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春丹

轉自：中國網

原載：《中國新聞周刊》

01

沉默者凌云

2018年3月15日，98歲的余海宇接到了凌晉的電話，父親凌云剛剛去世了。

6天后，新華社發布消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國家安全部原黨組書記、部長凌云同志，因病于2018年3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5月13日，《人民日報》在第四版左下角轉發。

這則消息，平靜緩慢地在知曉他的人群之間傳開。直到記者開始采訪時，有的公安部老人還驚奇地反過來問：凌云去世了嗎？

他沒有傳記，沒有回憶錄，生前幾乎不接受記者采訪，能夠查到的個人資料簡單至極。甚至在他的告別儀式上，也沒有生平介紹。

真正知曉凌云的在世者已寥寥可數，且大多心照而不宣。從1952年開始擔任公安部一局副局長，到1965年擔任公安部副部長，再到1983年成為首任國家安全部部長，凌云有崇拜者，有反對者，有持平論者，對此，他了然于心，卻從不予回應，也不辯解。

或許，很長一段時間內，他都不會被輕易提起，但更不會被輕易忘記。

02

四大筆桿子、左右手

公安部離休干部余海宇說，公安部的老人大多高壽，且記憶力極好。她認為這與這個職業長期高度活躍的腦力勞動有關，工作性質要求他們的頭腦保持清晰縝密。

這些活檔案般的老人們退出歷史舞臺后，再用清醒處理這些沉重的遺產。不過，在每個人眼中，這些遺產并不相同。

余海宇是為數不多的稱得上凌云“生前友好”的人之一。但即便是她，也從沒聽凌云談過自己。

余海宇和凌云70多年的友誼開始于延安時期。凌云曾說：“是陳龍改變了我的一生?！标慅埵怯嗪Ｓ畹恼煞?。

1940年，時任中央社會部治安科科長的陳龍是除奸工作的領導。其中，嫌疑分子最多、情況最復雜的是幾所學校，陳龍決定親自負責。位于楊家灣的陜北公學設有保衛委員會，做具體工作的是一個外表英俊的青年，名叫凌云。

不久后，陳龍把凌云調到延安中央社會部二室做偵察工作。余海宇也調到了社會部，開始和凌云共事。1942年，余海宇和陳龍結婚。

在余海宇眼里，凌云很能干，文筆出眾，頭腦清楚，做事認真，凡是他經手的事都清晰明了，有條不紊。

1949年前夕，中央成立中央軍委公安部，羅瑞卿擔任部長，公安部機關成員基本上由華北局社會部和中央社會部人員組成。

1952年4月，陳龍被任命為公安部副部長兼政保局（一局）局長。健康狀況逐步惡化的他不能再兼任局長，經他本人提議，羅瑞卿給中共山東分局發了電報，調時任濟南公安局長凌云進京到公安部。凌云匆匆趕到北京，當即被任命為政保局局長。

1964年從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分到公安部、后任統戰部干部局局長的胡治安剛來就聽說，一局局長凌云是部里的“紅人”。

凌云和公安部辦公廳主任劉復之都在1964、1965年升任公安部副部長，成為彭真的“左右手”。兩人都是黨內少有的秀才，都是秘書出身，和王仲方、尹肇之被稱為公安部“四大筆桿子”，羅瑞卿每次開會召集籌備班子，這四人必定參加。

在同為筆桿子的胡治安看來，凌云業務能力出色，善于觀察，記憶力驚人，而劉復之的文筆更勝一籌，鋼筆字更漂亮，群眾關系也更好。劉復之跟普通干部都可以稱兄道弟，拍肩膀、熊抱。而凌云則不茍言笑，有時甚至給人以“端著架子”的感覺。在院子里散步時，胡治安幾乎沒見過凌云跟誰打招呼。

胡治安的妻子也是老公安，退休前在公安部所屬的研究所工作。她分析，這是因為凌云搞政治保衛工作出身，與人打交道中有一種職業性的距離和防御感，習慣于首先以審查的眼光去看待。

