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生成圖。2025年3月23日，“雙體實驗室”在深圳舉辦了《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新版新書發表會，發表會由雙體實驗室播客主理人林峰主持，本書作者、中國美術學院南山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名譽研究員金觀濤，與易寶支付聯合創始人、總裁，元宇宙與人工智能三十人論壇理事會理事，雙體實驗室總顧問余晨展開對談。本文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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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陽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對談｜金觀濤、余晨、林峰：如何在“太陽底下無新事”的時代追求思想創造？

“對創造的渴望”

林峰：《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寫作于20世紀70年代，后來在1983年正式出版。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有過一段時間的“三論（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熱”，《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一書可以說是這股潮流的先聲。下面我想先請金老師談一談自己對這本書的看法。

金觀濤：《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是我和華國凡合作完成的，可以說是我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著作。這本書包含了我們當時對新思想、新道路的追求。20世紀中國經歷了一場又一場批判運動。對于人的思想解放，批判自然是有益的，但僅僅有批判是不夠的，我們更應該去創造。假定你批判別人的觀點，但自己沒有新觀點，這種批判就是毫無意義的。在《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上，劉青峰（編者注：金觀濤與劉青峰是夫妻，也是長期的學術合作者）曾負責一個人物專欄的板塊，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她以劉寧為筆名寫的，談的是英國醫生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如何發現動物體內的血液循環現象。這篇文章的題目很好反映了我們當時的心態——對創造的渴望。

林峰：這讓我想到金老師在《系統的哲學》中提到的一個說法：“控制論運動在中國必定是一個新的創造，而不僅僅是傳播……我們當時毫無在學術上建立一家之言的想法，只是一心一意想把問題搞清楚，而忽略了在整個方法的建立上明確區分哪些是從別人那里借來的，哪些是自己發現的。我們只是不假思索地把一切歸在控制論的旗幟下。其實，這已是屬于我們自己的控制論！”《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這本書包含了很多金老師和華國凡老師的思想創造，比如書里面有一個概念叫“共軛控制”，這個說法在西方控制論學界是不存在的。共軛是一個抽象代數概念，金老師將它應用到了控制論中。

金觀濤：是的！在20世紀80年代，我去意大利參加了一場國際會議，并將這本書帶到了會議上。當時的參會人員中還有一位研究突變理論的專家桑博德博士（Peter Saunders）和遺傳學家何美蕓博士（Mae Wan HO，華裔英國人，也是桑博德的夫人）。他們對這本書的內容表示很感興趣。何博士后來還將其譯成了英文，但找不到出版社出版，我們想這或許是因為西方人難以理解書中很多關于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智慧的例子。另一個原因可能就是我們所談的控制論與西方的控制理論（control theory）或控制論（Cybernetic）不完全是一回事。

此外，確實像林峰所說，我們當時寫作的時候并沒有引用規范的意識。《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新版的注釋都是在修訂的時候補充上去的。如果你們去看過去版本的《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就會發現里面幾乎沒有注釋。學術引用的規范是有意義的，尤其是防止抄襲和剽竊行為。但我們也要有學術創新的自信，沒必要為自己的每一個觀點都找一個來源或出處。

林峰：剛才金老師提到自己進行控制論研究的時候，包含一種對思想創造的追求。但有一種說法叫“太陽底下無新事”，如何界定這種思想創造或者原創呢？

金觀濤：當你產生一個原創性的想法的時候，必須經過兩個步驟的檢驗。第一，很多時候你產生一個想法，但并不一定知道它的重要性。我有很多想法是在朋友們的提醒下，才發現其重要性的。第二，你要相信，很多原創性的想法早就有前人已經提出過了，只是沒有得到后世的注意。但這時我們要做的不是引經據典，去維護或論證歷史上的那個觀點。我們要將自己的觀點放到歷史上，與前人的說法做出比較。只有經過了這兩個步驟，才能產生真正有意義的原創性思想。

余晨：原創不僅僅是一個最初的想法，還涉及一套落地執行的方案。美國專利局有過一個統計，每一個批準的專利背后都大概有十幾個類似的專利。最后到底將專利權批給誰呢？這就取決于誰有更可行的執行方案。還有一個例子，J. K. 羅琳（J.K. Rowling）在《哈利·波特》系列（Harry Potter）出版之后，成為英國首富，這時有好幾個人出來告她抄襲。為什么？英語文學發展到今天的成熟階段，同樣的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相似的文學創意并不稀奇，但差距在于誰最后將這個創意付諸實施，并發揚光大。

