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國共兩軍“川西大決戰”前夕，一場國民黨均起義與反起義的秘密斗爭，在沒有硝煙的戰場悄然展開。敵我雙方的為爭奪川軍和退守到四川的國民黨殘兵，展開了驚心動魄的“秘密戰”。本文為你揭秘雙方在秘密戰線的斗爭。

劉文湖的西康省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針對蔣介石布下的在川、滇、鄂、黔的"天羅地網"開始迅猛沖擊，以風卷殘云，洪水滌蕩之勢很快突破了"川、鄂、湘"千里防線，打破了蔣介石苦心經營的川東門戶，繼而虛晃一槍攻占貴州遵義后，又搶占川南自貢、榮縣、樂山，同時，以秦嶺以北的一野十八兵團形成一把大鐵鉗，慢慢向國民黨殘敵頭上夾來。四川全景解放指日可待，但此時蔣介石的部隊仍有50多萬兵力，妄圖垂死掙扎，制定了川西決戰計劃，與中共決一雌雄。中共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一面著手部署中共四川各級組織對策劃國民黨部隊倒戈起義準備工作，一面聯合民革、民盟等組織，開展對國民黨內部的策反活動，

出版的《成都文史資料》

中共中央指示川東、重慶，成都的地下黨工委或特委，以及中共香港支部，派人到川軍或外來聚川的國民黨殘軍中，作策反工作。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敵工部情報處也派出人員進入國民黨各部作策反。中共地下黨秘密黨員在四川實力派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部中開展了大量的策反工作，且富有成效。國民黨西康省主席兼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川陜邊區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潘文華，早在共產黨長期的統戰工作爭取下，越來越靠近共產黨，隨時準備與反動政權脫離，待機起義。

當時，國民黨部隊內部，部分將士軍心開始動搖，國民黨軍羅廣義、陳克非、董宋珩、李振、裴昌會等部也成為中共方面爭取的對象，地下黨根據國民黨內部的情況，通過中共在雅安的電臺，向中央匯報四川形勢，并建議以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率先起義，引發動搖的羅廣義、陳克非、董宋珩、李振、裴昌會等部的起義。

劉文輝

劉文輝早在大革命前就是共產黨的統戰對象，其二十年的歷程中，時有動搖，但在與過境紅軍交鋒時虛與委蛇，受到蔣的"悔過"的處理。蔣介石為排擠、取代或消滅地方勢力，與劉文輝積怨甚深，甚至矛盾尖銳。蔣介石攪盡腦汁想吞并劉文輝勢力，李文慧也變著法子同蔣介石明爭暗斗。這一斗就是二十年。共產黨針對敵營中復雜的成分，及時派員作劉文輝的工作。對劉文輝影響最大的是1942年周恩來通過劉文輝的川軍駐重慶辦事處楊家楨引見，在重慶機房街親自與劉文輝面談，做劉文輝的工作。雙方達成協議，中共方面派出共產黨情報人員王少春夫婦到劉文輝的西康省府雅安，設立紅色電臺，使劉文輝能夠經常聽到延安的聲音。

張友漁

1945年春，中共中央派出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張友漁。到劉文輝部，與劉的朝夕相處一個多月。這一個多月，劉文輝的世界觀有了明顯的轉變，加深了對共產黨的認識。正如后來劉文輝回憶說:"1945年2月間，張友漁到成都，共產黨派他幫我進行政治理論學習。張友漁每天清早就到我的正街住所，給我系統地分析世界和中國的革命形勢，講革命理論和黨的方針政策，連續達一個月，我等于進了一次政治學校"。

經過共產黨多年的感召、爭取，劉文輝把自己的利益逐漸同人民的利益放到一起，把自己的前途也逐漸托付在人民的陣營中，因此在解放解放軍大舉入川時，他及時遵照周恩來的電示開始起義準備工作。在1949年初，中央派曾在劉文輝部任師長民主人士張志和到四川，策反劉文輝。張志和在中共周恩來、張曙光、羅世文、華崗、張有漁的領導下，做了大量的工作。

