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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宣布投降之后，第一個問題就是解除日、偽軍隊武裝，接受其投降的問題。當時抗日統一戰(zhàn)線至少在名義上還存在，共產黨所領導的部隊還是全國抗日軍隊的一部分，按理，當然有權接收為其所包圍的敵偽軍的投降。

但是蔣介石決心戰(zhàn)后削弱乃至消滅共產黨的力量，不允許共產黨的部隊受降。因此一開始，圍繞這個問題就發(fā)生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1、誰有權接收投降日軍？

1945年8月10日至11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連續(xù)發(fā)布七道命令，令華北、華中、華南各解放區(qū)的軍隊迅速前進，收繳敵偽武裝，接受日本投降，并令其他部隊迅速深入東北，配合蘇軍解放東北。

11日，蔣介石發(fā)布兩道命令：一給國民黨軍隊各戰(zhàn)區(qū)將士，令其“一切按照既定軍事計劃與命令積極推進，勿稍松懈”；另一給朱德，令“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動”。同時下令偽軍“切實負責，維持治安”，抵抗八路軍、新四軍的受降。13日，中共方面由毛澤東起草，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名義致電蔣介石，拒絕其11日的“命令”。

8月15日，蔣政府發(fā)言人在記者招待會上稱，對委員長之命令“違反者即為人民之公敵”。

15日，朱德總司令向美、英、蘇三國駐華大使送出給三國政府說帖一件，要點是：

(1)國民黨政府在受降及受降后締結的一切協定不能代表解放區(qū)、淪陷區(qū)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裝力量，有涉及處，我們保留發(fā)言權。
(2)在延安總部指揮之下的武裝力量有權根據《波茨坦公告》條款及同盟國之規(guī)定，接受為我軍包圍之日偽軍投降，收繳其武器財產。
(3)解放區(qū)、淪陷區(qū)人民及一切抗日武裝力量有權派代表參加盟國受降及處理敵國投降后的工作。
(4)解放區(qū)及其一切抗日武裝力量有權選代表參加將來處理日本的和平會議和聯合國會議。
(5)為減少中國的內戰(zhàn)危險，請美國停止繼續(xù)執(zhí)行對國民黨政府的《租借法》，如國民黨政府發(fā)動內戰(zhàn)（此種危險現已極嚴重），請勿給其援助。

8月16日，中共方面又電蔣介石，請其制止內戰(zhàn)，辦法是各自軍隊所包圍的敵偽軍由各自的軍隊受降。并指出：“這不但是一切戰(zhàn)爭的通例，尤其是為了避免內戰(zhàn)，必須如此。”

8月23日，國民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向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發(fā)布命令，已經把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稱為“非法武裝組織”，要日軍不但拒絕向其投降，而且要作有效之“防衛(wèi)”，甚至進而要日軍負責“收回”這些人民武裝占領的地方，以待國軍接收。

顯然，當時中國已是內戰(zhàn)危機四伏，而對日本侵略軍受降問題是否得到妥善解決，是能否避免內戰(zhàn)的關鍵。這也是對美國戰(zhàn)后對華政策的第一個考驗。

對這個問題，美國的方針是明確的：支持蔣介石單獨受降；用美國軍事力量幫助蔣介石搶在共產黨前面占領陣地；與蔣共同利用日偽軍抵制中共。

杜魯門后來在回憶錄中有一段追述說得很明白：

蔣介石的權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假如我們讓日本人立即放下他們的武器，并且向海邊開去，那么整個中國就將會被共產黨人拿過去，因此我們就必須采取異乎尋常的步驟，利用敵人來做守備隊，直到我們能將國民黨的軍隊運到華南，并將海軍調去保衛(wèi)海港為止…這種利用日本軍隊阻止共產黨人的方法是國防部和國務院聯合決定而經我批準的。

以上所說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的聯合決定于8月10日由參謀長聯席會議向魏德邁下達，作為他在華行動的正式指令。

2、向沿海運兵

事實上，至少早在7月間，美方已經開始這方面的計劃。魏德邁于7月31日與蔣介石、宋子文會談，就已經就美國助蔣搶占地盤，包括運用美海軍陸戰(zhàn)隊，達成原則協議。8月1日，魏德邁致函陸軍部，建議增派美軍，并授權其在蔣介石軍隊暫時來不及集結的地方代表蔣行事，為蔣調動軍隊鋪平道路。他還要求為此批準他運用一切可能的后勤支援助蔣占領地盤。

