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一場苦心“經營”了兩年之久的大理民宿詐騙案敗露。看似富有情懷、自由瀟灑的民宿老板朱春榮，實則每天周旋于五百多位股東之間編造話術、吸納資金，操縱龐氏騙局。截至2024年6月6日上午，全國各地共有462名受害者向警方報案，實際受損金額高達4833萬。

這是一個充滿獵奇元素的巨額詐騙案。一個口蜜腹劍、突然消失的丈夫，一個留在原地、面目模糊的妻子，一群身份迥異、如夢初醒的受害者。當作者王煥熔來到大理走訪，她發現這里容納了各個社會階層的人，是故事生長和傳播的溫床，而詐騙幾乎都始于一個精心編織的故事。她寫下了萬字長稿，試圖還原這起離奇詐騙案背后更殘酷的現實，這也是關于本案最詳實的報道。

如何捕捉獵奇背后的公共性？怎樣書寫復雜、多面的人性？如何找到寫作的動力？我們邀請到了作者王煥熔，一起來聊聊這篇稿件的操作過程。

Q：您?開始是怎么發現這個選題的？怎么和采訪對象取得聯系的？大概用多長時間完成了采寫？

A：我一直想寫詐騙案相關的報道。2022年開始，緬北詐騙就成了熱點新聞，疫情期間詐騙案也不斷增加。采訪的時候也了解到很多縣城老人被詐騙，手段雖簡單，金額卻不小。這類詐騙背后的社會心理和形成機制，我一直很感興趣。

最初是在豆瓣看到一個帖子，有位博主根據受害者的發聲整理了大理民宿的“殺豬盤”情況。與常見的詐騙案不同，這起案件發生在文藝青年聚集的大理，受害者中也有相當一部分精英人群。大理的媒介形象通常是風花雪月、自由開放的，之前很難把它和一個惡性事件聯系在一起，這兩者之間有天然的張力。我會比較好奇，有沒有一些地域性的東西或比較能體現時代性的東西是可以挖掘的。

我主要通過小紅書聯系采訪對象，私信聯系了很多受害者，先是和兩名北京受害者線下見面，之后拜托他們將我的采訪邀請發到受害者群，群里約有500人，后來我跟大概20名受害者取得了聯系。

拆遷中的木子小鎮

5月，警方與受害者同步案件進展時，我去大理實地走訪，采訪到了詐騙犯朱春榮的朋友，跟警方也聊了聊。6月初，我去了朱春榮和木子的老家。整個采訪和寫稿各耗時一個月。

Q：每一個來找您的受害者，您都會采訪到嗎？采訪到什么程度，才會覺得飽和了？

A：聯系到的受害者基本都采訪了，采訪邀請發到受害者群里之后，大概有6、7個人立刻加了我。我當時主要會問他們：你的受騙金額是多少、跟朱春榮夫婦是在什么時間段接觸的——因為他們這個客棧開了十年左右，我希望能把十年不同階段的人都采訪到，還原這件事的脈絡。

其實剛開始沒有那么多預設，凡是訴求很強的、來聯系我的受害者，我都會去跟他聊，受影響較大的人會重點采訪。關于什么時候覺得采訪量足夠——當你大概能感覺到這十年的故事線已經清楚了，以及采訪對象在表達一些重復性信息的時候，就到了盡頭。

Q：在這樣的惡性事件中，采訪時會面臨大量受害者發聲乃至訴苦的情況嗎？您會怎樣和受害者打交道？

A：會有，受害者人數很多，能從中看到明顯的階層劃分。有受訪者是互聯網大廠員工，或是北京體制內的老師，在接受采訪時傾向于分析問題，表達相對比較理性。雖然這件事情對他們也有影響，但算不上致命，可能也只是推遲買房的損失。

小地方的人受到的影響比較大，情緒起伏也會更大。他們中間有低保戶，有聽障人士，也有抗癌的打工女孩。不過我接觸到他們時，距離事發已經一兩個月，他們心情已經平復了很多，和我對話時還是能夠冷靜思考的，沒有情緒崩潰。