緊接著，中共中央派員與在香港的民革中央負責人李濟深取得聯系，得到了民革中央的大力支持。

李濟深

1949年4月，李濟深任命民革成員杜重石為民革西南工作區中央特派員，攜帶李濟深親筆信從香港到成都，與劉文輝見面，并商議民革成立川康分會，劉文輝任主任委員、李宗煌為副主任委員。隨即，成立反蔣的川西民主聯軍，劉文輝為聯軍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李宗煌為副委員長。不久，民革中央邀請王蘊茲從澳門到成都，就任軍事委員會參謀長兼民主聯軍川西軍區司令，李宗煌兼川南軍區司令，川北十縣由民革成員寇幼樵負責。王蘊茲聯絡當地哥老會、及部分警察、組成了1000人的武裝部隊，秘密籌劃，為劉文輝部起義做準備。

5月初，國民黨溫江專員馮均率領一個團的保安部隊去川西崇寧視察，王蘊茲誤以為民革聯軍被察覺，于是在崇寧倉促起義，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被國民黨特務鎮壓。李宗煌被捕，被國民黨特務殺害。劉文輝將王蘊茲撤退到雅安的川西聯軍收編到自己的部隊保護起來。

而此時的國民黨軍，也在積極加緊控制軍隊。蔣介石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召集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和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指示他們關注川軍的動態，防止川軍反水。并特別提醒毛人鳳、徐遠舉監視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部的動向。同時，蔣介石還一再要求胡宗南抓住部隊，管控好軍官，確保蔣軍嫡系部隊不出任何問題。

解放軍進入重慶之后，蔣介石來到成都，進一步加緊了對軍隊的控制。十二月六日，蔣介石在成都召集張群、王纘緒，王陵基、盛文等川內反共實力派人物，要求他們：清理干凈內部地下共產黨員，不能讓軍中的動搖分子掌握住各師各團各營的軍權。同時要求所有軍、警、憲、特機構，盤查進入軍營的所有人員，防止共黨對部隊的滲透。還在各部隊貼出公告，頒布《戰時條例》，嚴禁非本部人員進入軍隊營房。凡進入軍隊駐地的人員，必須持有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的通行證，而所有通行證由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審核簽發，以此同時，蔣介石要求毛人鳳向各部隊政工處（或第二處），派員駐扎隨時監控軍隊來往人員，以防止中共對軍隊的策反。張群還根據蔣介石的要求，在成都市內軍、警、憲、特組織，大肆內查搜捕共產黨，搗毀黨的地下組織、抓捕民主人士和進步學生。

蔣介石最放心不下的時川軍。十二月六日下午，劉文輝接到張群電話，通知他到張群辦公地“勵志社”面談。劉文輝拉著四川省政府秘書長鄧漢祥同去以求照應。在談話依然無果的情況下，張群當場就給胡宗南打電話，將劉文輝交胡宗南，強令其“合署辦公”，以對劉文輝的監視。但胡宗南此時人在綿陽，張群立即以蔣介石的名義，要胡宗南返回成都。張群又以“軍務重大”為由，要劉文輝晚上與胡宗南商議。劉文輝無奈，只能等候得待胡宗南回蓉。

張群

19時許，張群、顧祝同、胡宗南、肖毅肅來到劉宅開會，雖屢有爭執，但劉文輝的“堅定”表態，給眾人吃下一顆定心丸。劉文輝說：“事實擺得最明白，我是大軍閥，又是大官僚，又是大地主，又是大資本家，樣樣占齊了，共產黨搞的是無產階級革命，哪里還會容得下我！” 張群等人聽了，說：“自乾今晚說的是真心話。”從而，解除了對劉文輝的要挾。會后，張群再次試探劉文輝和鄧錫侯，并未發現異常，于是向蔣介石匯報，蔣介石心里稍微踏實了一些。