1962年，凌云等在玉泉山學習。左起：劉復之、李廣祥、汪金祥、梁國斌、凌云、王寧

03

公安部一局局長

作為公安部最重要的一局的局長和部里的“紅人”，凌云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參與了公安部很多大案要案的辦理。

公安部辦理的第一個大案是廣州的“二陳案”。1951年1月，廣州鎮反運動之初，公安部、中南局公安部、華南分局社會部認定廣州市在清匪反特和鎮反工作中存在“右傾”偏向，廣州市公安局局長陳泊、副局長陳坤被撤職逮捕。陳坤于1952年夏病死獄中，陳泊于1953年5月被判處10年徒刑。此案直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受此案牽連，廣州又逮捕了“梁俠特務集團”案共263人。

陳泊、呂璜夫婦

此案由公安部一局負責審理執行。辦案人范祥、郭松年、郝力光經過審理得出結論，所謂“梁俠中統特務集團”一案沒有根據，不是事實，應予否定。

報告經過一番爭論層層上報，送到羅瑞卿案頭，羅態度堅決：“此案不能動搖。”根據他的意見，凌云批示：“審不出中統特務來，說明我們審訊工作的無能?！狈断榈热藞猿忠庖姡傲簜b案”一直不能結案，三人因此均受處分，被調離公安部。

陳泊的妻子呂璜后來說，悲劇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造成的，不能過于苛責辦了這類錯案的領導者。“全國解放初期，我們‘一邊倒’，什么都向蘇聯老大哥學習，蘇聯的肅反經驗是把專政矛頭指向黨內，用對付敵人的辦法對付黨內同志，公安部率先效法，陳坤、陳泊就是第一個撞上這個槍口的?！?/strong>

1955年，又發生了饒漱石、潘漢年和揚帆的“饒、潘、揚事件”。時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揚帆、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和中組部部長饒漱石均遭逮捕，被判處徒刑。80年代，潘漢年和揚帆先后獲得平反。

潘漢年、揚帆、胡均鶴

此案平反后，有人透露，辦這案子的主意是凌云出的。揚帆的罪名中有一條是重用、包庇3300多敵特分子，據了解案情的人說，凌云始終認為，3300這個數字夸大了，但揚帆確實應該被審查。

但余海宇認為，這些案子不能算在凌云的頭上。畢竟是上面已經拍板發話的政治事件，而且潘漢年和揚帆的平反凌云也參與了。余海宇和凌云一起辦過案，覺得他還是比較注重事實的，從嚴慰冰案中可見一斑。

嚴慰冰是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夫人。1960年3月到1966年1月，她給林彪一家投寄了五十幾封匿名信，多有辱罵之語。此案由公安部審理，凌云擔任組長，余海宇具體負責。

余海宇大費周章，從北京醫院和華東醫院調出了嚴慰冰的病歷，發現從1952年開始就有她患精神病或偏執性精神病的記載。她向上級做了匯報，凌云和徐子榮都認為，寫匿名信是出于病態，不是了不起的政治事件，口頭報告給彭真，彭真也同意這一結論，此事沒有再追究。

至于“文革”中，彭真、陸定一等都被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成員挨斗，嚴慰冰也被隔離審查、后來被關進秦城監獄，那是后話了。

陸定一、嚴慰冰

04

公安部副部長

1965年，凌云升任公安部副部長。從這時起，十二局副局長丁兆甲與凌云有了較多的工作接觸，導致了半世紀的恩恩怨怨。

公安部老人們都知道，丁兆甲與凌云一直是“針尖對麥芒”的。對此，丁兆甲自己毫不諱言。96歲的他精力和記憶力都依然很好，與記者兩次長談了6個多小時。

丁兆甲回憶，1965年2月，一位重要外賓路過北京，留宿一晚，周恩來準備和他見面談話。外交部禮賓司找到公安部，問兩人談話時能不能錄音。這是公安部十二局主管的業務，處長李陽匯報給丁兆甲，丁兆甲囑咐李陽此事要問清楚，究竟是周恩來布置的，還是外交部的意見。因為自己在西郊辦公，丁兆甲讓李陽自己去找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匯報。

