈、靈動，不似她的生活那般沉重。溫雄珍開始用詩歌安放自己的人生。

1994年，溫雄珍在《江門文藝》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首詩《如果》，書寫情感的懵懂。

年輕時的溫雄珍，總因自己不夠好看深感自卑。與心儀的對象約會時，她會故意晚到一個小時，用矜持、驕傲的姿態掩飾自己害怕受傷的心。“對方那么帥，怎么會喜歡我這樣的人。”這種心態，讓溫雄珍寫詩時有了不一樣的目標：“要提升自己的內在美。”

但對于只有小學學歷的溫雄珍來說，寫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便用自己的方式學習，看電視記字幕、聽歌識歌詞，遇到完全不懂的就問一下別人。很多年后，她已經發表了很多首詩，偶爾還是會出現錯別字。

2012年，溫雄珍擁有了第一部智能手機，她開始在QQ空間寫詩。互聯網渠道和平臺，讓溫雄珍的詩歌，從個人愛好慢慢變成一種自覺的寫作。

2015年是她詩歌寫作的轉折點，一個QQ好友把她拉進中國詩歌群，從此，她有了更多同路人。“來自江蘇的‘瘦石別園’老師，經常指導我、鼓勵我，帶我去注冊論壇、發表作品，由此我得到很多人的認可。”

她不再是一個人“摸黑”寫詩。她越來越懂得詩的本真，是從生活里生長出來的。“離你很近的詩，特別能打動人。有時候一些句子不是刻意寫出來的，是自然蹦出來的。”從《掃地的阿姨》《老張》到《迷宮》《木質的肉身》《我在一首詩中想到敘利亞》，溫雄珍的詩越寫越開闊。

難怪文藝評論家、東莞市作家協會主席胡磊說，溫雄珍的詩歌有助于我們重新發掘后打工時代東莞文學的另一側影。“東莞寫作者通過底層化、疏離化、邊緣化的方式，重申東莞文學的地域文化質感，早已跳脫出早期的‘苦難敘事’和一味強調新工業文明書寫特質的寫作范式，繽紛而多元。”

溫雄珍寫自己，也寫他人。在組詩《迷宮》中，溫雄珍用個人的視角，探尋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她寫市場掃地的阿姨，“我喜歡看她擰開水瓶蓋的動作/那里有悲傷，她總是擰得太緊。”

她的詩里，還有群山跟江河。她寫巴顏喀拉山“游走在約古宗列曲的綿羊/到了晚上，把群星帶回人間”；寫阿尼瑪卿山“風削石頭，從不削柔軟的雪/這些魂，真干凈”；寫怒江“只有憤怒才能更好地保存它們的慈愛”。她寫故鄉，也寫遠方的世界。老家的橘園、田野里的養蜂人、紫云英、苦楝樹，聯通她的鄉土記憶。戰爭題材的詩歌《加沙，今晚你是誰》，表達了她對戰爭的思考和人性的關懷。

如今，溫雄珍的詩受到越來越多關注。她腦海里蹦出的句子，很多都公開發表，變成鉛字，溫雄珍很開心。她列舉了一大串刊物名字，像小孩子數糖果一般：《詩刊》《安徽文藝》《紅螺》《廣西文學》《作品》《星星》……但她始終沒有“刻意要變成誰”或者以詩人自居，她說，寫詩只為給自己尋找一個可以慰藉、安放靈魂的地方。

煙火繚繞的生活

相比寫詩，打工仍是溫雄珍的重心所在。寫詩，都是在打工的間隙完成。

溫雄珍的童裝小店沒有名字，位于廣東省東莞市企石鎮的綜合市場，不足10平方米，門口是馬路，對面是市場。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溫雄珍吃住都在這里。前面是商鋪，掛滿了衣服；中間是臥室，床下堆滿貨物；最后面是廚房。空間狹小、昏暗，即便是大晴天，找東西還是要開燈。

為了擴大店面空間，溫雄珍跟周圍的商鋪學到一招——在門口用兩塊木板支起一張桌子，上面擺滿各式鞋子，卷閘門兩邊也掛滿童裝。作為店主和唯一的店員，童裝店所有的業務都需要溫雄珍一人承擔。早上起來，拉開卷閘門，擺放好貨物，然后去對面市場買份早餐，跟認識的人打招呼；中午有時候自己做飯，午休就睡在店里，門開著。店里有時候一天都沒有一個客人，她就看書、用手機寫詩。

馬路對面的市場，經常出現在溫雄珍的詩中。“太陽從菜市場右側升起/它巨大的陰影/布滿車輪碾動，和談論蔬菜、肉類的價格/年輕的人總是步履匆匆/他們帶動老人們背面小小的震蕩/許多車輛停下來，完成西門口的一陣吞吐。”這是詩，也是她的日常。

十年前，童裝店還能掙到錢，她只在空閑時做點手工幫補生活。現在實體店生意不好做，她又給自己找了份工作，每天下午四點半去一家燒烤店打工。從童裝店到燒烤店，需要走半個小時。溫雄珍從不遲到，一到下午四點半，就關上店鋪，背起雙肩包，前往燒烤店。到店大概五點，要做的事情很多，溫雄珍有條不紊地進行。她跟店主一起把兩張大圓桌抬到門口，把店里堆在一起的長條桌、凳子擺放開來。掃完地后，她又打一桶開水，戴著橡皮手套的手，在冒著熱氣的水中快速搓洗著抹布。“這樣才搓得干凈。”

經營燒烤店的是一對年輕的夫婦，溫雄珍很欣賞他們：“兩個年輕人，用自己的雙手，在東莞買了車買了房，真的很了不起。”其實，回望一路走來的歷程，溫雄珍自己也很了不起。

生活的種種苦澀與艱辛，都被她寫進詩里。“生活/有時是一首快樂的歌謠/有時是一副沉重的擔子。生活再沉重/我也不能把你放下。”詩詞里，她坦露自己的脆弱，也給自己注一份力量。她說“痛苦就是詩歌的靈感來源之一”，但她更懂得把灰暗寫進陽光中，把美好從艱難里提煉出來。她也從不把詩歌作為改變命運的工具：“從沒想過通過詩歌賺錢，只想寫好詩。”但她依然有一份關于書籍的夢想——“等經濟條件好，孩子成家后，我想開一家免費的開放性圖書館。”現實尚遠，她坦然接受：“但現在，還是得努力工作維持生計。”

“作詩，不為高尚，只是一種責任。”溫雄珍說，只要生活本身尚有余溫，她就會繼續坐在東江邊或者煙火氣繚繞的燒烤攤邊，在沉重與輕盈之間，為自己、也為更多素人，寫下更有溫度的詩。

來源：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