但在采訪過程中，共情每個受害者的遭遇確實要付出一些情緒勞動，這也是記者工作中必須要做到的一部分。很多受害者原本是我們生活中的大多數，是我們會在地鐵里、菜市場見到的普通人。他們之前的人生沒有太大起伏，但在被騙后就變得搖搖欲墜。每個人背著很多債，都經歷過抑郁、想跳樓自殺、家庭分崩離析的困境，而且很多人還不敢告訴家人朋友，只能自己背負這個秘密。跟他們建立了連接之后，他們自然會把記者當成傾訴對象，我非常理解這一點，有時在微信文字交流中也需要及時回應受訪者的情緒。

關于我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問題，我可能會和熟悉的同行朋友聊一聊，或者和編輯溝通，講講受訪者的情況有多慘，這樣能把心里的壓力傾訴出來，但大部分時候還是得靠自己去消化。不過，隨著接觸惡性事件多了以后，自己應對的方式也會慢慢變化，相比剛入行時，現在消化能力會更強一些。

Q：您當時有進入股東維權群嗎？您是怎么了解到那么多聊天記錄里的細節的？

A：我沒有加入他們的群，受害者還是比較封閉的，會對外人比較警惕。而且群里會有一些非理性的情緒，如果記者進群了，可能也會成為關注的焦點，不太利于采訪。

受害者通常是去了客棧后加上朱春榮的微信，再通過他的朋友圈看到招股信息咨詢詳情，隨后在線上簽訂合同。警方要求報警時提供的主要電子證據也是這些聊天記錄，因為他們的所有操作幾乎都是在線上完成的。我向這20多位受害者收集了他們發給警方的所有證據，包括完整的聊天記錄和合同書。

朱春榮說服股東入股的聊天記錄

我跟受害者溝通的時候發現，他們的敘述可能會有一些偏差，比如對某些時間點和具體操作的回憶可能并不準確。但聊天記錄是一種客觀證據，可以作為事實依據。

最后，我收集到了大量聊天記錄，這部分信息是最難處理的。因為要不斷地通過文本分析每個人受騙的具體過程，還需交叉對比不同受害者的經歷，從而梳理出朱春榮的騙局是怎么運作的。

Q：朱春榮在事件中是一個很復雜多變的角色，您是怎么建立起對他的認識、立體地將他呈現出來的呢？

A：當時朱春榮已經被拘捕，沒有辦法采訪到他本人。第一印象是受害者對他的描述，后來我反復閱讀他跟股東們的聊天記錄，做一些文本分析，透過他的語言去了解他。我能感覺到他非常聰明、很懂得洞察人心，會敏銳地覺察到每個人的訴求和弱點，利用這些來誘導受害者。

我很好奇他是怎么從民宿老板變成詐騙犯的。他的朋友劉旸跟我講，他們剛開始去大理也有生意上的理想，所以他認為朱春榮的墮落是因為疫情再加上經濟形勢不好，逼不得已才變壞的。其實這是一種為他免責的說法，畢竟朱春榮詐騙的具體細節劉旸也不知道，這也只是一種推測。但我會好奇，大環境的變化是如何作用在他身上的，以及他主觀的惡意到底有多大，他對受害者會有同情嗎？他會有后悔嗎？從警方的反饋來講，他是一個喪失道德的冷血罪犯，但是他自己視角的敘述是會永遠缺失的。

朱春榮騙了這么多錢，也沒有讓自己過上什么好生活，而是沉迷于“皇家賭場”小廣告式的賭博網站，這是非常低級的騙局。我們會發現，他給別人制造了一個陷阱，然后跳入了一個更低級的陷阱，這特別具有諷刺性，也特別能體現人性。我會覺得這種案件報道中，加害者的視角是很讓人好奇的。但是加害者視角是很難獲得的，即使獲得了，他的敘述可不可信也很難判斷。罪犯報道現在已經非常少見了，如何去呈現加害者的聲音一直是我比較困惑的，我覺得其中會有很多專業問題和倫理問題值得探討。

Q：這次采訪還有讓您感到遺憾的地?嗎？有哪些環節是采訪中很難突破的？

A：比較遺憾的地方是木子沒有接受采訪，她也是一個層次豐富的矛盾性人物。她受過高等教育，很有文青氣質，為了愛情休學去了大理。和朱春榮的相遇也很浪漫：一個義工和一個背包客在客棧里邂逅，他們決定擺脫穩定的世俗生活，在大理開一家客棧，過風花雪月的日子——這很符合那個年代的愛情腳本。

