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社會，科舉制度無疑是極為重要的制度之一。

作為科舉體系的最高層級考試，殿試是士人階層通往權力核心的終極考驗。

殿試真正形成制度始于唐代。

但唐高宗時期的科舉仍帶有明顯的貴族政治殘余，門閥子弟憑借家族聲望即可獲得舉薦，普通士人難有出頭之日。

武則天的登場徹底改變了這一格局，公元690年，她在紫微城洛城殿親自主持殿試。

這場被稱為“天授策試”的考試不僅是對士人學識的考核，更是武則天鞏固皇權的政治手段。

她通過繞過門閥掌控的選官體系，直接從寒門士子中選拔人才，打破了魏晉以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傳統束縛。

據《唐會要》記載，此次殿試持續數日，應試者達萬人之多，開創了皇帝親選人才的先例。

至北宋初年，殿試制度迎來關鍵轉折點。

宋太祖趙匡胤為削弱相權正式將殿試定為常制，規定“禮部貢院試合格舉人，由皇帝親策于殿廷”。

到了宋太宗時期則進一步完善流程，不僅創設“三甲”制度，并確立糊名謄錄之法，在試卷上密封考生姓名、籍貫，由專人謄抄防止舞弊。這一系列舉措，使殿試成為兼具權威性與公平性的國家大典。

從此之后，殿試制度趨于成熟，也成為皇權至高無上的象征。

明代殿試固定于紫禁城奉天殿，由皇帝親自擬定策題，策題內容多涉治國安邦、民生疾苦。

如明嘉靖二十三年策題便問及“備邊、理財、弭盜、安民”四事，要求考生提出具體方案。

清代殿試流程更為繁瑣，考生需先通過會試獲得貢士資格，再經復試、殿試、朝考等多重考核。

殿試當日，考生要跪在殿內金磚地上寫對策，字數需在兩千字以上，耗時有時長達一整天。

由閱卷大臣初評選出前十名，再由皇帝判定最終名次，若出現字體不佳、格式有誤，即便策論出色也不得列入一甲。

可見對“身、言、書、判”綜合素養的重視。

殿試放榜是京城最盛大的慶典之一，新科進士將身著大紅吉服在太和殿前親耳聽皇帝宣讀名次。

隨后由禮部官員引領，從紫禁城正門午門出宮，這一禮遇唯有殿試鼎甲才有資格享受，足見皇權對人才的極致推崇。

據統計，明代進士中出身寒門者近五成，這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堪稱奇跡。

但殿試的局限性也日益顯現，明代科舉內容僵化于四書五經，策論則多有套路可循。

顧炎武就曾經批判：“八股之害，等于焚書！”

后來的歷史也證明，科舉制度培養出的士人已難以應對西方列強的挑戰，改革乃至廢除成為歷史必然。

1905年9月2日，清廷宣布實行一千三百余年的科舉制度正式廢止，殿試隨之退出歷史舞臺。

但這一制度的影響并未消散。

例如殿試流程中的密封、謄錄等防弊措施，仍在各類考試中沿用，甚至“狀元”“榜眼”等稱謂，也演變為社會對行業頂尖人才的稱呼。

從東京汴梁的金鑾殿到北京紫禁城，殿試始終與王朝興衰緊密相連。

它既是皇權吸納精英的政治工具，也是士人實現價值的唯一通道，既推動了文化的繁榮，也桎梏了思想的創新。

中國古代政治也隨之在穩定與變革、開放與禁錮之間，尋找著微妙的平衡。

“殿試掌于皇帝，所以定甲第之高下，示恩出自上。”

這些字句，如今讀來仍能感受到其中承載的歷史重量。

它不僅是紙堆中的制度條文，其透露出對人才的重視、對公平的追求，以及對制度創新的探索，都是殿試留給后世最珍貴的遺產。

參考資料

《新唐書·選舉志》

張希清：《中國科舉考試制度》，商務印書館，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