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再多的單,也扛不住一紙投訴。
欄目 | 文旅商業故事
領域 | 旅行社
01
我有一個讀者朋友A君,他在川西經營了一家精品小團旅行社,這兩天和我吐槽又被小紅書上的客人氣笑了。
我問他為何怨氣這么重?
A君立刻甩來一組微信截圖,是一個大學生客人寫的500字詢價小作文:
開始,我看著還覺得正常,比如她要求和旅行社簽訂有效法律合同,不含隱性消費、不準抽煙、不能講臟話……
再往后看就有點搞笑了,她對旅行社領隊的深度研究仿佛在相親,不僅要了解年齡、從業時長、專業資質證書,還希望能提供領隊MBTI(一種人格測評工具的測評結果)。
這讓我不由得想起何廣智在脫口秀大會上的段子:
你是INFJ ,他是ENSB,這都無所謂,但不要把這個測試結果當成法條去約束別人、綁架別人......
但事實上,要求提供領隊MBTI只是今年旅行社客人需求增多的縮影,A君說,他所在的領隊群里經常互相曬奇葩客人的奇葩需求:
“比方說,往年最多是問你有沒有旅行拍照服務,現在的客人上來不僅要問你相機型號、無人機型號,還要明確說明視頻剪輯條數、數據存儲方式......全都要求你寫進合同。”
這些詢價客人事無巨細的要求常在川西各個旅行社、領隊群流轉,再被群嘲。
領隊們看完要求,往往直接原地彈射:“接了都是公主”、“看到就腦殼疼”、“這是選妃,不是組團”。
對此,A君也有一種說不清的怨念,他告訴我,今年小紅書渠道來的客人里,六成以上都是大學生,他們有時間,有精力,但錙銖必較很難搞。
“我們現在不是怕服務不到位,是怕服務太到位。”A君苦笑說,“剪了視頻,拍了照片,給了服務,最后反而成了客人證據鏈。”
那不接行不行?
A君說當然可以,但現在川西有8000多個領隊,而去年才3000人,今年一下子膨脹了兩倍多,全是中年失業的,自由職業的,想掙點快錢的......
當內卷加劇,就出現了現在這種荒誕現象:笑臉要精細打磨,服務變成了高風險動作,合同要請律師過目。
A君入行多年,他感慨:“曾經以為旅游業是服務業,結果今年一看,這特么根本是大型乙方生存綜藝節目啊。”
02
行業越來越卷,A君說,川西線現在的競爭不只是服務,而是對風險的承受力。
“就像下面這幾類人群,只要敢接單,那基本都得賭命。”
A君給我看了他們川西旅行社內部一個“黑名單分類表”:事多的大學生、律師、小紅書高頻發帖用戶,昵稱帶“法”、“律”、“公道”的微信號,全都被標注為“高風險客群”。
他說,這不是偏見,是經驗,投訴也不是不能處理,是根本處理不起。
說起來,這些類似的話,我在旅界搭建的行業交流社群每天都要聽幾遍。
所以,我順著“投訴”這個詞往下問,才發現它早就不是簡單的售后流程,而是變成了一整套平臺化輿論工程。
一位旅行社運營同學告訴我,大家都是掙點窩囊費,但現在真正讓人怕的,不是客人不滿意,而是對方掌握完整的“投訴攻略”:
小紅書提前起草避雷文案,出行前就把關鍵詞埋好; 行程中錄音錄像,留下證據鏈備份; 出問題時同步走投訴平臺、微博@文旅、點評類App低分反饋; 同步發動多個小號“聯動發聲”,制造輿情壓力; 最后提出“退一賠三”,不然就持續曝光。
有意思的是,我翻了翻前段時間一個在小紅書上被噴慘的川西旅行社“嗨皮旅行”,大致正是這個流程。
幾個大學生出行第一天,就稱“甩團+黑車”,當天連發多篇避雷貼,之后更有多個賬號輪番上陣,引發文旅部門介入。
而旅行社發布的回應里,甚至包括完整的聊天記錄、路線軌跡、車輛營運信息、語音錄音。
孰是孰非,有待進一步厘清,但即便如此,還是擋不住旅行社持續被開盒。
“不是服務出了錯,而是你無法對抗情緒與平臺合力。”那位運營同學一錘定音。
03
客觀說,國內精品小團抗風險能力越來越差,這事也不能只怪客人越來越會薅羊毛。
