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連貴

位于外灘的日本橫濱正金銀行

日本銀行是日本政府的中央銀行，其所發紙幣主要在本國流通。在日本侵華期間，日本銀行券曾充當對上海進行貨幣侵略急先鋒的角色。

日本帝國主義于1931年9月18日占領中國東北后，蓄謀占領有東南大門之稱的上海。1932年1月28日深夜，又挑起進攻上海的一二八事變。在上海各界人民的全力支持下，駐守閘北的第十九路軍英勇抵抗，愛國軍民團結一致，迎頭痛擊日本侵略者，經過33天的浴血奮戰，日軍傷亡萬余人，迫使日軍四度調換司令，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蔣介石集團賣國投降，千方百計破壞上海抗戰。4月26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對日宣戰通電》指出：“反革命的國民黨政府與其他各派軍閥，本其投降帝國主義的慣伎……對于全國的反日反帝的革命運動，則盡其壓迫之能事：解散反日團體，壓迫反日罷工，屠殺反日群眾，強迫對日自動作戰之淞滬士兵與民眾義勇軍撤退，用機關槍掃射抗拒撤退命令的第十九路軍的英勇士兵和上海工人，以表現其對帝國主義的忠誠。”（引自復旦大學歷史第中國近代史教研組編：《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資料選輯》下卷第1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7頁。）

5月5日，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定》，承認上海為非武裝區，中國不得在上海至蘇州昆山一帶駐軍，而日軍則可留駐上海。當時，“日軍占嘉定、寶山、瀏河等處后，即發行紙幣七十萬元，迫我商民通用。鈔分十元、五元、一元三種，均日銀行兌換券，并有日銀角百余箱，內分五十錢、念錢、十錢、五錢四種。中國銀元，作日本六十錢。”（《錢業月報》第12卷第5號。）日銀券在上海外圍地區使用時，任意規定對中國貨幣的比價。金融侵略是經濟侵略的急先鋒。另據霍塞說：“日本政府曾批準三井、三菱和橫濱正金銀行的上海分號在上海發行它們自己的紙幣。鈔票以日元計算，分配給日本工廠和航運公司。受它們雇傭的六萬中國工人在每周的工資封袋中領到這些鈔票，因而不得不把它們用在日本人開設的商店和飯館里。這種毒計在對抗（外國洋行）大班們的斗爭中是很有效果的。”（【美】霍塞：《出賣的上海灘》，紀明譯，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224頁。）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日軍戰費悉以日元券支付。八一三護戰前后，上海的日本銀行曾發兌日銀券，虹口的日本人一度使用日幣交易，因中國政府抗議而始告斂跡。

上海華界淪陷后，日本軍隊、日商、日僑等帶來大量日銀券，因逐漸泛濫而幣值下跌。按照原來日元匯率，60元左右合法幣100元，到1938年上海市場法幣與日元趨于等價，即日元貶值 30%-40%。這對日本國內外匯牌價產生不利影響。

戰時日本金融政策主要是籌措龐大的軍事戰費和供應生產擴充基金。日本銀行作為中央銀行，負有維系國家信用制度和供給市場資金的特種使命。在日軍源源調遣來華參戰的情況下，財政支出大增，日銀券發生惡性膨脹，“已使該國信用基礎發生動搖，惹起嚴重之物價騰貴之事實，人民經濟活動亦漸形成極不健全之發展”（馬垚：《日本銀行戰時業務概況》，《經濟匯報》第7卷第5期）。日銀券的貶值不僅使日本國內經濟產生嚴重困難，也降低了日本侵略軍的購買力。日本政府看到這種危機，曾對日幣流人上海設法限制，如由日本出口，每人攜帶不得超過1000元，在滬日商向日本銀行支取日幣，數額較大的須經大藏省財務官批準等，并在上海發行日本公債吸收日幣。事實上，為了支付戰爭軍費和貿易上的需要，日銀券不得不擴大發行，流人上海的數量也不斷增加，依靠限制的辦法不能奏效。1939年初，僅上海一帶，日元券在市面約有4500萬元，連存款合計在1億元以上（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編：《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14頁）。

日本政府為了不使國內經濟危機進一步蔓延，于1938年11月制定《華中華南使用軍用手票辦法》，決定自1939年6月起陸續收回目銀券。1939年7月，上海的日軍及日資公司、銀行職員的薪金改發軍票，以逐步收回日銀券。12月1日，日本宣布嗣后銀行不得支出日元，華中地區的日元付款之交易，一概改為軍票支付。1940年1月1日起銀行接受日元，須大藏省駐滬財務官事務所許可，凡持有日元的須在1939年底以前調換軍票。這樣軍用票在包括上海的華中地區擴大發行，用以代替日本銀行紙幣。

戰時，朝鮮銀行的紙幣也在上海流通，票面印有老人像，俗稱“老頭票”，但數量不多。朝鮮銀行（Bank of Chosen）是日本在朝鮮和中國設立的銀行。1909年成立時原名韓國銀行，1911年改組后更名為朝鮮銀行。總行設漢城（今韓國首爾）。1916年開始在華發行日本金票，以日本金元為單位。1917年橫濱正金銀行金票發行權移歸該行后，于是朝鮮銀行在中國東北地區成為外國銀行中最大的發行銀行，借機擴充勢力，大力扶植日本在東北的殖民事業。朝鮮銀行上海分行于1918年4月10日在南京路開業，聘顧棣三為分行經理。朝鮮銀行紙幣分為一元、五元、十元、一百元四種，流通范圍主要在東北各地，在天津、北京也有相當數量流通。抗戰以前，該行紙幣在京、津、滬等大城市的外幣市場公開買賣，有一定的行情。據獻可估計，1940年上海流通的朝鮮銀行紙幣約10萬日元，日本銀行券流通額約 250萬至300萬日元（獻可：《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在華銀行發行紙幣概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8頁）。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