8月12日，赫爾利針對朱德總司令的命令，致電國務院稱，美國如果允許一個“武裝交戰(zhàn)政黨”受降，則中國肯定會發(fā)生“自相殘殺”的戰(zhàn)爭，建議規(guī)定一切日偽軍只向國民政府投降。

8月15日，杜魯門發(fā)出“一號通令”，要日本天皇命令中國戰(zhàn)區(qū)的日本海陸空將領（除中國東北外），都向蔣介石投降。對于朱德致美英蘇的說帖，美方于8月22日答復，聲稱三國已同意應由蔣介石及其代表受降，實際予以拒絕。為拉住蘇聯起見，美國還擬就了一份同樣內容的美、英、法、蘇四國聯合聲明。

后因中蘇條約發(fā)表，同時毛澤東已到重慶進行談判，美蔣都認為不再需要，故未發(fā)表。在8、9兩個月間，美國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幫助蔣介石運輸軍隊的行動。

魏德邁給艾森豪威爾的一份報告中作了生動的描述，并稱之為“世界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空中軍隊調動”。

10月上旬，美國海軍又開始運國民黨軍隊到內戰(zhàn)前線。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于9、10月間在天津、塘沽、青島登陸。同時美國海軍航空隊三個大隊進駐青島、北平。

魏德邁認為“這一行動對增援從北京直到沿海的華北地區(qū)，包括山東半島，是極有價值的”。在受降問題上，美蔣之間也曾有過爭論。

蔣方原來有意讓原駐各區(qū)的國民黨軍隊就近向敵偽區(qū)進軍受降。但是美國指明南京、上海、廣州、天津、北平等大城市必須由美國空運美國所指定的美械裝備部隊受降，以控制全部受降權。蔣方在大部分地區(qū)又必須依靠美國空運才能趕在中共軍隊的前面，所以只得聽從美國的意見。

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在日本投降前沒有在中國登陸，而在日本投降后大批登陸，其表面任務是幫助中國軍隊解除日軍武裝，實際作用有二：一是幫助蔣軍與中共軍隊搶占地盤，一是在華北保留美國的武裝力量以與東北的蘇軍取得平衡。

從10月下旬起，美國開始幫助蔣介石向東北運輸軍隊。關于東北問題，美國政府內部也有不同意見。魏德邁一貫主張東北“托管”。他為蔣設計的方針是：鞏固江南，占領和穩(wěn)住華北，暫時放棄東北。為了避免東北落入中共手中，也為了抵制蘇聯影響，可由五大國共管，或聯合國托管。因為他認為蔣介石的實力不可能兼顧華北和東北。

如果美國幫助蔣占東北，以后還要負擔無止境的后勤支援，將投入太多人力物力而不能自拔，且有同蘇聯發(fā)生沖突的危險。

另外一些人，包括馬歇爾在內，都主張助蔣占領東北，主要是蘇軍已在東北，對蘇聯的意圖不放心，并且認為一個沒有東北的中國對美國的戰(zhàn)略和經濟意義都大大減少。更重要的是蔣介石不同意。蔣在“九·一八”事變中采取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國唾罵后，經過全國人民八年抗戰(zhàn)奪回的土地，再交給外國人管，是無論如何通不過的，何況他本意是要利用美蘇矛盾，借美國之力一舉確立在東北的統治，把共產黨的力量鎮(zhèn)壓下去。

美國政府的決策是大力助蔣向東北運軍。蔣軍多從南方調來，衣著單薄，美國專門送來部隊所需寒衣，馬歇爾在美國親自督辦此事，還以沖繩為基地，由美國海軍艦只運送彈藥和給養(yǎng)。

根據1945年11月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fā)布的公告，到那時為止，國民黨政府已調動100萬正規(guī)軍，并指揮70萬偽軍進攻解放區(qū)。

根據美國自己公布的數字，美國共運送40至50萬蔣軍至新的陣地，派了5萬海軍陸戰(zhàn)隊助蔣守住這些陣地。在美軍幫助下，蔣軍得以接受120萬日軍中的絕大部分的投降，并繳獲其裝備和物資儲備。

美軍遲遲不撤出中國，其理由是遣返日俘任務沒有完成。但由于美國阻止中共部隊就近受降，硬從遠處調來蔣軍，致使這項工作進行得出奇地緩慢。根據11月18日美國軍方的統計數字，整個太平洋地區(qū)已遣返的50余萬日本軍民中，從中國遣返的不到7000人，其中軍人只有約400人，其余都為平民。而在中國（包括東北）還有200至300萬的日本軍民等待遣返。