李陽去匯報時，凌云在場。在凌云提議下，徐子榮、凌云、李陽以及外交部的韓敘一同去外賓下榻處查看了下，認為不適宜錄音，此事就此放棄。

“文革”期間，所謂“竊聽事件”受到追查，李陽被逮捕，丁兆甲也受到沖擊。李陽堅持沒有竊聽，被關押三年，最后經外交部韓敘等人證明才被釋放，派到深圳做臨時工作，不久后在廣州因心臟病去世。

1982年7月，公安部專案人員“輪訓班”開學，參加過中央專案的283人，本部專案的40多人，再加“文革”中的“造反骨干”，總計近400人，集中到中央政法干部學校（今公安大學）“集訓”，實際上是“封閉式審查”。

李陽妻子張本惠本來也在輪訓班名單之列，她找到主管此事的凌云，凌云批準她不進輪訓班。

據丁兆甲所知，對于“輪訓班”，時任公安部部長趙蒼璧和凌云持不同意見。趙蒼璧等認為，這些人如果有違法亂紀搞逼供信的行為，當然應該追究，如果是一般的職務行為，就不應該追究。

后來，在張本惠的要求下，凌云批準追認李陽為烈士。丁兆甲說，公安部此前沒有這樣的先例。

1965年，十二局還發生了一件案子。公安部十二局曾經收到武漢市公安局送來的一份外文情報材料。丁兆甲記得，送來時，武漢市局只簡單翻譯了資料目錄，其中提到方志敏、向警予、劉少奇等被捕，但是具體內容沒有譯文。丁兆甲看不懂原文，也沒有布置將內容譯出，所以不知道其中具體情況。丁兆甲向主管十二局的副部長徐子榮寫了報告，建議將這批材料轉存中央檔案館或者公安部檔案處。徐子榮批示同意存部檔案處，并經副部長楊奇清、凌云圈閱。丁兆甲讓業務處的柏遇春去找辦公廳辦理交接，之后的情況再未過問，業務處也沒有再向他匯報。

據丁兆甲后來所知，當時因辦公廳主任忙于“四清”之事而未能辦理，不久后又因為在毛澤東專列上安裝竊聽器的“錄音事件”，十二局的工作陷于癱瘓，此事就擱置了。

“文革”開始后，這份材料被追查，丁兆甲說自己不知道下落。造反派問丁兆甲：“凌云說曾和你談過，讓你不要把劉少奇的材料拿出來，材料就在你這里，把材料找出來?！倍≌准追裾J。

造反派說：“凌云都承認了，跟你講過六次話?！?/strong>

丁兆甲說：“我根本沒有印象，你們讓我和凌云對證，什么時候跟我談的，不要說六次，一次能證明，我就甘愿受處分。”

造反派去秦城監獄找凌云對質，凌云說：“我也記不清楚了?！边@件事不了了之。

丁兆甲認為，到現在都沒能給他一個清楚的說法。

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主持召開公安部干部大會，鼓動要徹底砸爛“公檢法”。造反派把跳樓摔斷腿的羅瑞卿用大筐抬上會場批斗，余海宇和凌云都在陪斗之列。會后，公安部7位副部長和43位正副局長、63位正副處長被打成叛徒、特務、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凌云等7位副部長、一批局長都被關進了監獄。

凌云認為，自己進秦城監獄要歸因于康生。

延安時期，凌云曾在康生任部長的中央社會部工作了5年。1947年冬，他隨康生率領的土改工作團到達山東渤海區，其間約有大半年擔任康生的秘書。土改工作期間，康生夫人曹軼歐認為渤海區黨委秘書長彭瑞林的夫人歷史上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是“國民黨分子”，要凌云查究她的“政治問題”。凌云經了解情況后，沒有理會。他后來才得知，康生夫婦“在渤海區黨委時就看出你不對頭了”。

1949年10月，康生因病去青島休養。曹軼歐是山東分局組織部副部長，留在濟南，住在分局機關內。她堅持認為，自己在山東分局內已遭到嚴密監視。分局領導們要凌云對曹做疏解工作，但凌云不但沒有疏解成功，反而得罪了對方，成為與康生斷交的開始。他后來表示：“我真后悔做了這件蠢事。”

