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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許昌魏都區法院的一場庭審,將持續半年的 "胖東來紅內褲" 事件再次推向輿論中心。當網紅 "褲頭姐" 在開庭十分鐘后以管轄權異議為由成功延緩審理,這場看似普通的名譽權糾紛,實則折射出網紅經濟時代企業維權的復雜性、法律程序的技術性以及公眾輿論的撕裂性。
被告方律師在法庭調查階段突然提出管轄權異議,主張 "侵權行為實施地與結果發生地均在鄭州,許昌法院無管轄權"。根據《民事訴訟法》第 29 條規定,名譽權糾紛案件可由侵權行為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轄。經查,"褲頭姐" 發布視頻的 IP 地址顯示為鄭州,其戶籍所在地亦為鄭州市金水區,而胖東來總部位于許昌市魏都區,雙方此前未約定管轄法院。
這一主張引發法庭休庭合議。盡管原告代理律師抗辯 "胖東來在許昌受到的名譽損害更為集中",但主審法官表示需進一步核查 "侵權結果主要發生地" 的證據。最終,法院裁定本案移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庭審程序暫時終止。
法律界人士指出,管轄權異議是民事訴訟中常見的程序性權利,但在網絡侵權案件中,"侵權結果地" 的認定往往存在爭議。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煥表示:"網絡傳播的無邊界性使得侵權結果可能發生在任何有網絡覆蓋的地方,司法實踐中通常以原告主要營業地或被告住所地作為管轄依據。本案中,被告抓住 IP 地址這一關鍵證據,展現了專業維權者對程序規則的熟練運用。"
"褲頭姐" 的 300 次維權記錄,揭開了職業維權群體的冰山一角。據《2024 年中國網絡維權生態報告》顯示,我國職業維權人中約 35% 存在 "惡意索賠" 傾向,其操作模式呈現專業化特征:
偏好選擇知名度高、維權成本高的企業下手。胖東來因 "無條件退換貨" 的口碑成為目標,此前曾有職業維權人通過 "偽造發霉食品" 索賠 10 萬元,最終被警方行政拘留。
利用 PS 技術偽造檢測報告、通過醫院熟人開具模糊診斷證明(如本案中 "接觸性皮炎" 未明確致敏源),甚至雇傭演員扮演 "受害者家屬" 增強視頻感染力。
深諳平臺傳播邏輯,在視頻標題中使用 "黑幕"" 有毒 ""致癌" 等驚悚詞匯,配合 "維權血淚史" 的敘事結構,短時間內撬動百萬級流量,迫使企業 "花錢消災"。
這種產業化操作不僅擾亂市場秩序,更透支了公眾對真實維權的信任。數據顯示,2024 年消費者協會收到的投訴中,經核查屬 "惡意維權" 的占比達 18%,同比上升 9 個百分點。當 "維權" 異化為牟利工具,真正需要幫助的消費者反而可能陷入 "狼來了" 的困境。
胖東來的強硬態度,標志著企業面對網絡侵權的策略轉向。從巴黎周期的 "先行賠付 + 公開道歉" 到如今的 "檢測公示 + 法律追責",其背后是三次關鍵認知升級:
經第三方評估,胖東來品牌估值已達 85 億元,任何負面輿情都可能引發真金白銀的損失。本案中,事件發酵期間許昌門店客流量下降 12%,線上商城退貨率激增 27%,直接經濟損失超千萬元。企業意識到,放棄維權就是對品牌資產的放任損耗。
胖東來組建了 15 人的專職法務團隊,與北京盈科等律所建立常年合作,建立 "輿情監測 - 證據固化 - 法律評估 - 快速響應" 的維權模型。本案中,法務部門在 24 小時內完成電子數據公證、檢測機構選定、律師函起草等全流程操作,展現出專業化水準。
通過 "檢測報告可視化"" 維權過程直播化 ",胖東來將法律程序轉化為品牌信任建設的契機。在官方抖音賬號發布的" 維權日記 "系列視頻中,檢測人員手持儀器現場采樣的畫面獲得 120 萬點贊,評論區熱詞從" 質疑 "轉向" 專業 ""安心"。
當 "褲頭姐" 事件與同期發生的 "柴懟懟質疑胖東來玉石暴利" 事件形成互文,折射出更深刻的社會命題: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周漢華指出:"憲法保障公民的批評建議權,但行使權利時不得捏造事實。本案中,若 ' 褲頭姐 ' 明知內褲合格仍指控 ' 有毒 ',可能構成刑法上的誹謗罪;若僅是誤判,則屬民事侵權范疇。二者的界定,關鍵在于是否存在主觀故意。"
這種擔憂在 "柴懟懟" 事件中尤為明顯。當網紅質疑胖東來玉石定價時,盡管企業曬出采購發票與檢測證書,但仍有 23% 的網友認為 "檢測可能造假"。如何在保護企業權益的同時,避免形成 "質疑即侵權" 的寒蟬效應,考驗司法智慧。
本案中,"褲頭姐" 的視頻在被舉報后 48 小時才被限流,期間已造成大面積傳播。根據《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平臺應對明顯侵權內容采取 "及時阻斷" 措施。但現實中,礙于流量考核與用戶活躍度,平臺往往傾向于 "事后處理",這為謠言擴散提供了溫床。
面對網紅經濟時代的新型糾紛,需要建立 "法律規制、平臺治理、企業自律、公眾理性" 的四維協同機制:加快《網絡暴力防治法》立法進程,明確 "惡意維權" 的法律定義與處罰標準,可參考《反不正當競爭法》設置懲罰性賠償條款,對職業維權人的非法所得實施三倍追繳。
引入 "侵權風險預警模型",利用 AI 技術對 "維權視頻" 進行關鍵詞識別與證據核驗,對涉及食品安全、醫療健康等高危領域的內容實施 "先審后發"。如抖音已試點 "維權內容專項審核通道",平均審核時效縮短至 2 小時。
建立 "商譽保險" 制度,通過市場化手段分散維權風險;推行 "透明供應鏈" 建設,如胖東來在玉石事件中開放礦區直采直播,從源頭消解質疑空間。
開展 "理性維權" 全民科普,通過案例解析、模擬法庭等形式,提升消費者對 "合法維權" 與 "惡意索賠" 的辨別能力。數據顯示,參與過相關教育的人群,對網絡維權信息的盲目轉發率下降 41%。
在鄭州中院即將開啟的二次庭審中,"褲頭姐" 事件的走向仍充滿懸念。但比判決結果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對 "維權正義" 的重新認知:真正的消費者權益保護,不應成為流量變現的工具,而應是法治框架下的權利理性行使;企業的商譽守護,也不應是恃強凌弱的打壓,而應是對公平競爭環境的共同維護。
當 "維權" 回歸法理,"監督" 秉持理性,我們才能在網紅經濟的浪潮中,守住商業文明的底線,讓每一次消費選擇都基于真實與信任,而非被操縱的情緒與謠言。這或許才是 "褲頭姐" 事件留給時代的最大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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