林峰：那么，時隔四十年之后重新審視《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金老師認為這本書完成了哪些有價值的理論突破呢？

金觀濤：當時我們并沒有明確的理論突破的意識，只是想從混沌的處境中跳出來，尋找新的方向。今天來看，這本書在三個方面包含了我的原創性思考。

一是將突變理論作為控制論的組成部分。最初讀突變理論創始人托姆（Rene Thom）的《結構穩定性與形態發生學》（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Morphogenesis），我只知道通過結構穩定性可以形成穩態，所有形態的形成都可以由結構穩定性推出。除此之外的內容，我一直讀得懵懵懂懂，找研究數學的學者咨詢，他們也不懂。最后我一遍又一遍地讀，每次讀完之后，就將書合上開始冥想，在腦海中構想不同類型的突變機制，才掌握了突變理論。因此，我一直認為數學的研究是不需要語言和文字的，它需要一種特殊的想象力。

二是將控制論思想延伸至認識論研究方面，并逐漸形成從“人的哲學”到“真實性哲學”的系列論述。在西方對控制論的討論中，人在過去哲學里的中心位置遭到剝奪，但我認為新時代的哲學必須以人為中心。

三是關于信息的說法，我提出信息是可能性空間的縮小，這不是信息論創始人香農（Claude Elwood Shannon）的說法，而是我自己的發明。

控制論與20世紀80年代的“方法論熱”

余晨：《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在20世紀80年代具有一個特別大的象征意義。當時，世界上各種思潮涌入中國，其中控制論的受關注程度，不亞于今天人工智能話題的討論熱度。我的父母親都是學自動控制出身的，他們對控制論尤其熱衷，經常在我耳邊說“三論”。控制論影響了一代人的思維方式。更重要的是，控制論屬于交叉學科，并不局限于某個領域內，這使得它能夠成為20世紀80年代的奠基性思想之一。就像我們今天談到人工智能，還會涉及計算理論、哲學、認知科學等。我們也越來越傾向于將當下稱呼為“人工智能的時代”。

林峰：余晨說到控制論成為20世紀80年代的奠基性思想之一。我想追問金老師的是，為什么控制論是通過轉化為一種“科學方法論”——而不是“科學本體論”“科學認識論”，奠定了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底色？

金觀濤：這主要是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并不存在方法論的思想。在西方哲學中，一開始關注的也主要是本體論、認識論。在馬克思這里，方法論才被賦予了格外重要的位置，并和他改造世界的理想聯系了起來。因此，20世紀80年代的“三論熱”，也有人稱呼為“方法論熱”。1987年，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還創辦了一本《方法》雜志，專門討論在社會實踐中各種各樣的方法。當時的創辦者將其定位為“一本討論聰明與愚蠢的雜志”，“也是一本教育類的雜志”。總之，中國人對方法論的關注，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結果。

余晨：除此之外，控制論能夠在中國的傳播，是不是也因為它與中國傳統文化存在某種親和性呢？《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這本書的一個主要特色，就是用了很多中國傳統文化的例子，來解釋控制論的基本原理。

金觀濤：《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書中的傳統文化案例，主要是華國凡寫的。他是一個很幽默的人，也很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在為這本書新版撰寫序言的時候，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是，當時我們挑選的案例中，沒有一個儒家和禪宗的故事。后來，我想明白了，這是因為中國文明的大傳統是道德理想主義，當時的我們希望從這個傳統中跳出來。如果你們讀過我在20世紀80年代發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會發現其中包含的核心思路就是強調科學理性、反對道德一體化。重新認識中國傳統，是我和青峰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思想史和觀念史研究之后，才正式開啟的。

至于控制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親和性確實是存在的。當時最歡迎的控制論的研究領域之一就是中醫。控制論的一個核心概念是“黑箱”，中醫不就是一個黑箱嗎？華國凡本人就很喜歡中醫，他把黑箱理論用到中醫研究上。他與我還合作寫了一篇討論中醫與控制論的文章，最終在1979年發表在了《自然辯證法通訊》上。這篇論文后來還在日本《漢方研究》雜志（“漢方”即“中醫”）以日譯連載。

