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趙冬梅的新書《趙宋：如是我見》近日出版。書中，她寫到了蘇東坡在惠州時的生活。他沒有行政責任，卻始終關注民生，熱心“基建”，向當地官員建言獻策，頗像今天政協委員的“提案”。

趙冬梅是北京市政協委員，她在履職的過程中意識到，批評是容易的，但提出有價值的建議卻很難。“這需要你了解正在進行的事情，以及這件事背后的制度、文化和歷史背景。”

在趙冬梅看來，蘇東坡在嶺南的一些“提案”也存在不妥乃至不識時務之處。例如，他建議修蓋營房、修建浮橋，然而當時正值朝廷政策轉向“富國”為主，這些建議自然難以得到響應。

“人是日常生活中的人，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所以，你與時代是共命運的。”趙冬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作為一位歷史學者，在她眼中，相對于人物與事件，制度才是歷史發展中更具根本性的因素，它的作用是結構性的。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趙冬梅。圖/受訪者提供

制度是如來佛的手掌

對于制度的力量，趙冬梅最初的感性認識來自5歲那年。

她是河北唐山人，在唐山大地震中，村里很多房子都塌了。母親帶著趙冬梅兩姐妹去廣東投奔當兵的父親，但她們沒有戶口，這意味著沒有糧本，幸好父親跟附近的老百姓關系處得不錯，家人才能吃上以平價買到的新米。

沒有戶口，也意味著趙冬梅無法在當地上學。最后班主任收留了她，條件是“學不好就不要了”。這個條件猶如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刻刻懸在她的頭頂。此后趙冬梅執著于考試拉開第二名一大截，因為這樣她才會感到安全。

1988年，趙冬梅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后，她又考取了本系研究生，以宋史為研究方向。

中國傳統的歷史學敘事中，勝者王侯敗者賊，對一個朝代的評價主要看強弱、戰爭勝負、能不能擴張，所以人們普遍認為宋朝積貧積弱，不值得重視。宋史學者鄧小南曾經談道，1982年她選擇攻讀宋史方向研究生時，大多數人都喜歡漢唐盛世這樣的王朝，覺得宋朝窩囊，愿意研究宋史的同學很少。

不過，1992年趙冬梅讀研究生時，國內知識界對宋朝的認知正在發生變化。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認為，唐代是“中古”的結束，套用歐洲歷史的概念，宋朝走出了中古，踏入了“近世”。這種理論在海外影響巨大，當時也逐漸在國內知識界引起了反響。大學課堂里，宋代的重要性已經在提升。

政治史和制度史是北大歷史學系的長項，趙冬梅做的研究也是制度史。英雄故事、權謀秘技，這些普通人在歷史里搜尋的東西，在研究制度史的人看來，多少有些浮于表面。趙冬梅說，她不喜歡現在流行的一種讀史方式：對每件事情都惡意揣度，“細思極恐”，讀出陰謀和辦公室政治。因為這樣閱讀歷史，就好比看《西游記》里孫悟空和神仙妖精打架，只看個表面熱鬧。但其實，所有人都逃離不了如來佛的手掌——這個手掌，就是制度。

在《法度與人心：帝制時期人與制度的互動》一書中，趙冬梅寫道，制度是人類相互交往的規則，它劃分類別（文官、武官、宦官），標志等級（長官、屬官、小吏），限制活動范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規定關系（君臣、父子、夫婦，上下級、同僚、同年），決定個人及群體的身份、地位與活動空間。“吃透了制度，再來看歷史的興衰起落，就能看到邊界和范圍，明白為什么是那樣，進而思考真正需要改變的是什么。”古代制度因其“已完成”，人們得以看到一個朝代得失成敗的全部軌跡，了解制度與人之間的復雜關系。

前些年穿越劇爆火時，常常有人問趙冬梅想要穿越去哪個朝代。她說，她哪個朝代也不想去，就想留在現在。因為一位女性穿越到過去，首先就不能左右自己的婚姻，更不能獨立工作和旅行。

