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案件中，財產查封作為一項重要的強制性措施，應該精準指向《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犯罪所得及相關涉案財物，然而實踐中，因為辦案機關對法律適用的理解偏差，偵查慣性或案件復雜性等因素，擴大化查封、關聯性推定查封等不合理現象時有發生，導致合法財產被錯誤查封。當個人房產、企業賬戶甚至親屬財物突遭不合理查封時，當事人往往陷入困惑與焦慮，我們應該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這不僅需要從程序啟動的細節處著手，在證據中尋找突破點，還要學會用法律規定的監督機制，用靈活有效的辦法和專業的方式去維權，我給大家兩點建議。

第一，遭遇違法查封的第一時間，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你覺得不該封的想法，寫成一份實實在在的書面材料，這是維權的基礎。提出財產不應查封的異議必須采用書面形式，實踐中，若僅口頭告知辦案機關異議，可能因缺乏證據遭其推諉，以無記錄證明曾提出異議為由忽視訴求，而提交書面材料具有雙重作用：其一，留下程序痕跡，書面文件可作為已主張異議的直接證據，避免陷入是否提出過異議的爭議；其二，書面文件能為辦案機關提供明確的審查依據，使其在內部研究、向上級匯報時擁有可參考的文本，便于異議事項被納入實質處理流程，提升問題解決的可能性。

第二點，我們在提交異議時候最好有附有相關的證據。在刑事案件中，面對財產被違法查封的困境，很多人會從無罪推定原則出發，認為在法院判定有罪之前，證明查封合理性的責任應在辦案機關，自己無需自證清白。這種想法固然符合法律邏輯，但在實踐中解決問題時，主動提供相關證明材料才是推動財產解封的有效方式。例如在財產類犯罪案件中，房產和銀行賬戶是最常被查封的對象，如果房產一旦進入司法拍賣程序，房產價值將大幅縮水，首次拍賣按市價75%定價，二次拍賣更是低至60%，原本價值百萬的房產最終可能僅能賣出六十萬，與自行出售的價格相差懸殊，因此，盡快證明房產不屬于涉案財產申請解封至關重要。

那么對于房產被查封的問題，我們應當如何證明呢？我個人認為是很容易的事情。現今房產價值動輒百萬千萬，普通人購置房產時，一般都不會選擇使用現金交易，而是通過銀行轉賬完成，這就使得購房合同的簽訂時間，首付款支付記錄，房產證登記日期等信息都有據可查。比如，如果辦案機關指控犯罪行為發生在2020年，而房產早在2018年就已經購買，且資金來源合法，那么僅從時間維度就能清晰證明該房產與犯罪行為不存在關聯。再比如，即便房產購置時間在犯罪指控期間，但能提供銀行流水證明購房款來自親屬贈與，同樣可以排除其作為涉案財產的可能性。在實際代理案件過程中，只要房產確實與案件無關，當事人幾乎都能通過完整的證據材料實現解封；反之，若無法提供有效證據，往往意味著該財產確實涉及案件。

在實踐中，除了被告人本人的財產，配偶、父母的銀行卡甚至醫保卡也可能遭遇連帶查封。遇到這種情況，親屬同樣有權申請解封，且在刑事訴訟的偵查、審查起訴、審判三個階段，都可以向辦案機關提出申請。然而在偵查階段，辦案機關常以案件尚未定論為由推諉，拒絕處理解封申請。此時，向檢察院偵查監督部門尋求幫助是關鍵。我之前代理的案件中有一個成功案例，我在辦案機關碰壁后，立即整理申請材料，并附上偵查監督申請書，依據《刑事訴訟法》相關條款，要求檢察院對違法查封行為進行審查，并給出書面答復，還明確表示若未得到回應，將向上級機關申訴，檢察院也無法駁斥律師提出的合理訴求，最終向公安機關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成功解封了當事人親屬被誤封的財產。這一案例充分說明，司法機關有時會因慣性思維忽視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主動行使監督權利，積極推動法律程序，往往能打破僵局，為維權打開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