十二月六日，蔣介石召見毛人鳳，要求毛人鳳“殺雞儆猴”，制造白色恐怖。嚇退地下黨和民主人士在成都的活動。

六日晚上，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和軍統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在保密局成都稽查處長周迅予的東門街公館內，秘密召集了呂世鯤、楊超群、何龍慶等保密局成都站領導人開會，研究屠殺位于將軍衙門看守所內的在押政治犯。軍統成都站奉毛人鳳指示，將34名在押重大政治犯造冊，報送省特委秘書長徐中齊轉毛人鳳。其中，中共黨員14人，民盟盟員5人，民革成員3人，共產黨領導的外圍組織成員7人，其他革命青年及愛國民主人士7人。七日晚，軍統將這些革命志士殺害于成都十二橋，制造了著名的“十二橋慘案”事件。

毛人鳳

國民黨的恐怖活動，沒有嚇退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反而激發了他們的斗志。中共方面，立即加緊了策反工作。第二野戰軍派譴人員周超(化名章浩然)、朱穗欽、張俠，地下黨員胡春浦、洪寶書、王一平、詹大風、呂振修等，民盟的潘達逵、張志和、張鵬翼、黃慕彥等，直接進入國民黨軍各部。開展策反工作。

劉文輝，鄧錫侯，潘文化未配合中共的行動，組織主要部屬趙星州、牛范九、楊曬軒、黃隱、嚴嘯虎等人，在龍興寺建立起義大本營。為提前做好準備。隨即，劉文輝，鄧錫侯，潘文化與二野戰軍代表、地下黨員、民主人士、川軍軍官，商量成立一個綜合小組來組織實施。

經多方協商，決定綜合小組由民盟成員潘大逵具體負責。下設:組織組，由朱德欽、朱彥林、黃幕彥，胡克林、陳離等組成，朱德欽為召集人，嚴嘯虎。吳宗國列席；參謀組由章浩然，萬里、何翔迥、鄧亞民、張熙民、周朗清、黃慕彥、金摶九等組成，章浩然為召集人；宣傳組由張伯英、趙一明，鄧實庵、李光韜等組成，張伯英為召集人；情報組由萬里、劉重威，蔡可彬、何翔迥等組成，萬里為召集人；保衛組由張鵬冀、李載之、徐盛霖等組成，張鵬冀為召集人；策反組由胡克林、朱彥林、李鐵夫、李蜀華、何家杰等組成，胡克林為召集人。

紀念館內的成立綜合小組的介紹

綜合小組開會，除各小組負責人外，還有鄒趣濤、陳離，李鐵夫、陳蘭亭、朱彥林、黃慕顏、邱翥雙、曹四笏，李靜軒、黃冀等多方面的人士參加，各組交互出席，互相配合。所有軍事部署和策反工作均由三個組會同辦理。

統一行動小組成立后，劉文輝帶病抓緊工作，迅速做好起義及通電準備，并由中共黨員王少春電報往中共中央。中央根據當時四川的敵我勢力，要求做好準備，起義聽后中央安排。

當時，國民黨胡宗南集團，宋希濂集團、孫震集團，僅正規軍約50多萬人，再加地方部隊的非正規軍，約30多萬人之眾，這些部隊占據了四川境內的要塞之地。而。劉、鄧，潘。三將軍直屬部隊不過3萬人，加上他們能控制的其他地方武裝不過5萬人。能爭取中立的國軍各部，在解放大軍未入川境時，大約10來萬人。可見軍事壓力之大。這也是蔣介石為什么孤注一擲，要與中共進行川西決戰的原因所在。同時這也是中共中央要求劉文輝等“做好起義準備，聽候中央安排"的根本原因。

此時，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的動向，蔣介石也已經掌握，毛人鳳、徐遠舉曾多次向蔣介石報告說劉、鄧、潘有可能“反水”。但蔣介石仍然抱有幻想，認為劉、鄧、潘曾打過共產黨，”尚可再爭取“。于是，十一月三十一日，蔣介石親臨劉宅，籠絡劉文輝，劉文輝則與蔣介石“打太極”，虛以應付，麻痹蔣介石。

十二月一日，蔣介石又派張群，試探劉文輝意向，張群心機頗深，向劉文輝拋出4個問題“征求意見”：一是蔣介石是否應復職總統？二是由誰擔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職？三是“川西決戰”應怎樣部署？四是劉文輝、鄧錫侯的部隊該如何與胡宗南部配合？這些問題的目的是打探劉文輝的真實立場。