1952年，凌云和陳龍一起去北京醫院看望康生。電話聯系時，曹軼歐聽了他們自報家門后大聲吼道：“不用你們來看！社會部的人，我一個都不想見！”兩人只好離去。

曹軼歐

1955年“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爆發時，康生給中央寫信，說他原來的秘書沙韜和凌云都是被饒漱石收買的“反黨分子”。材料轉到公安部，羅瑞卿沒有理會。

余海宇說，“文革”前公安部的人對凌云的議論主要是不好接近，“文革”后，她開始聽到一些比較負面的議論。她從沒見過凌云回應過，也看不出他的情緒。

余海宇說：“我認為他在‘文革’時候，為了保護自己，他的話說得有點多了。他知道得多，說得也多，得罪了不少人?！?/p>

但她認為，造反派口中傳出的消息，真相難辨。比如，公安部一位副主任曾告訴她，就是因為凌云“告密”自己才受牽連坐牢。而她聽說的則是，凌云交待的事情被造反派斷章取義了。

而且，即便確實是出于凌云之口，說這些話的情境也需要加以區別。被關押之后說的，不能叫“揭發”，只能叫“交待”。余海宇聽說，凌云在獄中也交待了她的情況，但她從沒問起過凌云，也并無介懷。

1967年11月，余海宇也被關進秦城監獄，1973年才出獄。后來，她聽說中南海西門外有人專門接收告狀信，就告訴了凌云的妻子梅建群，建議她寫信申訴。梅建群寫信送到中南海西門外，果然看見一個穿著大衣走來走去的人，信交給此人一周后，凌云出獄了。

05

“清理辦”和“摘帽辦”

凌云出獄后，負責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監獄清理。

監獄清理的調查摸底由公安部五局(勞改局)負責。一次，在五局工作的胡治安隨凌云去參加清理工作會議。會上決定，成立清理工作領導小組，由調查部部長羅青長(有時副部長熊向暉代)、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和公安部副部長凌云負責，并由這三部門聯合成立“清理辦公室”。問凌云公安部誰參加，凌云隨手一指胡治安，就他了！

80多歲的胡治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清理辦”設在公安部大樓五層，實際坐班的就他一人。摸底進行了半年多，查清全國各地的監獄和勞改場所中共關押國民黨縣團級以上黨政軍特人員15000多人，多是在解放后的歷次鎮反、肅反運動中以歷史罪被判刑的。

“清理辦”辦公會議上，討論到在押人員的具體情況時，凌云心里像有一本賬，哪個人什么職務，什么歷史罪行，怎么被捕的，改造時表現如何，他都能隨口說出，一清二楚，讓胡治安佩服不已。

經過討論，決定對953名國民黨將級在押人員中的109名不予釋放。但毛澤東批示，一律釋放。因此，其余人員也照此辦理，全部釋放了。

“文革”后，公安部清理“四人幫余孽”，參加過公安部“紅旗隊”的胡治安成了清理對象。他認為自己沒喊過口號，也沒發過言，更沒抄過家，看不慣一些人見風使舵的面孔，就在會上和兩個處長頂撞了起來：“用四人幫的辦法清理四人幫的余孽，是錯誤的！”

這番話匯報到凌云那里，凌云說：“你們搞錯了，胡治安不是造反派，我很了解他，我從監獄出來他就跟著我。”凌云還打電話給胡治安，叫他不要胡說八道，也不要再參加運動了，老老實實在“清理辦”待著。

后來，胡治安險些被定為“三種人”，凌云又一次為他說了話，保下了他。

1978年5月，中央五部聯合成立了右派摘帽工作領導小組，凌云是領導小組成員之一。領導小組之下，設立了“摘帽辦”?！罢鞭k”設在中央統戰部，受凌云指派，胡治安代表公安部參加了“摘帽辦”的工作。

