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是一件大事。我只作為一個曾經讀過一點古書的人試提芻蕘之見。

一、歷史經驗

整理古書是古今中外久已有之的，不過方式不同，不妨粗略考察一下。

希伯來人（古猶太人）編訂《舊約全書》是一種整理法。后來基督教徒編訂《新約全書》仍是這種整理法。《舊約》是以“摩西五書”為首，然后排列各種史學、文學的宗教及非宗教著作。《新約》是以傳基督（耶穌）言行的四家“福音”書為首，然后排列《使徒行傳》和最大的傳教者保羅及其他使徒的著作，以預言未來的《啟示錄》結尾。這種整理法是分別主從依歷史總結一族、一宗的文獻，可算是尊經式的整理法。

古印度人雖不把書都寫下來，但口頭傳授也要結集。一個時期將結束時即自然編成總集。最早的《吠陀》古詩有各種編訂法。注意文體形式和主題的排列為的是便于背誦和引用。這種編集是以傳授家族和學派為單位各自分編。后來編訂古詩解說加上神人不分的歷史傳說，以及實用的禮法和學術歌訣也是這樣。因為多半不寫下來，往往后面的總結吞沒了前面的資料，各派傳授互有重復和矛盾，文獻常隨學派衰亡而亡佚。佛教也有過幾次經典大“結集”。這個詞的原文是“合唱”，即傳教的各宗師聚在一起共同唱誦所傳的經典和所守的戒律，以求統一。這是釋迦牟尼去世百年以至幾百年以后的事。為便于背誦，佛的說話多變成詩句，經文遵照固定的格式，以便記憶。這和《舊約》、《新約》情況差不多。那兩部書也是摩西、耶穌去世以后至少百年以上才編訂的。耆那教及其他教的經典編訂也都類似。這和前一整理法稍有不同，可算是學派尊經式的整理法。

古希臘、古羅馬當時自己沒有什么古籍要整理，只有類似歷史、地理、神話傳說等的史詩式口傳文獻的編訂。荷馬既是詩人又是編纂者。羅馬吸收并改編希臘神話也可算是一種古籍整理。羅馬時期基督教徒編訂《新約》，前文已述及。羅馬帝國獨尊基督教，將其他視為異端邪說，自然不整理古籍。文藝復興時期歐洲人才大量整理古希臘、羅馬文獻。這時各國分立，所以雖有古籍大量出現并編訂，但不集中合一。這種情況直到近代、現代整理世界古籍仍然未變。印度到近代開始印刷古書，整理寫本，也用的是這種歐洲方式，多半是校訂并用現代格式印行。各國所印古書極少是原來樣子，可說都是改編本。這可算是叢書式的整理法。

我國的大規模整理古籍，可從孔子算起，歷史悠久，規模宏大。正式進行首推漢代，繼以唐抄，宋刻，可說是外國的整理方式中國都有。既是尊經，又分學派，集成大部頭叢書。不僅背誦、抄寫，而且刊刻、流通。大量叢書式整理以至輯佚，從唐宋開始，明清更多。因此我們的古籍到現代告一段落時，在世界上，任何一國擁有本國古籍數量之多都不及中國。若不僅算漢族，加上少數民族的，數量更加驚人。因此，無論中外古今舊有的古籍整理方式都不完全適用。照那樣編訂，窮年累月，費時費力，會愈整理愈增多，愈繁雜。校勘、選輯、注釋、翻譯愈多，讀古書只怕會愈難，反而會使古籍湮沒，傳統“稀釋”，與整理古籍原意未必相合。已有的整理法不是不能用而是不夠用，需要改革。

二、雙重目的

二十世紀末期，社會主義中國，整理本國古代漢語典籍，應有不同于中外前人之處，不能全“仍舊貫”。先決條件是明確整理目的。整理不是為古人而是為今人，為后人。為什么人的問題決定了目的。這目的明顯有雙重：一是為專家和半專家（非本行的專家）；一是為一般人和青少年。后一項還得加上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教育內容和方法的改革能使將來青少年的本國語文水平質量提高而不降低，不至于只會講“拜拜”而不懂“告辭”。若沒有這一條件，整理古籍的意義就失去了一大半，只是為少數專家、半專家和古代作者了。假定有了這個條件，那么，整理古籍就可分為兩方面。一是為專家服務。漢簡、宋版、原刊、抄本、吐魯番文獻等的影印、精校、詳注等等。另一是為一般人及青少年服務。這種服務不要嚼飯喂人，而要引導。如同導游，要吸引游客自己用眼睛看，不過要從旁指點使他們容易入門不迷路而且產生興趣，不以耳代目。因此，翻譯古書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而且譯本自成一書，也不能代替原著。科技古書也許可以，但有些古書怕是不能譯成白話的，例如《說文》、《爾雅》。青少年需要的是引導他們去讀不可不讀的古代要籍，而不是替他們讀。若不是專門研究的人，不能全懂也不要緊（有的書本來無人全懂），只是要見真面目。游園的人未必能知處處古跡和每一副對聯、匾額的意義。不見原文只聽別人代講的方式，用在外國和外族的書上是無可奈何，用在本國和本族的書上，未必能使人滿意。古人說現代話難免有時令人發笑或則不知好在哪里。有些古書的現代譯文很好，但那只能算是譯者利用古人原料加工的現代著作，譯者實是新作者，不能算古人新著。標點吃力而較能討好，但危險性很大。讀者未必能分別正誤而不入歧途。不少詩文的特點是拒絕照西文語法標點，只能“句、讀”。當然，古書還是可以而且應當有標點的，至少是斷句，尤其是資料性的書。注釋的問題更大。那已超出整理古籍本身的范圍，可置不論。若目的在為專家，一部一部整理下去，像劉向、劉歆當年那樣，自無不可。只怕是后繼乏人，將來不是為專家服務而是專家為自己服務了。現在主要問題在為一般人和為青少年這一方面。