鄧錫侯

劉文輝說，先是強調打仗問題最為緊要，要倚重胡宗南部，其他問題無關痛癢。之后，劉文輝既講了少許對蔣不滿的牢騷話，又顯示出拼死應戰的決心。同時還提及他指揮的第24軍集中起來難度較大云云，以諸種瑣碎矛盾之事轉移張群注意力，使其始終摸不準自己底細。

蔣介石又通過四川省秘書長鄧漢祥聯系劉文輝和鄧錫侯，說為加強指揮配合，請二人與胡宗南合署辦公，還要劉文輝、鄧錫侯家眷先去臺灣。

劉文輝同鄧錫侯連夜商議，決定先口頭應允合署辦公，但不具體執行，以拖待變，并找托辭拒絕將家眷遷往臺灣。蔣介石不甘心，又派張群和財政部長關吉玉軟硬兼施，反復催促劉文輝送家眷成行，但劉文輝等人就是拖著不答應。

潘文華

十二月七日，徐遠舉向蔣介石匯報，劉文輝等人在調動部隊，可能要反，蔣介石大驚，在看完徐遠舉的報告細節之后，終于決定解決劉文輝等人。

12月7日，狡詐多疑的蔣介石通知劉文輝、鄧錫侯于下午四點趕至成都北校場開會，欲強其綁在蔣家王朝反人民的腐朽戰車上，劉、鄧當即識破陰謀，商量決定立即北上回到八十華里的彭縣。彭縣是鄧部九十五軍的防區，而且戰略位置好，退可到廣大的龍門山區，進可一馬平川。直下成都。

劉文輝立即通知提早兩日先離虎穴去灌縣的潘文華，然后分頭出北門在城皇廟后會合。劉文輝這時正患哮喘病，被隨員扶著從北城門左缺口處翻出高墻，來到約定地點，鄧錫侯已挎著作掩護的獵槍等候在廟后壩上。脫離了成都等于暫時逃脫了兵山，沖破了牢籠。

成都解放新聞報道

但二人深知，他們的出走，對蔣介石來說會是怎樣的心情，又會使出怎樣的手段。于是劉文輝即刻電告西康軍政負責人按既定計劃準備行動，令駐成都武侯祠的二十四軍所部準備開展。鄧錫侯也令所部九十五軍黃隱的一二六師駐廣漢部隊移至彭縣；駐新都的六三七團移至彭縣蒙陽鎮擔任警戒，令駐灌縣的二二五師進入戰斗準備，駐崇義橋的鄧部駐軍立即進入戰斗狀態，并要求其在通往成都的要道口上進行警戒。

第二天。劉文輝、鄧錫侯繼續北進，至新繁龍橋已中午1點，蔣介石派王纘緒親到龍橋鎮勸說二人回到蔣的懷抱，為了讓劉文輝、鄧錫侯相信蔣介石的“誠意”，承諾以其子蔣經國作人質。以此來誘騙兩位將軍"回心轉意"。劉文輝、鄧錫侯不為所動，王纘緒只能回去復命。為躲避蔣介石近距離轟炸，也為盡快實現起義，劉文輝、鄧錫侯連夜趕往彭縣。

彭縣起義

十二月九日，國民黨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聯名在彭縣通電正式起義，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彭縣起義“。受其影響，

第16兵團副司令董宋衍在金堂宣布起義，第15兵團、第20兵團在四川郫縣宣布起義；裴昌會率第7兵團在四川德陽起義，第18兵團司令官李振也派代表與解放軍接洽起義。幾乎是一夜之間，國軍六個兵團當中有五個都放下了武器。國民黨軍的先后起義，蔣介石“川西決戰”計劃徹底破產，于12月10日倉皇逃往臺灣。

彭縣起義是我軍在圍殲國民黨胡宗南集團及川境其它殘敵的緊要關頭的率先義舉。它打亂了蔣介石預謀與我軍作最后"川西大決戰"的部署，動搖了國民黨反動當局，妄圖建立所謂"陸上基地"的根基，關閉了胡宗南部逃竄康、滇的大門，加快了解放大西南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