“我們確實是軟肋太多。”A君研究“精品小團模式”挺多年,他認為從一開始就游走在合規的邊緣地帶:
交通運輸法規要求旅游車輛9座以上才能申請營運資質,而市面上最多的就是5座或7座車; 領隊并非持證導游,身份模糊,在旅游法框架下基本沒有“合法崗位”的定義; 公司為了靈活操作,大多采用掛靠、拼團、兼職形式,組織架構一旦出事無法承擔標準法律責任。
簡單來說,大家都在做“看起來像旅行社”的事,但從法律上來說,都不完全是旅行社。
這就導致一個怪象:你想寫個合同保護自己,發現根本沒有資質主體可以簽;你想走流程退錢,但沒人能從法務上對接。
A君說得很直白:“不是我們不簽標準合同,是我們就不是標準單位。”
聽上去挺魔幻,但這種現象在川西、新疆、西藏等小團密集線路非常普遍。
南塔縣疆精品小團常規路線白沙湖/旅界實拍
因為這些地方路況復雜,客單高但變數大,傳統旅行團做不了,也不想做。
于是大量自由職業者、中年轉崗司機、旅游博主都開始涌入這個領域,“拿一輛車、一臺相機、一張行程單,就可以上路賺錢。”
我問那你們怎么規避風險?
A君說他們公司花了錢專門買“特殊保險”,就是怕出事賠不上。
“現在已經不是說服務能不能做好,而是萬一出事誰來兜底。”
可惜,大部分同行并沒有這么自覺,他們更傾向于“能上就上,出了事再說”。
這也造就了一個極端諷刺的結果:
那些認真對待行程、設備、客戶體驗的團隊,反而因為留下了清晰記錄,更容易被“反向索賠”;而擦邊團、拼車團、野導團,全靠“無痕操作”,反而安全地活著。
平臺分不清,客戶也分不清。
最后吃虧的,是那個認真把每一張照片都修好、每一段視頻都剪完的“領隊兼導游兼司機兼情緒陪伴師”。
04
“我們現在做的不是旅游,是防御。”
這是A君那天讓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話。我沒接話,只是在心里記住了這句話的語氣,不是憤怒,是疲憊。
這種疲憊并非他一個人獨有。
在川西、西藏、新疆這些“精品小團密集帶”,越來越多的從業者開始“選客”。不是為了提高服務門檻,而是為了規避風險。
前幾天,A君和一個年輕女性客人在合同上極限拉扯了三天后,忍不住問了句“您是做啥工作的?”
對方委婉告訴他“是法律工作者”,嚇得他連連戰術后退,取消合同后才敢說幾句“忠言逆耳”的實話。
但客人是選不完的,單也不能不接。
作為各知名旅游目的地的大型就業蓄水池,一些從業者說,“精品小團”現在的競爭不只是服務,而是對風險的承受力。
這并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
小團旅行本質上是疫情后催生出的行業新品類,源于游客對體驗感、靈活度、個性化的需求,但與之匹配車輛、導游、合同、營運資質、責任劃分等法規制度幾乎沒有跟上。
那解決辦法有沒有?
A君說,有,他稱現在四川省文旅廳已經開了三次專家會,嘗試探索新業態合規化路徑。
但在這些方案落地之前,大多數旅行社只能選擇自保:接安全的客人,簽能控的合同,規避所有不確定性。
而這種“只做最簡單的單”邏輯,正悄悄侵蝕著曾經的“個性化旅游”理想。
因為更大的問題在于:怕投訴的情緒,會不會從業者傳染給游客?
當服務者開始設防,客人也可能開始反設防。最后,原本應是“信任+體驗”的一場旅程,變成了“試探+存證”的心理攻防。
A君說:“現在客戶發一個問詢,我們就先問幾個問題,心里打分。你一旦被標成‘黃燈’,我們就寧愿不掙這個錢。”
不是因為客人不好,而是因為沒法賠得起。
“平臺永遠是偏向用戶的,我們不是反對維權,是希望維權能有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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