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獻的一朵小花

——懷念杜心源同志

李 致

1949年12月,杜心源同志隨解放大軍到四川,任中共川西區黨委宣傳部長。我1950年去重慶,1957年底又調到共青團四川省委。當時已合省,我在團省委學校部工作,有機會接觸心源同志。

開初,主要是召開高等學校團委書記會議時, 我去請心源同志作報告。當時團省委在多子巷,對門就是省委宣傳部,沒有武警站崗。幾步路,就闖進心源同志的辦公室。心源同志身材高瘦,濃眉大眼,很慈祥,沒有官架子。我很愿意接近他。

20世紀60年代初期,由于“左”的思潮的影響,學校的政治思想工作相當簡單粗暴,常常抓到小事無限上綱。對某領導有意見可能被認為是“反黨”,對生活上有不滿,可能被認為是“誣蔑‘三面紅旗’”。不是學生自己檢討,就是開會批判。學校政治思想沉悶,個別學生自殺。基層同志不敢反映真實情況,學校領導亦不能解決問題。

時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深入群眾,了解不少情況。他認為作為黨的助手,共青團的干部應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把真實情況及時反映給各級黨的領導,以利及時解決問題。耀邦同志倡導各省、市團委辦一個叫《情況反映》的內部刊物,刊名用黑字印刷,以區別于正式的“紅頭文件”。

團省委也辦了這樣一個《情況反映》,反映了學校政治思想工作不少的問題。心源同志和省委宣傳副部部長兼副省長康乃爾同志很重視這些情況。例如, 一所大學有一學生自殺,團省委反映了情況,該校校長竟不知道。康乃爾說:“《紅樓夢》里,金釧兒跳井自殺,賈政氣得蹬腳,說賈府居然發生了這類事件!這個封建家長尚能如此,社會主義的大學校長居然不了解情況。這樣行嗎?”心源同志拿著我們的《情況反映》,把事件發生及過程講得清清楚楚,強調要關心學生,思想工作要深入細致,教育和幫助學生健康成長。為此,心源同志多次表揚了團省委學校部。現在回想,在充滿“左”的思潮中,心源同志的這種愛護青年學生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是很難得的。

1966年鬧“文革”,我在共青團中央被“揪”出來。由于我到團中央工作時間短,“罪行”材料不多。有個別有用心的人,煽動“造反派”到四川了解我的“歷史罪行”。她親自和另一男同志到團四川省委,似乎帶了一堆“原子彈”回京。開批判我的大會時故弄玄虛,把“原子彈”拿在我頭上晃來晃去,以勢嚇人。好在我并不認為自己有罪,心態頗好,不嚇不倒。她終于氣極敗壞地拋出一個“原子彈”!原來據她了解,團省委搞的“黑材料”,多數是我出點子、修改和定稿的。四川的“最大的走資派”之一的杜心源對這些“黑材料”極為欣賞,用來推行他的“資本主義路線”。她咬牙切齒地問:“你自己交代,你是不是杜心源的黑爪牙? ”我這才知道,我和心源同志還有這層“黑”關系。

在一定條件下,事物往往向它的反方向發展。這件事不但沒讓我與心源同志“劃清界線”,反而更感到與心源同志親近了。我被“解放”后,1971年回成都探親,聽說心源同志已“解放”,住在商業街50號,便和四姐李國瑩一起去看望他。不巧,馮喆同志的夫人、川劇演員張光茹正在心源同志那兒訴苦——馮喆是著名的電影演員,“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心源同志充滿同情地聽她傾訴。我們旁聽一個多小時,插不上嘴,只得告別。但我并無遺憾,見到了心源同志身體健康,仍然保持了老干部老領導的工作作風,我從心底感到高興。

1973年夏,我調回四川,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革委會副主任。那段時候,“四人幫”在臺上,根本談不上工作,只算混日子。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大家都很高興,似乎看到了希望和前途。可是不久又批 “右傾翻案風”。因為離開團中央時,耀邦同志曾告誡我黨內路線斗爭很復雜,遇事要獨立思考,沒有弄清楚以前,不要吹喇叭抬轎子。加上經過多次反復,許多人都不滿意江青一伙人,因此我對所謂“批鄧”, 只不過是應付了事。有一次,忘了為一件什么事,我到書記院去找心源同志。談完之后,他突然問我:“出版社的運動搞得怎樣?群眾對‘批鄧’有什么反映?”

