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值六月高考季，千萬學子執筆為劍，奔赴人生重要考場。回望歷史長河，兩宋時期科舉規模空前擴大，公平機制日益完善，打破了貴族對仕途的壟斷，讓“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成為可能。然而，榮耀背后是殘酷的競爭：北宋末年，某些地方解額僅68人，應試人數卻超3400；至南宋開禧三年，應試者激增至18000人，解額卻銳減至54人，“千人競渡”“萬人奔競”之景，古今罕見。今日高考，雖錄取比例遠勝往昔，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壓力依舊真切。從汴梁貢院到現代考場，變的是科舉與高考的制度形態，不變的是一代代人以知識丈量人生的執著。

愿每位考生執筆為劍，決勝高考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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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考試的千人競渡：古今罕見的高倍率競爭

文|王瑞來

北宋開國，承襲隋唐，實行科舉取士。不過，在太祖朝，由于取士的人數過少，科舉還不能成為官僚的主要生產源。仁宗朝李淑就說過：“皇朝開寶以前，歲取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這個數字與唐代科舉每場取士人數相差無幾。至太宗朝，伴隨著宋朝江淮川廣統一的完成，基于亟需各級管理人才的現實狀況，宋朝政府擴大了科舉取士的規模。其中的深層原因是，重文抑武的戰略轉變及籠絡士人的政治策略的實施。此后的兩宋三百余年間，每科取士幾乎都達數百人乃至上千人。如真宗景德二年(1005)一榜的正、特奏名進士、諸科便達3055人。兩宋登科者，北宋約為61000人，南宋約為51000人。這些數字的總和，宋朝以前和以后的歷朝科舉登科人數都無法匹敵，士大夫政治的時代輝煌，實由科舉制度肇基。

科舉規模的擴大與科舉制度的公平機制，打破了往日的貴族政治壟斷，不僅為朝廷輸送了大量的精英，還促進了社會流動，在20世紀40年代，美國學者柯睿格分析了南宋初期《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的和后期的《寶祐四年登科錄》，前者登科者中父祖二代中全無做官的占56.3%，后者三代不仕者則達占57.9%。“取士不問家世”的政策實施，讓從來與仕途無緣的普通平民百姓看到了希望。“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的現實，讓宋真宗的《勸學詩》成為人們真切的感受。這就是：“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光榮與夢想，激勵著世世代代千千萬萬的庶民與士人奔競于科場。這在客觀上也帶動了全社會的向學與文化的繁榮。

然而，光明必然伴隨著陰影。我無意于述說輝煌，想走到這輝煌的背后。科舉造就了不少高官顯宦，他們顯現出耀眼的光芒。但科舉同時也制造了無數的范進式的潦倒士人，卻不大被人理會，像是陰影遮蔽下的無人知道的小草。因此，按近藤一成先生的說法，科舉是每次都產生大量的落第者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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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兩宋登科者北宋約為61000人，南宋約為51000人。那么，每科考試的參加者人數是多少呢?對此，沒有完整的數據，只能根據個別數據進行略約估計。北宋前期太祖朝的每舉省試，參加者大約為2000人，但到了太宗即位后的太平興國二年(977)第一次開科，參加者就已倍增，達到5300人，而到了第三代皇帝真宗即位后的咸平元年(998)第一次開科時，參加者已猛增至２萬人。這僅是參加禮部貢舉，即省試的人數。按當時每100人解20人的規定計算，那么，真宗第一次開科時，各地的發解試的參加者就有10萬人之多，而這一年的登科者，除了特奏名，只有200人，是全體參加者的１/500。這還是解額尚寬的北宋前期。為了緩解省試的壓力，在咸平二年(999)便開始規定解額。盡管各地的解額有所不同，但根據歐陽修和汪藻在不同時期所說，大體是參加地方發解試人數的１/100上下。

關于這個數據，我手頭還有一個旁證。這是在北宋熙寧年間到訪的一個日本人的記錄與觀察。入宋僧人成尋在他的旅行記中寫道：“予問司理官子秀才明州秀才來由，答云：明州、溫州、臺州秀才，并就臺州比試取解，約五百來人已上取十七人，將來春就御試取三人作官。五百人秀才中只取三人作官，天下州軍鎮秀才廿萬余人，春間御前比試只取三人給官，約千人取一也。”這里的“千人取一”,不管是出自明州舉子之口，還是來自成尋的計算，都反映了北宋中后期的人們對當時科舉倍率的事實認知。