三、新《書目答問》

任何專家出了本行都是普通人。古書不等于古文或古語，內容是分了“行當”的。讀本行的古書是另一回事。學中醫讀《內經》和普通人讀法不同。為普通人，不是要先講各專行的內容，而是要先給他一份導游圖（不只是路線圖）。張之洞的《書目答問》是古代最后也是最合后人用的一部書，只是不合現代人用，所以要重編一部新的《書目答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或則《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還有“新四庫提要”，不論有多少缺點，也是古代最后最合后人用的書，但也不合現代人用。所以新的《書目答問》要兼有“答問”和“提要”二者之長而避其所短，不僅列目、解題，而且要合現代人用。可以分時代或分方面編寫。這可使青少年從大中學課本中走出來前進一步，知道中國單是漢語便有多少重要古籍而且有讀的途徑。這對于愛國主義教育和減少民族虛無主義傾向也不無益處。我曾就漢譯佛教文獻寫過三篇文章，惜拋磚未能引玉，大概拋的只是一把塵土。

四、新索引、圖、錄

要查資料需要索引，美國編了不少“引得”，日本人也編，歐洲人也在編。我們都可以利用。但這些是為按題尋查資料之用，而且顧及外國人不熟悉中國古書、古文的條件；所以為我國人閱讀古書，需要另有一種索引，展示內容，但又不是目錄或佛教徒所謂“科判”，而是一種示意圖。這樣的“索引”可以有不同形式，可以是圖或錄，內注卷、頁便查。例如《水經注》和《徐霞客游記》即需有圖。有的書可列表。例如“歷代法律書錄”，從《書經·呂刑》到《大清律例》，附加《洗冤錄》，可列一覽表。這些新索引可使人一覽即知全貌。不可求詳致陷繁瑣，以簡明為好。不便定者存疑另注。這不是為外國人抄中國資料，而是為中國人迅速知道自己古書內容，以定去取。這工作不需要很多錢和人，但所需要的人要有能力。能力可以在工作中培養，只是要趕快，不然，怕找不到培養者了。這不能仗外國人。

五、文獻和文物對應

整理古籍不是為古人，而是為今人理解古代以適應當前和今后的需要。現在世界上，尤其是中國，文獻已不是古代知識的獨一無二來源。但中國古文獻特多而文物又極豐富，正如車之兩輪。近些年來我國考古發掘成果繁多，今后還會大大增長。國際學術界對此艷羨之至，而我們似乎都委之于考古學者，而且將文物作為旅游道具。魯迅、鄭振鐸、向達、陳夢家、沈從文等非專業考古的學者早已注意并作努力，可惜只有個人之力，收效不大。現在整理古籍何不將對應的文物并列？不必要求完整、全面，那在今天尚不可能。不僅文物，文獻也是一樣，都是在發展中的。迫切的是先有文獻文物對應目錄，迅速建立金石學（碑銘學）。當代不乏能登高一呼的淹博學者，而且各種學會繁多，何不注意及此？例如民族古文字工作所投力量不大，近年即有成績，可見事在人為。其他方面，如藝術、醫藥、天文歷法等等的古籍與文物對應整理也很需要。要緊的是目標和效率，而不是機構和經費。人才第一，有人便有學，招牌是虛的。

六、整理和研究并行

不研究不能整理，但研究又談何容易。為整理古籍究竟有必要作什么研究，作到什么程度？當代不少老學者多聞博識，指導中青年，要求效法，往往使后學者嘆息“宮墻萬仞”，無門可入，或則“兀兀窮年”，成效不大。甚至有的青年想放棄傳統，不讀古書。這是因為彼此所處時代不同，根基有別。“五四”以后學者尚可追“乾嘉”，解放以后學者就很難照樣趕上。二次大戰以后，國際學術界雖有的繼承舊業，卻也有的面目全非。校勘、訓詁以至排版、印刷也許都出了舊范圍。因此，培養新生力量不能完全仍用舊法。前人童年背誦五經、四書、三史的大部分，現在青年已不可能。本行之外還得加上馬列主義、外國語、科技知識、社會工作，負擔太重。若再將古今隔絕，課程各霸一方，考試繁多，論文劃一，這幾乎是要求青年有多重人格，會七十二變。戴震不過要學八股，還未考中進士（進四庫館時只是舉人），哪有這么多負擔？所以今日勢必需要將整理和研究及其他通聯一氣，使青年如有地圖在手，領航員在前，方向道路明確，心中有數，興趣盎然，志氣自必高漲。由此引導而不是指令，事半功倍，而不費時費力于無用之地。總之，目的、方法的實現在人不在書，關鍵是效率。有效勞動一可當十，無效勞動十不抵一。事事如此，整理古籍何獨不然？

縱觀中外古今，凡是文獻大總結之時（漢代、文藝復興）都顯出舊時期結束而新時期開始。這不是隨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是歷史規定的進程，勉強不來的。我國整理古籍任務繁重，大概還需要一段歷程，只能逐步前進，不便企望過高。以上不過是冒昧妄言，聊供識者一哂而已。

一九八六年三月

本文原見于《金克木文集》第五卷，轉引自“學術與社會”公眾號，