木子和朱春榮

但慢慢地，無論是他們的愛情，還是想做的生意，都在十年間變質了。后來她丈夫騙了這么多人的錢，她向受害者辯解自己不知情，但大家很難信服，一直在猜測她到底是共謀還是一個純粹的受害者。一個當時為愛放棄一切的女人，到底都經歷了些什么？她對大理的看法有沒有發生改變？這些都不得而知了。

文章對木子的角色處理比較模糊，主要是因為獲得的信息很有限，不同受害者對她的描述也不一樣。可能讀起來會有點到即止的感覺，這確實是我想呈現的狀態，因為我掌握到的信息不足以對她下任何判斷。

如果能采訪到她的話，那報道的寫作可能會完全不一樣，可能會以她的視角來搭建結構，因為這樣看到的東西是最豐富的。

Q：在涉案方朱春榮和木子難以接受采訪、涉案人物眾多的情況下怎么做好外圍采訪呢？您是怎么找到劉旸這么合適的外圍采訪對象的？

A：為了補充更多信息，我查閱了朱春榮夫婦的公開資料。他們經營客棧，有公眾號，早年在豆瓣和簡書活躍，可以在網上搜到木子寫的相關故事文章，補充了一些他們視角的內容。此外，我分別走訪了朱春榮和木子的老家，了解他們的家庭背景。

因為這個案子涉及到受害方和加害方，按照客觀性的采訪邏輯，除了采訪雙方之外，還需要找到一個中立方，也就是和這個事情沒有太多利益關系的人。在采訪過程中，我一直在尋找這樣的人，能相對理性地描述朱春榮從開客棧到現在經歷了些什么。

劉旸屬于一個意外找到的采訪對象。本來我的計劃是去大理當地見受害者，同時看看能不能找到認識他的民宿圈的人。我最開始在他的民宿周圍逛過一圈，但并沒有什么收獲，很多老板都剛搬來不久，那里的民宿更新換代非常快。

不過在和這些老板聊天的過程中，我發現，雖然他們并不直接認識朱春榮，卻能給我捋出一條關于大理民宿發展的線索，而這正好與朱春榮在這里起家的背景相關。大理民宿和旅游的火爆，其實是乘著兩個影視作品的風潮興起的。十年前，有一部徐崢和黃渤主演的公路片叫《心花路放》，上映后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陣“去大理”的熱潮。后來，在疫情開放后的2023年，電視劇《去有風的地方》播出，第二次帶動了大理的民宿行業。我去大理時，正逢這股熱潮剛過，碰到的很多民宿老板受游客熱潮吸引，剛來一兩年。

在大理，我見到一位本地受害者，她曾頻繁與朱春榮來往，也想開民宿。她介紹了朱春榮的朋友劉旸給我，我逐漸進入了他們的圈子。

采訪劉旸是為了還原他作為朋友眼中的朱春榮。朱春榮是個尤其多面的人，在不同的人面前呈現的人格甚至都不太一樣。受害者可能將他視為壞人，但我希望了解他的其他面向。我想知道，他作為朋友、丈夫、生意人，以及年輕時，尤其是十年前是什么樣子的？我希望能補充視角，避免刻板地塑造他的形象。

在做外圍采訪的時候，尤其要注意的是，除了問關于主要人物的內容，也要讓他去敘述自己，因為讓他們更有表達欲的還是跟他們自己的經歷相關的事情。所以，我和劉旸聊了他這十年所看到的民宿業的變化，以及他是怎么做生意的，而你總能從他的敘述中找到一些相關的東西。

Q：?章?有很多有細節的增量，?如朱春榮夫婦如何與客?建?起友誼和信任，?如?君為了花不起的20元?對孩?感到愧疚。您是如何在采訪中捕捉到這些細微之處的？怎樣才能既獲得?量的有效細節，又不會讓受訪者感到不適？