我對心源同志并無顧慮,但長期的白色恐怖,不能不有所警惕。記得北京一位同志來看我們,曾擔心所住賓館有無竊聽器。我向心源同志報告,說機關的群眾有兩種態度:一種是響應號召,認為鄧小平否定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文革”,如不批深批透,封資修就要復辟。另一種是認為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一年多,扭轉了許多混亂局面,工作成績顯著,群眾十分擁護,再“批鄧”又得亂下去,后果不堪設想。雖是客觀敘述,但重點放在后者,聽話聽音,心源同志當然明白。

心源同志說:“有后一種觀點的人不少。”

我也明白心源同志的意思。于是就交流群眾的看法,我們談了一大堆群眾不贊成和消極抵制“批鄧”的情況。這次談話,把我們的心緊緊地連在一起。

大約在1974年秋, 曾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克實同志,時任國家地震局局長。他在視察了云南的災情返北京途中,路過成都, 主動與我打了電話。克實長期分管學校工作,我是他的“老部下”。在團中央關“牛棚”的最后一個月,我倆共用一張幼兒園的小桌子,學《毛選》,寫交待,也是難友。我與幾位長期做團的工作的老同志,有康乃爾和張惠明、李止舟和趙濟、向洛新和陳家俊,各家做一兩樣菜,請克實在我家吃了一頓飯。無非是本著“休談國事”的原則,閑聊了一會兒。這次聚會,后來竟被社里的造反派頭頭告到省革委會去了,只是我當時不知道。

1976年10月, 萬惡的“四人幫”被粉碎。

一個偶然的機會碰見心源同志,大家都因粉碎“四人幫”感到由衷的高興。閑聊中, 心源同志談到出版社的一個造“反造派”頭頭,在批“右傾翻案風”時,把我們與克實的聚會當作“黑會”上告。為了要與“右傾翻案風”扯在一起,他把我們1974年的聚會改為1975年,從胡克實聯系到胡耀邦,又從胡耀邦聯系到鄧小平。心源同志笑了笑說: “你們聚會的這些人,我都認識。老同志見見面,這是很正常的事。我沒有理會他的告狀。”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再一次感到“四人幫”的追隨者之卑劣。同時,也感到心源同志一身正氣,對我與其他老同志的關懷和保護。

粉碎“四人幫”,人們爆發了極大的工作熱情。出版社的廣大職工, 在解決“書荒”,為老作家恢復名譽,按時供應教科書以及其他工作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身為主管文教工作的書記,心源同志非常關心出版工作。每次我送樣書去,他都要問長問短。有一次他專門要我去,詢問四川為什么沒有出版周克芹的長篇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1979年初,中央一個部門準備調我去工作,省委組織部部長安法孝同志寫信給我,說與心源同志研究,源同志“堅決不同意把你調走”。我的四姐從剛解放起與心源同志就有接觸,對老領導說話比較隨便。有一次她開玩笑問心源同志:“你為什么老表揚李致?”心源同志聽后,慈祥地笑了。那種關心和愛護同志的笑容,以及上述諸多往事,使我難以忘記。

心源同志逝世十周年時,他的女兒秀文曾希望我寫篇短文。當時雖未趕寫出,但在我的記憶中,這些往事總在閃光。現將這些閃光的往事,編織成一朵小花,獻給心源同志。

2001年4月12日

來源:頭視界

作者:李 致(1929年生,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在共青團系統工作,先后任共青團四川省委《紅領巾》雜志總編輯、團中央《輔導員》雜志總編輯。改革開放后,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長、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四川省振興川劇領導小組副組長等職,先后兼任四川省出版總社社長、四川省政協第六屆秘書長。連任三屆四川省文聯主席。從事寫作“往事隨筆”,出版五卷六本《李致文存》。現任四川省文聯名譽主席、巴金文學院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