這種情況引起了各方注意。在中共代表周恩來的質問下，魏德邁承認，解除日軍武裝進展緩慢是“（中國)中央政府明確表示的愿望”。

3、不介入還是大力扶蔣？

美國給自己的政策定了兩條：一是大力扶蔣；二是不介入中國內戰(zhàn)。

這兩條從一開始就是自相矛盾的。

到1945年下半年，對這對矛盾的兩個方面，美國政府內部在看法上仍然存在著不同的側重點：有的人更擔心卷入中國內戰(zhàn)，有的人更強調必須反共。

8月20日，杜魯門總統派駐中國負責“美國生產使團”的私人代表洛克直接上書杜魯門，強調美國無論如何不要在中國內部事務中站在任何一方。他分析了國共之爭的深刻社會原因，指出國共雙方都不可能妥協。

因此中國內戰(zhàn)的危險嚴重，一旦爆發(fā)，國民黨不可能取勝，對美國也肯定不利，因為這將損害美蘇關系；而且正當工業(yè)國非常需要市場的時候，中國這個市場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將因內亂而大大縮小。洛克認為，中國和平唯一希望在于大國聯合施加壓力。他建議美國要蔣認識到，他如打內戰(zhàn)，《租借法》以及其他大規(guī)模美國經濟技術援助將立即停止，同時向蔣建議邀請英、美、蘇代表加上國共雙方代表組成顧問委員會，提出解決內爭的辦法。

9月間，魏德邁向報界聲稱，美軍在華任務包括“維持秩序”，要一直呆到內部“平靜為止”。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范宣德得知后，向國務卿提出備忘錄，對此表示“震驚”。

他指出，要“維持秩序”，就將使美軍面臨一種尷尬處境：要么用武力阻止中共軍隊占領某個城市，要么把城市交給他們。他說“美國軍隊彈壓平民的動亂這樣一幅圖景當然是很不雅觀的”。因此他認為決不能用美軍來替國民黨維持秩序，如果要這樣做，必須請示總統。

到11月間，范宣德還再次呼吁，“美國切莫介入中國內戰(zhàn)。這終會給美國造成嚴重困難而得不到任何補償的好處”。

另外一些人，主要是軍方人物，強調支蔣的重要性。他們認為，美國實際上已經在援蔣方面花了相當的本錢，美國國旗飄揚之處，就抬高蔣介石的威信。現在問題是美國在這方面準備走多遠。在他們看來，美軍與共產黨發(fā)生沖突的可能性微不足道，陸軍部長帕特森狂妄地宣稱，有6萬美海軍陸戰(zhàn)隊就可以在中國暢行無阻。

他們也看到了美軍的行動與公開宣稱不干涉內政的矛盾，但認為只要公開聲稱美軍的任務是遣返日俘，就可以站得住腳，而如果客觀結果是在國共之爭中幫了蔣介石的忙，那更好。在這個期間，最全面明確闡述扶蔣反共的一份文件是莊萊德提出的。

他明確提出美國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應大力扶蔣“統一”中國，包括中國東北，而且要行動快。

他說美國“安全”的考慮是首要的，至于中國政府是否民主，效能如何及“自相殘殺”的戰(zhàn)爭等等都是次要的。他認為，美不但不能撤出中國，而且不能半心半意援蔣。

莊萊德的意見顯然與他的上級范宣德相左，范只是不置可否地照轉。而國務卿對這兩種意見并未有明確表態(tài)。

其實，身在現場、首當其沖的魏德邁比任何人都能體會到美國政策的自相矛盾。他接到8月10日參謀長聯席會議給他的指示之后，立即致函馬歇爾（當時任陸軍參謀長)，指出，指示中關于“不卷入中國自相殘殺的戰(zhàn)爭”這一條與其他各條是“互不相容”的，如果按字面執(zhí)行，就會取消現在給予“委員長”的軍隊的支持。

他說多數重要的地區(qū)已經為共產黨的軍隊所包圍，美國的行動無論出于什么動機，國共雙方以及外界必然會理解為美國公開聲稱助蔣受降，實際上是阻撓共產黨成功。

他說：“我可能在不知不覺之間使美國直接幫助中央政府鎮(zhèn)壓共產黨軍隊。”他表示在沒有進一步明確指示的情況下，他將按自己的理解執(zhí)行，即“給中國中央政府以充分的支持，包括大規(guī)模空運，以完成其占領（失地）的責任”，只是下令美方聯絡人員一遇中國人之間的沖突趕忙撤出。