A：其實我在采訪的過程中不會去想后續會不會用到這個細節，我不會以寫作為導向來主導我的采訪。采訪基本上還是以我們交流清楚，以及我在這個過程中感受到的情感為主，采訪對象的表達有他的重點。有時候抱著寫作的目的去采訪反而會很束縛，因為很多信息在寫作時用不到。采訪其實是跟一個有主體性的人相處，聊天是一個彼此尊重、平等對話的狀態。

其實提問思路無非分兩種，一個是要獲得事實，另一個是要獲得采訪對象的感受、和看法。聊的時候不僅是要了解他的經歷，還要明白他心里的想法。這需要尊重采訪對象的主體性，因為每個人都想讓自己的情緒和想法被理解、被接納。當你對他們的經歷和感受保持好奇，聊天就自然而然會深入，而不需要刻意挖掘什么。

包括文君提到的細節也不是我刻意問出來的，她表達的重點就是他們家的貧困，以及詐騙這件事對她影響有多大。這其實是她表達的一個訴求，細節自然而然就流露出來了，在當時就挺觸動我的。

面對表達欲比較強的采訪對象，其實不太需要刻意地動用提問技術，只是需要把握采訪節奏，要在能接住對方情緒的同時，讓采訪不要偏離主軸；而面對沒有太多表達訴求的人，就需要不斷去觀察對方的狀態，改變你的提問方式，往你想要的方向去引導。

但是到了寫作階段，需要考慮的就是另一層面。這個案子是多方視角都有采訪到的，我并不想單純從受害者的主觀視角呈現，所有的受訪者都是拼湊這個案件本身的拼圖。因為他們的經歷確實大同小異，除了文君，不存在哪個典型人物特別有必要展開大量細節。如果以案件為主線呈現稿件，寫作重心會更多放在事件邏輯上，而非受害者的人物故事刻畫。

Q：文君這一受害者角色揭示了農村女性的困境，對她的采訪是不是還有更多沒有披露的脆弱細節？

A：剛開始會對文君生活的封閉和貧困的狀況描述得比較細致。從文君的故事來看，她從封閉山村進入到現代城市生活中，因為不熟悉城市的規則，很容易就成為被剝削或受騙的對象。去大理是她接觸外界的第一步，投資掙錢也是她想改變命運的嘗試，但卻成為受騙的開始，這對她來說是很殘酷和悲劇的。

對于來自底層的受騙者來說，生存是他們的全部，錢可能意味著所有。如果家人知道文君受騙，她的親情和婚姻都將難以維持。為了還債，她還考慮去外地打工，但因為不想讓父母和孩子留守在鄉村，后來還是沒能出去。

文君生活的云南山村

但最打動我的在于，文君身上有某種超越性。當時有很多受害者去木子的客棧里搶東西補償損失，文君也在場，但她沒有這樣做。她拒絕了以暴制暴的方式，展現出本能的道德感和善意，盡管有人覺得過于仁慈反而會帶給她更大的災難。但她打破了一些人的固有認知——比如生活越底層的人越容易動用暴力，善良是生活富裕的人才有的特權。當你真的接觸到具體的人之后，就會發現不是這樣。人性的光譜是很復雜的，是會在個體身上展現出超越群體刻板印象的東西，這會讓我覺得很光明。

Q：在這篇報道中您是如何搭建稿件最終的結構的？是否嘗試過多種結構?案？

A：因為素材量大，這篇稿件前后有多個版本，初稿寫了3萬字，基本把所有獲得的信息都寫進去了。后來大概改了五版。

寫稿前，最需要考慮的就是最開始寫什么、我要從哪開始講起、情節從哪里開始講是最吸引人的。

最初，我選擇從犯罪曝光前一個月的時間點切入寫作，因為許多采訪對象的故事都從這里開始，也就是騙局敗露前，朱春榮如何不斷欺騙、拖延。但后來發現，這種結構導致兩個問題，第一是素材冗余——敘事時間有十年的跨度，需要大量回溯，顯得臃腫。第二是人物出場安排上，核心人物是犯罪者朱春榮，但如何讓他和妻子在第一部分自然登場，還需斟酌。

第一稿花了五個小標題段落去講騙局是怎么運轉的，描寫很細致，但編輯認為過度聚焦騙術會削弱閱讀價值，所以第一版到第二版之間，進行了大幅度的壓縮。

復盤后我意識到，單純羅列騙局并不能推動敘事。楊瀟老師以前講敘事結構，提過一句話，大概意思是“敘事結構是一輛隆隆前進的火車，要想清楚你最后要到達的地方是哪”，敘事是朝著敘事目標前進的。