趙冬梅的碩士論文寫的是武舉，出版為《武道彷徨：歷史上的武舉和武學》一書。1995年她開始念博士，繼續做宋史，博士論文寫的是武選官，后來出版為《文武之間：北宋武選官研究》。過去人們認為宋朝官員分為文武兩部分，但趙冬梅看到，其實是三部分：文官、武選官和軍職。武選官使用了一套非常陌生的品位符號，職位也很復雜，可以參加軍隊管理，但大部分時間在管理基層的經濟。這種職位在中國歷史上從沒有出現過，是宋代制度復雜性的產物。

趙冬梅和導師祝總斌討論這個論文選題的時候，祝總斌提到一句詩，他倆都很喜歡：“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這首詩說的是，戰士早已戰死沙場，可是不知情的妻子仍然盼望著他的回歸。趙冬梅研究的是軍事管理制度，但是她和導師都看到了制度下渺小的個人。

趙冬梅在論壇上演講。

歷史學是有溫度的

中華書局歷史編輯室主任胡珂2007年在北大讀大三的時候，選修了趙冬梅開的“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課。她原本擔心課程會有點兒無聊，“會不會很松散地講衣食住行”，但上課時卻耳目一新。趙冬梅通過這門課告訴他們，人的社會生活并不邊緣，而是整個社會發展在個人身上的體現。

趙冬梅給他們布置的期末作業，是閱讀《宋史·王樵傳》并撰寫論文。王樵是一個小人物，其傳記只有300多字。他的死很奇特，墓是他親手一磚一磚壘的，他覺得快死的時候就進到墓里，親手封上了最后一塊磚，像給自己做了一個繭，墓穴也命名為“繭室”。

趙冬梅與幾屆學生一起，逐漸拼接出了王樵生前的故事。他的家鄉淄博在宋遼邊界，遼國軍隊打到這里，擄走了他的父母親人。王樵想從軍打仗，救回家人，宋遼卻簽訂了澶淵之盟，進入和平時代。他不斷游說打仗，卻一次次失敗，最后選擇了這樣的死亡方式。

歷史在一個小人物身上產生了這樣的錯位，令趙冬梅唏噓不已。她意識到，歷史中充滿著這樣的人物與故事，靜靜沉睡在黑暗之中。只有當歷史的觀察者把一束光打在它們身上，它們才能被看見。

2011年，《百家講壇》邀請趙冬梅講宋史。趙冬梅對此很猶豫，因為過去沒有北大學者上過《百家講壇》這樣的平臺，很多學院派學者也對在大眾傳媒上講歷史持有懷疑態度。但她看到，大眾對文史知識的渴求非常強烈，歷史學者應該回應這種求知欲，而不是眼睜睜看著文史科普市場被錯誤的觀念、陳舊的知識、滿擰的邏輯所占領。她向史學界前輩征詢意見，祝總斌說：人家給你那么大的講臺，為什么不去？鄧小南鼓勵她說，大眾傳播平臺上應該有“我們的人”。他們的意思是，看起來歷史誰都能講，但學者與非學者不一樣之處在于：哪怕講到的只有冰山一角，歷史學者至少知道看不見的部分才是冰山的主體。

2012年2月，趙冬梅登上《百家講壇》，開講《千秋是非話寇準》。第二年，她又講了《司馬光》。之所以講寇準和司馬光，而不是像在大學課堂中那樣講制度或小人物，是因為她認為，耳熟能詳的歷史人物，尤其是有血有肉的大人物，更為一般大眾所喜聞樂見。

趙冬梅發現，面向大眾講比給北大學生講課難得多，因為既要嚴肅，又要通俗。以寇準為例，她先要遍尋史料，然后要結合她擅長的制度史、政治史進行研究，因為她不想只講寇準的生平事跡，她更想要講述一個時代的故事。