6月，五部在山東煙臺召開了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會議，會上出現了兩種對立意見。凌云曾是1961年成立的“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領導小組”的成員，當年因摘帽面過大受到過中央批評，有了這一教訓，他以自己的切身體會勸告與會者，只摘帽，不要搞甄別平反。但在中組部部長胡耀邦、副部長楊士杰的推動下，大家統一了認識，對于錯劃右派者，“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解放55萬人的55號文件”。

一次，一位被凌云劃成右派的公安部干部給“摘帽辦”寫信要求平反，胡治安向凌云匯報，凌云坦然地說：“對，那個人是我劃的，你把他改過來。”據丁兆甲所知，此人一直對凌云不諒解。

還有一次，一位過去被凌云從公安部調走的干部向統戰部寫信申訴，胡治安趁凌云來統戰部開會時向他了解此人的情況，凌云說：“他沒有什么問題，現在看沒有什么事?！?/strong>

1981年，胡治安已經在“摘帽辦”工作了三年。統戰部想把他留下，但凌云不同意，打電話把他叫到了辦公室。凌云告訴胡治安，別去統戰部，也別回公安部，跟他走，他負責給胡治安安排工作。胡治安說自己已經答應統戰部了，凌云說：“你答應他們了？可我沒答應啊?！焙伟矐┣械乇硎?，自己是學歷史的，留在統戰部更能發揮自己的所學和所長。凌云這才作罷，讓他想回來的話隨時打電話。

后來胡治安才知道，當時凌云正在籌組國家安全部。1983年7月，凌云成為新成立的國安部的首任部長。

一天早上，胡治安去中山公園鍛煉，碰見了凌云。凌云問他在統戰部的情況，他說自己當了處長，凌云說：“還是個處長啊，早叫你跟我走你不跟我走?！焙伟舱f：“你那時候只說讓我跟你走，我知道你要到哪去啊?！?/strong>

06

一次罕見的訪談

1991年，為征集中共管教與特赦釋放國民黨戰犯史料，時任撫順市政協文史委主任紀敏以撫順市政協文史委的名義給凌云寫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在百忙中抽出一點時間，介紹一下中央有關管教與釋放蔣戰犯的決策經過。

他知道，早在50年代初期，凌云從山東濟南調到公安部擔任一局局長時起，就負責主抓管教國民黨戰犯工作，一直到1975年將戰犯全部特赦釋放完畢。

很長時間以后，紀敏忽然接到國家安全部辦公廳的電話：“您是紀主任嗎？我是凌部長的秘書。您寫來的信，凌部長看過了，他對你們從事的工作很感興趣。”對方邀請他進京一見。

上午8時許，紀敏在一間寬大的會客室里，見到了身材魁梧的凌云。凌云坐在長桌對面，紀敏發現，他正在上下打量自己。突然，凌云右手指一伸，指著紀敏問道：“你身在撫順，為什么要把手伸向我們公安部？”

紀敏答道：“凌部長，不是我把手伸進了公安部，而是公安部把戰犯管理所建在了撫順。”他說，訪問凌云，是為了不辜負周恩來總理的期望，以免出現“人走史亡”的歷史遺憾。凌云微微點頭。

紀敏又說：“凌部長，老實說，我對您本人的研究也有多時了……”這話一出，立刻遭到凌云的“質問”：“直到今天為止，我對我自己還不夠十分了解。你對我研究多時？說說看，我是怎么一個人？”

紀敏只能硬著頭皮談了自己搜集的資料，并提到自己曾在華東工礦部濟南工業局政治部團工委任干事，局黨委書記兼局長是王新民。凌云說，說起王新民，自己同他不光是認識與不認識的關系，而是曾經生死與共的戰友。

半小時后，凌云終于開口進入談起這次訪談的主題。

凌云一出口，紀敏就發覺他“語出驚人”，談的事情竟都是檔案查不到并且是各地中、下級管教干部說不清的史實。

紀敏馬上想到自己還帶來了一個小型錄音機，便向凌云請示：“凌部長，您談的事情很重要，我們能不能錄一下音？”

凌云斷然回答：“不可以?！?/strong>

紀敏又問：“那我們筆錄一下，可以嗎？”