Q：您在調整稿件結構的時候有哪些心得？

A：操作選題比較迷茫的時候，我都會想要找到一些能參考借鑒的案例，可以幫我更深入地去理解這個選題，也可以學一些敘事的方式。這次寫作的過程中，我看了一些關于詐騙的電影和紀錄片。比如真實事件改編的電視劇《虛構安娜》，講的是一個女孩假扮名媛，通過這個身份騙了很多富豪的投資。還有一個紀錄片叫《Tinder詐騙王》，里面講了類似“殺豬盤”的情感詐騙問題，和朱春榮的詐騙邏輯有某種相似性。看的時候除了思考它們的敘事結構，更重要的是了解影片如何去詮釋詐騙和犯罪這件事。

《虛構安娜》海報

我不是那種編輯提了修改意見就完全照辦的作者，那樣會讓我失去寫作的動力，我必須找到自己的改稿動力。改二稿的時候比較迷茫，我就想能不能找一些讓我自己覺得有點意思的抓手。再回頭分析我的稿子，我的整個報道確實沒有一個核心的敘事線索，也沒有一個特別強的人物貫穿，顯得比較散亂，那是否可以在懸念設置方面加一些技巧呢？

我想到，稿子里的某些元素與電影《消失的她》有相似之處：一個消失的丈夫，和一個被留下的妻子。這部電影敘事技巧比較簡單，就是突出一個懸疑感，比如最開始女主角消失了，接下來調查為什么消失，再層層揭露謎底。

在寫二稿時，我嘗試增加這樣的懸念設置：從朱春榮的“消失”開始寫起，再寫他的妻子登場。妻子的形象一開始是比較模糊的，你不知道她究竟是共犯還是無辜的受害者。隨著故事推進，再揭示朱春榮的賭徒身份。初稿揭曉謎底的時間點放得比較靠前，導致懸念不夠吸引人，后來我就把揭曉放得更靠后。簡單來說，我借用了類似“懸疑片”的敘事套路，算是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改稿的動力。

讓我深有感觸的是，無論是在電影中還是采訪過程中，所有騙子都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都需要講一個故事。講一個好故事才能讓人相信。其實，這和我們寫稿的過程特別相似：故事怎么講才吸引人？怎么才能讓它有感染力？這既是詐騙的共性，也是創作的共性。

Q：標題里“風花雪月”的形容非常貼切，“烏托邦與浪漫愛”“貧困循環”等小標題的角度也相當準確，您是怎么想到這篇文章的標題的？

A：“風花雪月”這個詞是在寫稿接近結束時浮現出來的，也符合我最初對案子感興趣的原因。“一場風花雪月的詐騙”有點像電影名字，是一個全景式的概括。

報道里呈現的不同角度，也是寫作過程中不斷思考的結果。首先我要把受害者跟朱春榮建立聯系，寫出十年前朱春榮的形象和那個時代的社會氛圍，所以我寫了“烏托邦和浪漫愛”，從他們兩個的浪漫故事出發，這也是他們最開始能吸引那些“文青”的地方。

還有一個想表達的點是，受騙的背后是有社會土壤和時代背景的。這種詐騙故事很容易被理所當然地簡化為“受害者蠢、詐騙者壞”，但我想去呈現他們背后的社會是什么樣的。他們共同裹挾在大環境的經濟焦慮里面，這是每個人都不能豁免的。

當一個人陷入焦慮時，就很容易受騙，這是人性很平等的東西，和社會地位如何、資源多少無關。在一個經濟下行的周期里面，人們往往因為焦慮，而希望有一個“神”來保佑自己、能有強者庇護和引領自己，所以就會病急亂投醫。朱春榮在當時就是受害者們的“生意之神”。

我會在寫作過程中不斷去思考背后更時代性、更公共性的東西，借由這個事件去得到表達，這是做特稿的一個重要思路。

Q：?章中有?些精煉的、有?的總結，?如“弱者傷害弱者，弱者從弱者?中騙取資源，是這起詐騙案背后更深層的殘酷現實。”您是如何在?個獵奇的詐騙案的基礎上，提煉出這樣普遍的公共性的？作為記者，這樣的能力該如何培養？