以后幾個月中，美國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實際上就如魏德邁所說，“直接幫助中央政府鎮(zhèn)壓共產黨軍隊”。不過不是“不知不覺”而是明知故犯。

蔣介石的確也是這樣理解的。因此他有恃無恐地撕毀《雙十協定》，不斷向解放區(qū)進攻。在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登陸之后，美國軍隊直接與中共軍隊發(fā)生沖突的機會更多，魏德邁一再向華盛頓發(fā)出警告，美國在華北繼續(xù)援助“中央政府”和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留在中國，肯定會使美國“加入（中國人)自相殘殺的戰(zhàn)爭”。

他指出，他的三項任務，即運送國民黨軍隊搶占地盤，遣返日俘，不介入內戰(zhàn)，已互相矛盾到無法執(zhí)行的地步。他埋怨國務院對此不置一詞，說他們應對軍事行動的后果負責。

他要求：要么撤出美軍，要么華盛頓修改對他的指示，冒介入中國內戰(zhàn)和同蘇聯發(fā)生沖突的危險，大規(guī)模增派美軍，幫助蔣介石統一全中國（包括中國東北）。他又提出他所鐘愛的方案，就是利用聯合國建立對中國東北的托管，用聯合國力量幫助遣返日俘，然后撤出，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問題。

4、矛盾政策的困境

1945年11月間，周恩來向魏德邁指出，美國聲稱不干涉中國內政，同時又向華北運送國民黨軍隊，為國民黨護衛(wèi)鐵路，并故意放慢解除日軍武裝的進程——總之是干涉中國的內政。他質問魏德邁如何解釋這明顯的矛盾。魏只能承認他已充分意識到這一矛盾，不過他接受的指令就是如此，作為軍人只好服從。

其實，魏本人的主張就自相矛盾。他本來力主積極援蔣反共，在他接到指令前就已主動作出幫助蔣搶占地盤的計劃。但是他和所有了解實情的美國當政者一樣，知道當時美國要大規(guī)模出兵助蔣打內戰(zhàn)，既沒有力量，又不可取。

他身在現場，無法回避矛盾，深知美國行動的后果嚴重，怕擔不起責任，所以一再向華盛頓要求明確指示。而華盛頓方面又實在想不出兩全之計，只好不表態(tài)，一味繞過魏提出的問題，抓住遣返日俘這一任務作稻草，硬著頭皮說美軍留在中國就是完成這一任務。

直到12月14日，參謀長聯席會議重新修改了給魏德邁的指示，明確美軍可以運蔣介石部隊至中國東北，任務是協助蔣政府重新控制包括“中國東北”在內的地區(qū)，同時加緊遣返日本軍民，重申從日軍手中解放的地區(qū)只能交給“中央政府”指定的機構。

這一指示實際上擴大了美軍在中國干涉的范圍。

總之，從戰(zhàn)爭結束前夕開始，美國的對華政策就面臨著進退維谷的困境，其根源在于決定美國戰(zhàn)后外交政策的幾個互相制約的重要因素：

它以反對“世界共產主義”為己任，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要采取干涉的方針；它要與蘇聯爭奪中國，又怕與蘇聯直接沖突；自己干涉，又怕引起蘇聯干涉，因此必須標榜“不干涉政策”；從軍事上講，它力量有限，重點又在歐洲，因此不可能大規(guī)模對中國進行武裝干涉，只能給蔣以有限的援助；而當時中國內部力量的對比又使美國對蔣的有限援助無法影響事態(tài)發(fā)展的方向；美國根據自身利益不希望中國爆發(fā)內戰(zhàn)，但是它片面援蔣的做法助長蔣發(fā)動內戰(zhàn)的氣焰，加深內戰(zhàn)的危機；美國希望在世界人民面前以“民主”、“自由”的衛(wèi)士姿態(tài)出現，但是它支持反動獨裁的蔣政權的做法與此背道而馳，于是它不斷促蔣進行“民主改革”，而美援源源不斷地送來，又使蔣有恃無恐，不進行改革。

到1945年12月，美國政府還無法拿出一個明確的、助其走出困境的對華政策來。在無可奈何之中，國務卿貝爾納斯等人認為，唯一的出路還是設法讓中國實現停戰(zhàn)。

這時，正在回國述職的赫爾利突然于11月26日辭職，拒絕再回中國。杜魯門遂指派馬歇爾以總統特使身份出使中國，開始了著名的“馬歇爾調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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