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端午節的起源，研究民俗文化的學者有各種討論，大體而言，認為端午節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夏代。西漢《大戴禮記·夏小正》記載：“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也。”《夏小正》是有關夏朝農事和歷法的文獻，其可靠性不容置疑。端午節有沐浴的習俗，說明端午節最初的目的是提醒人們重視由于氣溫升高帶來的病蟲瘟疫之害。今天的許多端午習俗都與此相關，比如，佩香囊、懸白艾、喝雄黃酒等明顯帶有驅蚊殺菌、防蛇蝎毒蟲的科學功能。因此，我們可以說端午節的起源是基于中國古代的科學精神。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端午節和許多歷史文化名人建立了聯系，比如春秋時期的楚國人伍子胥。他以忠勇為世人所稱道，卻被吳王夫差所殺，伍子胥被殺后，尸體被沉入錢塘江，而伍子胥的死亡時間就是五月五日。因此，在錢塘江一帶，伍子胥被稱為波神、伍神。當然，除了伍子胥以外，如春秋時期晉國人介子推、東漢孝女曹娥等，也曾與端午節紀念活動建立聯系。但是，與端午節關系最密切的，當然是戰國時期楚國人屈原。屈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又是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具有高尚的情懷和高潔的品性，受到自漢以來各行各業人們的崇敬。因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江而死，因此，東漢應劭《風俗通義》和南朝吳均《續齊諧記》都記載，在湖南汨羅地區，有以紀念屈原為主題的端午節活動。隋代杜公瞻《荊楚歲時記》甚至認為，汨羅地區五月五日競渡這個習俗也是因屈原而設。當然，吳越地區的龍舟競渡活動顯然早于屈原。也許汨羅地區的龍舟競渡習俗是為屈原而設立，但端午節有龍舟競渡活動肯定不是始于紀念屈原。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屈原和端午節被緊密關聯，歷史上曾經與端午節建立聯系的一些人逐漸退居幕后，紀念屈原逐漸成為端午節最重要的文化內涵。《唐詩紀事》卷七四記載唐末長安僧人文秀有《端午》一詩傳世，詩曰：“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在這首詩中，作者甚至認為端午節就是為了屈原而設，顯然，這種說法更多地表現了對屈原的懷念，但這并非端午節真正的起源。

紀念屈原之所以能在漢以后逐漸成為端午節人文精神的核心內容，是與屈原的精神價值密切相關的。在中國歷史上，屈原是影響最為深遠的詩人之一，他是中國騷體文學的奠基人，被譽為“中華詩祖”“辭賦之祖”。他的《離騷》是中國文學史上楚辭體文學的代表。屈原忠直的人生態度和他所創作的偉大作品相映生輝。沒有忠直的人生態度，屈原不會創作出《離騷》《九歌》《天問》《九章》等偉大作品；如果沒有創作出《離騷》《九歌》《天問》《九章》等偉大作品，屈原的偉大人格可能也會被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因此，《文心雕龍·辨騷》說：“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劉勰正是看到了屈原的忠直人生和他創作的偉大作品交相輝映、相互成就的事實。

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屈原一向被視為忠直清廉的賢人而受到尊崇。《漢書·古今人表》把古今名人分為九等，屈原位于孔子之后，是僅次于“圣人”的“仁人”。《論語·子張》載：“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于日月乎？’”在中國文化史上，人們將孔子視為“日月”，而屈原則是唯一可“與日月爭光”的人。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原對自己的志潔與行廉是非常自信的。《漁父》說：“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志潔、行廉就是“清白”，這是屈原的自許，后世也高度認同屈原對自己清廉潔白的評價。司馬遷等強調屈原的清廉是處污泥之中而不受污染，是可與日月爭光的高貴品德。班固認為屈原自投汨羅，就在于屈原“不忍濁世”。東漢王逸除了推崇屈原“忠”“賢”之外，尤其強調屈原的“清白”“清高”。《楚辭章句·離騷序》說，屈原“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沉而死”，“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清白、廉潔、忠直的賢人形象，是中國文化史所確立的屈原形象最基本的內涵，也是中國古代對士大夫模范人格的基本要求。作為戰國時期楚國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屈原正道直行、憂國憂民、追求美政、九死不悔，這些品質與追求都深刻地影響了歷代中國人的人格建構。近代以來，有學者意圖給屈原打上法家、改革家、道家等標簽，但這并不能準確反映屈原的精神實質。屈原是戰國時期孔子思想的忠實繼承者，屈原的美政理想所表彰的唐堯、虞舜、禹、湯、文、武，正是孔子所構建的道統的源頭。

在屈原的作品中，屈原處處以孔子的思想和精神境界激勵自己。《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司馬遷記載了屈原和漁父的對話：“屈原至于江濱，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司馬遷的這個記載，是根據屈原《漁父》而作。在《漁父》篇中，屈原清楚地交代他之所以有這樣的遭遇，是因為“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楚國的君臣都是混濁的糊涂人，而屈原是清白的；楚國的君臣都是喝醉酒的人，而屈原是清醒的。

這段經典的對話流傳千古，它讓世人看到了一個忠誠而無奈、遺世而孤獨的衛道者屈原，讓世人感懷于一個百折不撓、九死不悔的孤勇者屈原。至此，屈原成了中國人文精神的象征，與日月同輝。而他的愛國情懷、堅持真理的精神與寧死不屈的氣節，高揚千古。

（作者系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中國屈原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