A：這個結論是在采寫過程中逐漸思考得出的，如果從社會階層視角去看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身份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在去了朱春榮和木子老家之后感受到，他們也出身底層，都在農村長大，父母那一代都很貧困，都是這個社會結構中弱勢的那群人，還是挺唏噓的。之前在看美國的詐騙故事的時候，看到更多是窮人騙取富人的財產，這個詐騙犯還會被大眾視為英雄式或者天才式的人物，中國就幾乎看不到這樣的事件，更多的是底層互害。

培養觀察和判斷一些現象的抽象思維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沒法短期內速成。對年輕記者來說，剛入行時，能把事件寫清楚、核查準確就已不易。做特稿的思路更多是需要建立在扎實的事實基礎上，思考背后的深層邏輯。

記得剛去《GQ報道》實習的時候，我的主編靳錦對我說過，“記者是一種思維方式”。那個時候不懂，因為沒有太多經驗。后來我在做選題的過程中越來越理解這句話，認識到需要持續訓練自己去觀察社會和輿論，獲取多元立體的信息，思考事件背后的邏輯。如今我甚至覺得，做特稿記者可能是一種生活方式，或者是一種處境，它決定了你看待世界以及和世界相處的方式。

我今年愈發感受到優質的內容越來越少了，質量很差或者情緒性很強的內容充斥在中文互聯網上，讓人有一種匱乏感。但我覺得還是要盡量建立起自己的信息圖譜，不能放棄對復雜性的追求，不能停止攝取多樣化的“好東西”，除了新聞報道之外，書籍、影視、話劇，或者學術論文，都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還可以去看過去一些經典的報道，看看在一個相對寬松自由的報道生態里記者能做的專業程度是怎樣的，這會提醒我不要忘記專業報道應該有的模樣。雖然時代不同，但中國社會運行的邏輯其實并沒什么變化。總之，記者的自我教育很重要。

另外，盡管現在的報道環境面臨著很多挑戰和限制，但一手采訪的沖擊力還是遠勝二手資料，足夠的采訪量會讓記者充分了解事件的邏輯發展和人性的復雜，才能有一定的判斷能力。理論和實踐都要有，才能做出更好的東西。

Q：稿件發出后，您收到的反饋是怎么樣的？您怎么看待一篇稿件的發出所能帶來的影響力？

A：稿子發布之后，有采訪對象來對我表達感謝，因為案件涉及人數很多，信息不能及時同步，有很多信息他們自己也不清楚，這個稿件給他們提供了信息增量。稿件發布后的閱讀量大概2萬左右，當時巴黎奧運會剛開幕，大家的關注熱點在奧運上，我覺得還行，我的稿子一直閱讀量不高。

我現在不在機構工作，對目前自由撰稿的我來說，沒法去考慮影響力的問題。可能更多要考慮的是，在當下我還能做什么，怎么讓自己的職業訓練不被中斷，怎么才能做得更好更專業。

當下的環境可能越來越難讓長篇報道產生特別大的影響力。從大家的生存處境來看，大多數人都在生存線上掙扎。我的采訪對象艱難，讀者也同樣有生活壓力，很少有余力關注長篇報道。疫情后這種趨勢更明顯：人們連自己的苦難都無處訴說，更遑論共情他人的不幸。

我之前做地震報道的時候，也尤其感受到這一點。大家不是那么關心地震，也不是那么關心遠方的苦難，會覺得我的生活就夠慘了，那誰替我說話？誰替我發聲？我覺得這是目前的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狀態。

我還感覺到，整個社會越來越分裂。不同群體在性別、階層等議題上難以達成共識。也許對于什么是公共性，什么是值得被討論的，很難真正形成一種社會共識了。還有一點是，從新聞業的角度來看，我覺得同行們對做新聞做特稿的想法也不一樣，因為大家的經驗都太不同。現在有點像是過去的秩序瓦解了，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的一個階段。