余晨：伴隨控制論一起在20世紀80年代傳播的是信息論和系統論。我們一般稱之為“老三論”。在此之后又出現“新三論”——協同學、耗散結構論和突變論。在西方，很少看到將這些理論捏合到一起的情況，它們在理論邏輯上也沒有那么緊密的聯系。為什么在中國會出現“三論”的說法呢？此外，從“老三論”到“新三論”的演變，又反映了怎樣的社會思潮變化呢？目前有一種說法是，這種變化反映人們從關注確定性到關注不確定性，從關注秩序到關注混沌。對此，金老師是否認同呢？

金觀濤：我是控制論學者中的“頑固派”。自從控制論誕生之后，雖然各種新的說法、概念層出不窮，但我認為并沒有太多新的東西。比如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的一般系統論更多是描述性的，沒有提出新的結構。今天對人工智能的討論也是一樣，基本的原理都還是來自控制論。作為一個親歷者，我認為從“老三論”到“新三論”只是一個不斷“換新衣服”的過程。

在很多時候，我使用“系統論”“復雜性理論”這些詞，更多是為了便于和人們交流，但對其中包含的很多流行說法并不認同。比如，我認為復雜性理論中的“復雜”是一個純主觀的東西。如本書的卷首語所說：“最偉大的東西是世界上最簡單的東西，它和你自己存在一樣簡單。”但問題在于，“自己的存在”簡單嗎？當然，隨著時代的變化，人們對控制論的理解和接受的著重點不同，而且隨著它進入更細分的領域，成為更專業化的東西，這時候確實需要一些新的詞匯，但萬變不離其宗。

從控制論到人工智能

林峰：在金老師的著作中，《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的再版次數是較少的，在1983年出版之后，只在2005年再版過一次。為什么您和華國凡老師會決定在今天推出這本書的新版呢？

金觀濤：首先，這是這本書的編輯們努力的結果，我和青峰經常說：“在作者長期探討寫作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的編輯相繼付出極大的努力。”除此之外，今天我們迎來了人工智能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的再版或許有其特殊的意義。人工智能的研究包含兩個層次的內容：一是技術和工程層次的，二是哲學和思想層次的。今天對人工智能的討論，主要將注意力集中在改進技術和社會應用層面，忽略了它從控制論轉化過來的歷史。至于哲學認識論層面的反思則更匱乏了。《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試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中國讀者介紹控制論，從而理解人工智能背后的科學原理；更重要的是，這本書的落腳點是控制論背后的哲學認識論，可以說它討論的是一種人工智能時代的思想方法。因此，我們才決定讓這本四十多年前的舊作在今天再版。

余晨：今天，雖然我們很少再提到“控制論”，但它的影響依舊無處不在。控制論的英文是cybernetics，其中cyber就是賽博文化，這是我們至今依舊覺得很酷的東西。我認為，21世紀人工智能的發展，剛好呼應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圍繞控制論展開的思想運動。因為人工智能的出現，我們有了一個新的機會，將當時中國人圍繞控制論發展出的思想方法，引向世界。

我想問金老師的是，如果今天您重寫《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會有什么不同的寫法？過去四五十年出現很多新興的領域，也給我們帶來更多有關控制論的應用案例。如果我們向前看，還會發現控制論與人工智能將影響很多人類命運的前沿領域，比如生命科學、基因工程、新能源、太空科技等。控制論思想又可能在這些新興領域內得到怎樣的應用？

金觀濤：余晨的問題很好，但我暫時沒法具體回答，只能給出一個大致的方向。

《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沒有將包含主體的系統與不包含主體的系統區分開來。這兩種類型的系統在很多方面是同構的，但依舊存在巨大差異。這也正是我和青峰后來致力研究的方向——思想史和觀念史研究。我一直強調自己的研究方法是“觀念史—系統論”，就是想探索一個有主體的系統如何運行。關于無主體的系統，現有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多進展，神經網絡模型甚至能夠模擬出這類系統了。然而，對人類最重要的，還是有主體的系統。

我想，相較于思想探索的內容，更重要的是保持思想探索的勇氣。今天的世界亂象叢生，從俄烏沖突到新一輪貿易戰，很多人都陷入迷茫和焦慮。但“世界還會不會好”是現代人永遠面臨的挑戰，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問題，也有自己的方向，今天同樣是！我們應該正視當下的挑戰，我們缺乏的不是能力，而是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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