降至南宋，領土減少了三分之一，而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數未減反增，情況更為嚴峻，競爭更為激烈。特別是東南沿海各州郡發解試的參加者，“大郡至萬余人，小郡亦不下數千人”。周必大記載其家鄉江西廬陵“平時應詔，率數千人試”，在光宗紹熙三年(1192)年的解試，則“赴舉者逾萬人”。而據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知福州趙汝愚的奏疏透露，該州當年貢舉之前的發解試“納家保狀”的報名者便達一萬六千人，“而解額只六十二人，系二百七十方解一人”。而在這十年前的淳熙元年(1174)，福州“應詔者兩萬人”。又據朱熹說，有的州甚至是“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朱熹所言，有南宋末年寫下的詩為證：“鹿鳴今日宴佳賓，六萬場中一百人。”而臺州在南宋嘉定年間(1208—1224)竟接近“千取其一”的“人盛員窄”的狀態。

然而科舉參加者日增，鄉試發解額卻沒有實質性的增加。比如江南西路吉州的解額，北宋末年應試人數約為4000人，解額為45人，到了南宋，應試人數常達萬人，而迄至南宋末年，解額卻一直停留在68人。比較45人，68人的確略有增加，但跟應試人數相比，在比例上則是不升反降。前面述及的福州狀況也是如此。北宋末和南宋前期的解額為68人，應試人數為3400多人。而至開禧三年(1207)，應試人數達18000人，解額卻降至54人。

不僅鄉試發解額沒有實質性的增加，省試錄取名額從應試人數上看，比例也有了減少。北宋后期約為十取一，到了南宋，自孝宗朝以后則約為十六取一。當時，若是俯瞰科場，那是一幅萬頭攢動的悲壯景象。

透過以上的數據資料，舍去地域不均衡的因素，按北宋舊解額百人取一、省試十人取一這樣保守地計算，南宋登科者五萬一千人的背后，有著一百五十年間將近五千萬人次落第于“孫山”。五千萬人次，這是一個相當巨大的數字。這是一部真實卻被人遺忘的“儒林外史”。

其實，科舉之路從來都是如此艱難。北宋的富弼在一篇奏疏中就慨嘆道：“自古取士，無如本朝路狹。”宋代的科舉已經相當開放，無論是“工商雜類人”。還是“獰干黥吏之子”，皆可投牒自進，參加考試。那么，富弼為什么還說宋朝取士最為路狹呢?他具體解釋說：

三代以往不復紀，列兩漢而下，歷南北朝及隋唐十余代，取士之法，各有科條。大率如賢良、孝廉、孝弟〔悌〕、力田、明經、秀才、進士，唐又添制舉五十余科。此外又許藩鎮辟召及諸色人薦舉，亦許自薦拜官。歷代求人，唯務廣博。所以天下懷才抱器之士，無不牢籠收攬，盡為朝廷之所用也。國家取人，唯有進士、明經二科。雖近設制舉，亦又取人不多。是三者，大抵只考文辭念誦而已。天下之士有大才大行而賦性不能為文辭就舉試者，率皆遺之。

原來，富弼是說入官的方式過少。可以這樣說，科舉主要是為平民百姓走入仕途開辟的一條路，因為正七品以上的中高級官員均可通過蔭補的方式讓自己的子弟入官，少數高級官員甚至可以蔭補異姓親屬或門客入官。此外富裕家庭還可以錢財進納補官。

不過，在士大夫政治支配下的宋朝政府，為了保持最優秀的人才永遠處在高層，限制以蔭補或進納等方式入官人的升遷，使這些人很難躋身于中高級官員之列，只能游蕩于低層。因此說，宋代門蔭雖盛，實授小官，難以左右朝政。楊萬里之長子楊長孺以蔭補入官，楊萬里在給友人的信中就慨嘆：“以門子而進，故墮在千官之底。”科舉出身的榮耀與仕途升遷的需要，使不少以蔭補等方式已經入官的人又去參加科舉考試，以獲取出身的名譽與進一步升遷的資格。萬人奔競，對科舉一途趨之若鶩，使得科舉之路變得異常擁擠不堪。魯迅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這里，似乎可以將這句話反過來說，地上本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沒有了路。就競爭激烈的科舉來說，正可以這樣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