Q：在媒體報道的影響力范圍可能很有限的前提下，您的寫作動力主要源于哪里？

A：主要還是緊迫感和好奇心。之前我一直受到的新聞教育都是“公共價值”的話語，認為記者就該為公共利益書寫，現在我仍然認為記者的本職就是這樣，但是國內的報道現狀無法像過去一樣支持記者真正做到這一點。過去一篇調查報道或許能改變某些人的命運。現在這種可能性很小，記者想去現場、真正參與公共事件，需要付出的代價更多：金錢、時間、精神健康，甚至人身安全。而機構媒體已經沒法像過去一樣提供相應的支持。

我會有一種時間上的緊迫感，因為明顯感受到能做深度報道的窗口期越來越短，優秀的同行有的離開，有的沒有得到做報道的空間。所以每得到一個可以做報道的空間和機會，我就很想充分利用，既是為了做出一些優質的東西，也是為了訓練自己快速成長。在鳳凰的時候，我會把每篇都當做最后一篇來做，會用盡全力，也會堅持自己的判斷。緊迫感可能是我這兩年做報道的主要動力。

還有，不能弄丟自己的好奇心。我之前的狀態是，如果我的好奇心沒有被滿足，我會不斷采訪、不斷探索。每次采訪，我都會一直采訪到自己筋疲力竭為止，我才會覺得我盡力抵達了想抵達的地方。但是保持敏感度和對人的好奇心是很不容易的，在不斷的挫敗和妥協中，人很容易麻木，陷入自我懷疑。從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如果現實生活都非常動蕩，要面對很多困境，就很難去做到真的關心他人，也會失去表達欲。但公共性的寫作重要的就是去關注別人。我知道很多同行們現在自身的現實處境就很不容易，大家都需要照顧好自己的私人生活和身心健康，才有余力去投入公共生活。

雖然我對很多事情比較悲觀，但我還是相信記錄的價值，還是很想說，希望能堅持采寫的同行們還是要堅持寫下去，我們和我們的采訪對象的遭遇都是這個時代的小小注腳，歷史是由這些注腳構成的，官方有官方的話語，我們也有我們的個人史。

如果拋棄一切公共話語和外部影響，完全回到我的私人領域來說，寫作的動力在于我很享受采訪和寫作的過程。無論是做突發、做案子、做特稿，都是一種介入社會和探索世界的方式，這是件有趣的事，我喜歡思考，忍受不了無聊，我需要寫作來安放我自己。

Q：接下來您最希望剖析的其他現象或故事是什么？

A：個體的生存狀態、情感體驗，以及時代如何左右人的命運，一直是我關注和思考的焦點。去年我可能會更關注一些結構性制度性的東西，很想通過寫一些事件來反映社會的某種運作邏輯，比如年輕規培生之死、性侵案、LGBTQ群體的生存處境，都跟某種權力關系有關。結構與權力是我這幾年主要思考的東西。

我覺得中國式的權力結構一直沒有太多改變，即使作為倡導社會進步、批判社會問題和發出先鋒聲音的媒體機構，內部也依舊遵循著最傳統的父權結構。媒體本身就存在著嚴重的權力濫用問題、性別歧視問題、以及一線記者和實習記者的勞動權益無法得到保障的問題，這一點是所有媒體人、尤其是媒體管理者需要反思和改變的。如果不正視存在的問題，不從自身做改變，而空談改造世界的大道理，那是非常虛偽的、不誠實的，一個寫作者最大的敵人就是不夠誠實。

今年脫離了機構后，我不用再面對一個系統，我會對人本身更感興趣。我也想嘗試著去寫人的主體性，而不是觀點和理論先行，只把人物當成表達某個議題或者立場的寫作工具。我希望探究在這種制度性壓迫中，個體的力量如何體現，我們除了是一顆政治結構中的螺絲釘，我們的超越性會體現在哪里，我們的生存智慧在哪里，這也是我想不斷去探索和詢問自己的問題。

我也對在傳統和現代、農村和城市之間來回流動的人感興趣、對于一個處于新舊交織的中國社會來說，城市中的進步觀念已經有很多討論，而在縣城和農村仍然是非常保守和傳統的，小鎮青年就穿梭在這兩種敘事之中，我覺得這是我的母題之一。

*圖片源自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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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熙媛 陳 緯 王夢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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