胡珂覺得，趙冬梅對歷史人物的講法“很新鮮”。她講寇準時，把他放在北宋初年的歷史背景之下。王朝初建，才華出眾的寇準在三十多歲就當上了宰相，而當王朝發展到一定階段、積累起許多有資歷的官員時，是不可能出現這樣的人物的。寇準的人生軌跡，也和北宋初年的政治形勢如澶淵之盟緊密相關。“她都會把個人放在政治環境和制度背景之下呈現。”

王侯將相之外，趙冬梅始終關注著大時代中小人物的命運。在她的音頻課程中，她講了許多普通人，其中網友留言最多的是一個丫頭張行婆的故事。

張行婆一生命運坎坷，被后母賣為奴婢，取名為“菊花”。趙冬梅解釋：“這是個丫頭常用的名字，就像冬梅一樣。”后來張行婆為父母養老，獨自把兒女養大，還重建古廟，潛心修行。趙冬梅認為，今天的人們之所以喜歡這個故事，是因為張行婆生活在底層，卻依然活出了尊嚴和自我，身上有著閃閃發光的人性。

趙冬梅把自己面向大眾的歷史普及工作稱為“光滑敘事”，意為態度是嚴肅的，依據是扎實的，但表達方式是流暢的，外表是通俗的。“如胡適先生所說，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這是我們歷史學的基準底線。”

這些故事，后來結集出版為《法度與人心：帝制時期人與制度的互動》《人間煙火：掩埋在歷史里的日常與人生》。這兩本書的策劃編輯華迅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她曾為《法度與人心》做過一個“中國大事年表”長拉頁，趙冬梅看后，在極短的時間內給她重新做出了一個“非常鮮活、很有看頭和生命力的新版本”，不僅囊括戰爭、改革、制度更迭等內容，也納入了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平和影響。

華迅說，部分非學者背景的歷史作家的作品，文學色彩會過于強烈，而部分學者的通俗歷史書寫又會偏向于學術，流于枯燥。而趙冬梅的寫作卻能兩者兼顧，既能以專業扎實的研究為依據和支撐，又能以流暢精準的措辭傳遞有效信息。華迅專注于開發國內原創通俗歷史敘事這條產品線，正是從做趙冬梅的書開始的。“如果沒有做這幾本書，我到現在也不清楚做原創通俗歷史暢銷書的底層邏輯是什么。”

2020年，編劇張巍在北大歷史學系高研班進修，聽了趙冬梅的課。當時張巍正在寫《夢華錄》的劇本，已經寫了二十多集。她想要寫一個市井故事，寫平凡女子的俠骨義氣和她們生活中的友誼，寫一個“鄉野村婦趙盼兒”。

在課上，趙冬梅講宋代繁榮的都市生活、對老百姓個人書寫的尊重以及女性地位的提高。她提到，唐代的墓志銘會強調女性出身高貴、家世顯赫，可是到了宋代卻會強調墓主家境原本一般，但是太夫人支持兒子好好學習、發憤圖強，由此改變了家庭的社會地位。

“趙老師的講課很有感染力，她講人的命運、人的性格、人的品性、人的掙扎、人的堅持??這些讓我感到，歷史學是有溫度的，而不僅僅是一些知識。”張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趙冬梅描繪的這些圖景，與《夢華錄》的創作理念暗合。這讓張巍感覺到，自己筆下的人物、創造的那個世界是成立的。她心里“燃起了小火苗”，在朋友圈里發出“豪言壯語”：“有朝一日我要和作者結拜！”

2022年，《夢華錄》播出，開播首日播放量破億，成為年度現象級作品。趙冬梅評論說，劉亦菲飾演的趙盼兒集合了眾多的外在美和內在美，自立、颯爽，這種美在宋朝最優秀的女性身上可以看到。這條微博“北大教授評劉亦菲版趙盼兒”登上了新浪微博總榜熱搜。