凌云還是斷然回答：“不可以?！?/strong>

紀敏兩手放在白桌布的下面。凌云開始說時，他從褲袋內摸出備用的碳素筆與紙，將時間、地點、人物、姓名、數字等基本要點偷著記了下來。他自己一次也沒敢低頭，桌面上的筆記本和鋼筆也一動未動。甚至，秘書準備的茶水，他也一口未喝，不想因此而出現去衛生間、中斷訪談的場面。

談完后，經過紀敏的誠懇請求和保證，凌云同意由他代筆寫一篇稿子。“我必須說明，不經我審查，不經我批準，絕對不允許你隨意發表?！?/p>

紀敏回撫順后，很快就起草了一份文稿，不久收到凌云親自修改的打字稿和一封親筆信，對協助整理表示滿意和謝意。這篇《中共的一項偉大決策——教育改造國民黨戰犯工作的回顧》稿件，1993年刊登在政協全國委員會辦公廳主辦的《縱橫》雜志上。

07

“很難了解他”

1985年，余海宇從公安部五局副局長任上離休后，時常去看望凌云夫婦。她多數時間都在和凌云的妻子梅建群聊天，凌云很少參與。

余海宇覺得，凌云永遠像沒事人一樣，不喊冤，也不議論別人，跟誰也不交心，很難了解他。

1995年，《陳龍傳》出版，凌云作序。余海宇聽作者說，書中延安章節有一部分他總是寫不好，凌云索性就代筆重寫了。

2004年，凌云為徐子榮撰寫的紀念文章《公安部原副部長徐子榮的抱頭痛哭》公開發表。

從1952年初凌云奉調到公安部起至“文革”，凌云在徐子榮領導下工作了13年。1955年萬隆會議期間，徐子榮和凌云每天都同安全部門磋商對策，粉碎了臺灣特務暗殺周恩來的計劃。50年代末，凌云患了嚴重的腹膜炎，住進304醫院治療，需要使用昂貴的進口抗生素新藥。徐子榮要公安部竭盡一切，保證凌云的治療。

凌云在文中寫道：目前采取了改“收容”為救助等改革措施和其他親民措施，按照這條路走下去，政通人和，前景大好。感奮之余，想起了徐子榮，想起了寫這篇文章，讓更多的人知道這些快要湮沒的史事，作為歷史的借鑒，應是有益的。

2016年，丁兆甲聽說凌云生病住院了，想去病房找他把舊事說開。

等他覺得不能再拖了時，凌云已經病重插管，不能說話。

一段心結，終于沒能徹底說開和釋然。

凌云的告別儀式在八寶山舉行時，余海宇的身體狀況已經無法出門。過去，她多次聽凌云說起，自己身后不想搞告別儀式。告別儀式還是搞了，余海宇只能送一個花圈送別老友。

按照凌云的遺愿，他的骨灰被帶回故土浙江嘉興新塍安葬。1917年6月，他在這里出生，原名吳沛霖。

人物簡介

凌云（1917.6.29—2018.3.15），浙江嘉興人，1938年4月參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在山西新軍教導第二師、山西青年軍官教導團、晉綏軍政民干部訓練委員會工作。1939年12月到陜北公學學習，任校黨總支委員。1941年8月起歷任中央直屬機關黨委組織干事、保衛委員會秘書，中央社會部科員、科長，中央土改工作團團員、秘書。1948年8月起歷任中共濰坊特別市委委員、市公安局副局長，濟南市委委員、市人民政府委員、市政府黨組成員、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1952年2月起先后任公安部一局副局長、局長，公安部黨組成員、副部長，公安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兼國際政治學院黨委書記、院長。1983年7月任國家安全部黨組書記、部長。2004年9月30日離職休養。凌云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2018年3月15日凌云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101歲。

加主編微信TZBB668，備注進群，可進大觀粉絲群（本群為邀請制，謝絕空降）

注：除本平臺聲明的原創外，其它內容源于網絡或它方投稿，旨在供讀者多種文化視角的探討與解讀，并不代表“新大觀”的觀點和立場，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后臺留言，將第一時間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