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鑼鼓喧天，爆竹如麻，北風正緊，雪大如席，我們回來了。”作家舒飛廉近日推出了全新小說集《團圓酒》，六個故事，歸攏在同名小說《團圓酒》。風雪之夜，一場鄉村的團圓酒宴熱熱鬧鬧地進行著……作者有意識地融入湖北方言、民間小調、楚劇唱腔等元素，拓展著沈從文、汪曾祺一脈的抒情鄉土文學的敘事傳統。

《團圓酒》創作的當時，舒飛廉的生活也發生了一些改變，他更多地回到家鄉，希望自己能夠獲得新的生活方式，建立起和家鄉的連接。他首先需要面對的就有兩個問題：一是觀察現在的鄉土到底是什么，二是自己怎么在鄉村重新地生活。在他看來，他所書寫的比起“鄉土”，用“鄉野”來形容可能更為貼切、開闊，蘊含著各種新的、混雜的生活形態。另一方面，他的書寫中所傳承的“抒情性”，是在看見鄉村之苦的前提下，將鄉村作為審美對象，發現鄉村的美及人的生活的尊嚴及價值。

評論家王宏圖將舒飛廉的寫作風格形容為“巴洛克風格”，“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各種語言實驗和探索，既有宋元話本小說的痕跡，也包括近代和現當代鄉土小說的很多元素。”他認為舒飛廉的語言非常接地氣，除了源自鄉土的活生生的語言外，還能讀到作者以武俠筆法來寫日常生活的嘗試。他提到小說集最后一篇《空山靈雨》，是一篇頗富童話意趣的作品，寫到了蜘蛛、金龜子、花仙等，洋溢著歡快、幽默的色調。“盡管有人批評作家有些小說美化了當下的鄉村生活，但這些作品有田園詩的風格意境，人們依舊可以看到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的強悍的生命力。”王宏圖指出在這明亮的色調背后也隱藏著生命當中的幽暗的、略顯沉重的東西，只不過作者是用一種輕松幽默的方式來處理苦難。

舒飛廉與評論家王宏圖、項靜跟讀者分享小說的創作過程。活動由本書編輯胡曦露主持。

當代鄉土題材作品的變化大概是在最近二十幾年才發生的，評論家項靜提到如作家韓少功的書寫是在他2000年從海南重新返回到湖南鄉村生活后，他的生活狀態與寫作角度明顯有了不同。“不再是知識分子式的回望狀態或啟蒙狀態，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和鄉村的融合。”她認為寫作者和村莊融合在一起，雖然跟本地人有一些身份和生活上的差異，但是他們可以自然地生活在一個空間里。由此，在地的寫作和不在地的寫作會有不一樣的視角呈現出來。在她看來，舒飛廉的小說是一種知識性很強的寫法，帶有博物色彩。“鄉野本身就包括做加法的過程，從原來更注重人際關系，更注重村莊的政治、經濟之類的維度上又增加了動物的、自然的維度，他用講故事的方式不斷擴展鄉土的范疇，不斷地增加空間內部的復雜性和深度。”項靜稱之為將過去的鄉土重置成帶有個人風格的新的裝置。

“我很喜歡本雅明，他在巴黎散步觀察各種各樣的現象，然后將其密集地呈現到文本中，產生內爆的感覺。我好像也在用這個方法在鄉村散步，將不同的東西匯集在一起，期待產生內爆的效果。”舒飛廉回應說道。

鄉村是一個熟人社會，項靜認為這是鄉村天然的屬性，所以同名小說《團圓酒》很自然地像是顯示屏一般，放映著一場因為酒宴從四面八方而來的各色人的故事。在這個群像空間里，映照出村莊的漫游者們的生活狀態。但這種“團圓”是作家想象與創造的，“創作團圓的過程其實是建造秩序的過程，就如《盜鍋黑》是用失序的狀態來抵達所謂的圓滿，人的正常訴求，無論是情感還是精神上的，可能都會以一種縫縫補補的方式實現。”項靜說，就像很受歡迎的《老友記》，便是用這種縫補的方式創造一個新的，更和諧、更完滿的人際關系，重新想象人和人組合的方式。

王宏圖繼續補充說道，《團圓酒》中的宴席，實際上是社會交往的一種儀式，它同時又有源遠流長的傳統，它把村子里的人都聚攏過來，平時里隱而不現的關系可以在這里凸顯，這既是一種技巧，同時也是生活實態。而這樣的書寫我們其實并不陌生，比如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的第一章展示的是一名宮廷女官的家庭聚會，很多重要角色在此出場。又如茅盾的《子夜》，吳老太爺的喪禮變成眾多人物的聚集場所。他認為要把眾多人物推到前臺這是一種有效的結構方式，“可以看成是對傳統的復歸。”在這層意義上，王宏圖期望《團圓酒》能拓寫成一部長篇小說，“希望作者寫得更盡興，更淋漓盡致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