“華夏群星閃耀時”

學生時代，趙冬梅選擇研究宋史的一大原因是蘇東坡。她認為，任何時代都不乏有權勢、有才華、有學問的人，唯獨缺有趣的人。蘇東坡就是有趣的人。趙冬梅甚至覺得，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可愛”的人物，沒有之一。她想，能孕育蘇東坡這樣的人的時代，一定是值得研究的時代。

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陳寅恪曾經這樣形容：“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對此趙冬梅進一步解讀為，真正的“造極”是在宋仁宗中期。當時士大夫登上政治舞臺。這是一群有深厚家國情懷的大臣，他們相信儒家之“道”才是至高的，所以當寶座上的皇帝無法滿足江山社稷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之時，就有必要犯顏直諫。也因此，他們交出了帝制時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績。

到了神宗朝，王安石擔任宰相時期，原本處于皇帝與宰相之外的第三勢力、對政府負有批評之責的臺諫官群體受到沉重打擊，宋朝的糾錯機制遭到破壞。伴隨著王安石變法的展開，北宋政治向法家轉向，特點是“國是政治”，由皇帝和一兩位宰相（而非宰相集體，更不是士大夫群體）共同確定方針政策。到了南宋，更演變成為權相政治，官僚的工具性大大增強。

趙冬梅認為，王安石變法導致王朝政治向法家轉向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更不乏必然因素。可以說，士大夫政治本身就具有強烈的脆弱性。士大夫是科舉出身的文官，與過去的門閥、士族相比較，他們雖然有更多思想上的自由，但經濟基礎卻非常不穩定，因此在皇權面前很容易失去尊嚴和獨立性。

這也就是為什么，在一次新書發布會上，包括趙冬梅在內的宋史學者都重復了一句話：“我不是宋粉。”趙冬梅提醒“宋粉”們：雖然宋代政治相對清明，在一定程度上有容忍批評的制度、包容意見的氛圍，但這一切都是可以被收回的。

盡管如此，這畢竟是一個不同凡響的時代。蘇軾、蘇轍登上歷史舞臺時，正是仁宗朝末年，算是趕上了好時代的尾巴。2020年，故宮曾經舉辦“千古風流人物展：蘇軾主題書畫特展”，其中一張展板上顯示了“蘇軾的朋友圈”，人們赫然發現，蘇軾的交往圈內有許多千年之后依然閃亮的名字：老師歐陽修，前輩司馬光、王安石、文彥博，“蘇門四學士”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可以說，那是一個“華夏群星閃耀時”。

趙冬梅注意到一個細節：被貶惠州的第11天，蘇軾就已經釀好了米酒，與友人聚會。在她看來，無論是蘇東坡，還是范仲淹被貶后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后修岳陽樓，都體現出開闊和達觀的心境，這與其他朝代的被貶者有很大區別。

有一次，趙冬梅去眉山三蘇祠出差，副館長接待了她。雖是工作會面，這位副館長卻帶了一個藤編的精致茶籃，共坐飲茶，氛圍感十足。趙冬梅深受觸動，她想，不愧是蘇東坡故里的人啊。

蘇東坡屢次遭貶，依然積極向上，樂觀豁達。趙冬梅覺得，當代人可以從他身上學到防止“內耗”的方法：永遠愛自己，還有，改變不了世界，但可以改變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

比如她自己，哪怕工作再忙，每周都會抽出一天時間，全部留給自己。那種感覺，就像養花的時候把失水枯萎的花放進深水醒花桶里，一夜之后又會“滿血復活”。

（本文參考了即墨古城大講堂《趙冬梅：歷史中的個人》、極目新聞《專訪北大教授趙冬梅——愛蘇東坡，就應該像他一樣過得光彩》）

發于2025.5.26總第1188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趙冬梅：我見趙宋

作者：謝寧

編輯：黃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